汉朝，会书法即可为官

汉代是我国经过先秦全国大动荡之后相对安定的历史时代，也是特殊的书法历史时代，全国处在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控制之下，局部的内乱外战虽然不断，中间还经历了王莽改制和全国性农民战争，但相对而言，文治是主流。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对社会交际活动工具如文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字教育(读和写)成了社会教育的基础的、主要的工程之一。在教育普及的前提下，书写群体日益扩大，这就从根本上为书法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王羲之的十七帖

在殷商时代，掌握文字功能的是极少数的巫祝，文字的应用也限于奴隶主上层贵族的范围。到了周代，有了保氏国学制度，(保氏为周王朝管教育的官吏)。这种官办学校对学生进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书”，据《汉书·艺文志》云，即“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的。“造字之本”。“六书”云云大概是汉人的以今解古，周代还未形成这样的理论概括。但周代学子要学习文字结构知识；书写方法与技巧，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能享受这种教育的，也只限于极少数贵族子弟。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教育制度出现了一大变革，孔子首创“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教育普及到寒门，读写人才更为众多。

到了秦代，以法律形式规定学童必须具备书写技巧和阅读能力，并将这种能力作为选拔官吏的必要条件。秦祚短暂，这一律令未及充分贯彻，但秦代下层官吏，特别是像喜这样的执法吏，他们的识文断字及书写技巧显然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汉承秦制。《汉书·艺文志》云：“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史”为文字秘书、文书一类的官职，“九千字”云云亦颇吓人，这可能是误记，因为直到西汉末年，经许多文字学家搜集，汉字也只有5300多个。

但在西汉，文字讽读及写技作为学童必修课程和选拔官吏的基本科目，确已成为定制。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汉时初教学之馆，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课本)用《仓颉》、《凡将》、《急就》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于是，在西汉做官有了个新的标准，即“善书”，也就是字要写得好。大约早在汉文帝时代，这个标准就普遍实行了，贾谊曾有“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新书·时变》)的愤慨，意为何必具备孝悌善良的品德呢，只要会写字就可做官为吏了。

汉武帝时的张安世“用善书给事尚书”(《汉书》本传)，他因为善书而做于大官，也是书家入史的第一人。汉代隶书也叫做“史书”，西汉时还有句讽世俗语云：“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汉书·贡禹传》)从反对声中透露了书写价位的提高。西汉童子习字，其目的当然不是当书法家；以书选士，当然也无关于审美；所谓“善书”，也无非是对通行正体的倡导，其标准也无非是工整，且服务于官府公文的需要；但这种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的实施，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极大地开拓了审美探索的空间，鼓励了书写者的队伍的扩大和艺术技巧上的精益求精；自此而后，各代对这一举措继承和发扬，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书法英才，成就了书法史2000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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