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2019年7月2日晚，受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主任谢路军教授邀请，计算语言学家、命理文化学者陆致极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题为“解读中国文化构成的密码——浅谈中国命理学”的学术演讲。本文系根据录音和讲座课件整理，将分次刊载。（本文全文收入谢路军教授主编《在民大听讲座》一书）。有了十神关系的表述功能，命理学通过它们的运作，把命造内部的结构关系投向了现实的世界，用它们来刻画具体的人生百态。命理学主要是用两个网络来映射现实生活的：一个是六亲网络；一个是财官网络。先谈六亲网络。它涉及人的亲属关系。所谓六亲，这里主要指：父母、夫妻、子女和兄弟姐妹等，也就是主要的亲属关系。在命理学中，指示六亲信息的，主要是“星”与“宫”。所谓“星”，就是十神。它们被用来具体指称六亲的内容（见表6）。接着是六亲宫位，图示如下（图１3）： 
命理学通过六亲的星、宫的分布来具体挖掘命造六亲关系的信息。另一个是财官网络，主要指示社会关系，描写命主的社会层次、从事职业以及可能有的社会成就。“财”和“官”，这本是传统命理的主要课题。回溯历史，早期命理十分注重官禄（官爵），到了北宋后，基本上是财、官并重。财是指钱财；官是指官贵。它既是刻画人的社会地位以及财富的工具，也是传统命理世俗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这里，我们回到五行生克图中观察十神的分布。
事实上，命理学通过五行生克以及十神对现实生活的映射可以分为三大主要领域：（１）经济领域；（２）政治领域；（３）知识领域，或精神领域。从图１5中可以看到：（１）由日主与财星（正财、偏财）之间构成了第一个领域，是经济领域，涉及“我”的经济状况，包括工作、收入、投资、财产等。核心是“我”与“财”星。我与财星是“我克”的关系。【伤食生财】（２）由日主与官杀星（正官、偏官）之间构成第二个领域，这是政治领域，涉及“我”的政治社会地位、职业、官职、权力等。核心是“我”与“官杀”星的关系。这里，我与官杀之间是“克我”关系。【财官双美】【官印相生】（３）由印星（正印、偏印），经过“我”到伤食星（伤官、食神），构成了第三个领域，这是精神领域，也称之为“知识”领域。从印星到“我”，是“吸收”，由“我”到伤食是“释放”，它们属于精神活动范畴。
有了八字结构跟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这两个主要映射网络——六亲网络和财官网络，八字命理就可以扩展到人生的各个方面，展现它的描写和预测的功能了。当然，作为已经有千年历史的八字命理学，也承继和积累了丰富的分析理念、操作规则和技法，包括所谓“天干专论生克制化，地支专取刑冲破害”的刑冲会合系统、神煞系统等，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演绎系统，如图16所示。显然，八字命理学从理论到方法，已是中国传统术数中一门成熟的学问。
下面简单谈一下我在命理学应用方面所做的研究，求教于大家。个人的出生时空与其健康之间的相关性，是我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如图17所示。
人具有两个生命体：一个是父母给的遗传生命体，也就是这个有血有肉的“有形”身体；另一个则是天地给的：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后者是一种“无形”的生命体，即“自然”遗传生命体。西医关注前者；中医关注后者。正是有形体的肉身跟这无形体的“气”乃至于“神”的结合，一阴一阳，才构成了真实的生命。《易经》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就是生命。换句话说，“有形”和“无形”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形神俱备，才构成了人的真实的生命活动。关于这个有形生命体，现代医学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基因工程方面，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生命“说明书”。那么，对于无形生命体，尤其是它的初始状态———“时空基因”呢？它跟我们的健康和疾病有什么关联呢？我开始寻找和探索时空基因与先天体质和潜在疾病倾向之间的相关性。这里，简单地介绍我对时空基因与疾病的相关性的研究。我所用的是大数据的方法。当今大数据时代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首先我收集疾病案例，它们都包含两个主要内容：（１）患者的出生时间，即年、月、日以及出生的具体时间或时辰；（２）所患疾病。以下是属于七类常见病的９８６例请况：
接着，对样本进行计算机处理：第一步，依赖于命理学的知识，我将所有案例的出生的时空结构（时空基因）转换为含有１１个变项的数组。举例来说，我的一位朋友（案例１）：男性，上海市人，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午１２：４０出生。他出生的四柱时空结构是： 
作为统计案例样本的输入，需要经过以下编码和转换流程，将它转换为一个含有若干变项的数组结构。下面是编码流程：
经过编码程序，案例的时空结构就转换为一个含有１１个变量的数组结构。根据“易医同源”的原则，五行对应于人体的五脏如下：
我们对所有七类常见病的９８６案例都做了这样的数据转换。第二步，用模糊聚类算法对这些案例数据进行分类和筛选。模糊聚类分析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数据处理方法，它已经成了当前数据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计算机程序操作，我们得到了七类疾病２９个小类，共７５５个案例。见下表：
第三步，求取大类案例、以及小类案列变量数组的平均值，即基本式。这样，每一类案例的１１个变量的均值数组成为这个大类或小类的基本式。于是，我们有了７个大类疾病的基本式以及２９小类的基本式。以下就是七类疾病的大类基本式：
有了这样的数据库，我们就有了对个人先天疾病倾向进行“预测”的基础了。对于任何一个新的案例，只要把它进行数据转换后，输入这个数据库，进行数据比较运算，程序会自动输出判断的结果。这里采取统计学中的Logistic回归分析（逻辑回归）来实现程序的预测。比如上述的案例１（男性，上海市人，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午１２：４０出生），经过程序运算（跟２９小类基本式比较），其输出结果是：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的确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病、糖尿病。可见他在后天实际患有的疾病，在他出生时的时空基因结构中早已有“印记”了。这项大数据基础上的计算机统计研究带来了不少十分有益的启迪。这里仅举一点。我们发现：五脏相克关系的失衡和偏颇是造成后天疾病的主要线索。根据中医的五脏病学，一旦五脏出现了“太过”和“不及”的状态，正常的平衡就破坏了，人体会出现病理现象。五脏病学把这种病变归纳为三类：（１）本脏自病；（２）五脏相生关系失去平衡的病变；（３）五脏相克关系失去平衡的病变。这三类加起来共有１０种关系(见表14）：
对照上述七类疾病先天基本式的特征，以上病变集中在——五脏相克关系上的失衡或偏颇上，尤其是第９种“不及”中的“反乘”，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什么是“不及”中的“反乘”？以上见到的情况都属于本脏“我”很弱（不及），而“克我”之脏处于太过状态，故“反乘”于“我”侮而乘之（图20）。比如，肝系病基本式的五脏分布（金胜克木）如图２1和图２2所示。显然，五脏生克逻辑上存在的１０种关系中，这种由于自身弱而“己所不胜”（克我）侮而乘之的情形显然占了主导地位。这是时空基因图谱显现出来的五脏病变的主要倾向。它可以佐证中医实际临床中遇到的情况。这显然是大数据研究所揭示出来的结果。
此外，应用大数据分析，我们还发现了原来并没有注意到的现象。比如，我们对肝癌、肺癌、胃癌案例（２８３例）进行运算，然后把这三种癌症的基本式跟肝病、肺病、胃病案基本式做一个比较，发现癌症病类在差异度方面数值基本上都远大于非癌症病类。“差异度”是指五行内部阴阳的差异状况。如下面一位肝癌患者的先天五脏阴阳分布图（图２3），比较充分地彰显了这种信息。从图中可以观察到，心、脾胃、肺等脏腑内部阳与阴之间相互对立（阳盛阴衰）十分明确，它佐证了癌症患者先天时空因素的这种特点。可见五行内部的阴阳差异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显性指标。
《疾病早知道》根据时空基因中透露出来的先天疾病倾向，结合外部气候五运六气时段的变化，提出了和制定了与时俱进的个性化的养生策略，以期实现中医“治未病”的理想。 
最后，谈谈对八字命理学的认识。第一，对于命理学的认识。命理学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门“绝学”。但命理学的描写和预测并不是百分百的精确的。已故台湾命理学家梁湘润先生说过：“命理大约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或然率而已。”这是十分中肯的话。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命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研究的对象是人，以及人的生命活动、亲属关系、社会活动等等，其涉及面的庞大、细节的复杂，加上社会本身的变迁，决不是几条规则或公式可以刻画的。其次，也有命理学应用的方法论的问题。对于方法论问题，我们从大的方面，或者从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做个比较。现代科学或西方科学，在认识论上采取的是主客二元对立的立场，应用的基本方法是抽象思维和实验室的实验方法。若进一步观察，它们大都是从有形物质的“体”出发，是在一种“体”的层面上，研究各种不同种类的“体”的结构、形态、性质及其运动规律。“体”作为有形的实在，是以空间属性为主要特征的。因为是空间，它便于切割，便于还原。故它对系统的了解，是从形体的构成和相对静止的角度获得的。可以把它们归结是一种“空间—结构—静态”的认识模式。这或许跟历来被认为西方文明的故乡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有关。希腊处于地中海，航海是至关重要的。航海带来了几何学的发达。重空间是它的认知倾向。另一种是在“象”或现象层面上，来认识客观事物以及它的流变。这是从时间的角度去观察“象”或现象。时间是个过程，是一个“流”。诚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它要表述的是“万物皆流”。在这种情况下，对系统构成的了解，是从动态过程和整体的角度获得的，是以时间和整体为本位。这是东方的一种“时间—整体（功能）—动态”的认识模式。这或许跟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农业社会有关；重时间是它的认知偏向，它注重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刘长林著的《中国象科学观》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科学源流，有系统的发达的科学思想，他称之为“象科学观”。中国象科学的哲学基础，即中国传统的认识论，集中在《周易》和老庄孔孟的思想中。中国认识论的三项基本原则：命理学的研究确实具有中国“象”科学的特征。它重视“象”（现象），重视时间，用时间来统摄空间。这是它的认知主线。犹如“象”与实际现象的多种对应关系，而时间稍纵即逝，所以命理的刻画也往往带有主观性和模糊性。这里也体现了命理学的难度：它是从有法到无法的过程，好比游人登山时从依靠登山拐杖到丢掉拐杖的过程。再次，目前采用的时空结构最小时间单位是时辰（两小时），存在“四同”八字的情况。因此，每一个结构也只能是一个“小类”了。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也不要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命理学是“迷信”，是“伪科学”。事实上，我在上面谈到的出生时间与健康、疾病的大数据研究，已经充分显示了两者确实具有十分密切的相关性。因此，个人出生的时空结构联系着他的生命信息，是根植于东方古老文化沃土中的一个伟大假说，是中华先人的智慧。近两千年来命理的理性探索，本质上对这一假说的实证。囿于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的限制，古人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现在正是运用现代科学思想和科学工具，对它进行“新一轮”实证的时候了。这应该是今天中华文化复兴大业中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研究项目。对于这个课题的突破，将是一种东方哲学对现代生命科学的贡献。第二，对于命运的态度。如果说，命运是某种自然律。尽管并不那么确定。那么如何对待它？二千多年前，孔子说：“不知命，何以为君子也。”可见孔子把“知命”看作是具有“君子”人格的人的一个重要条件。“知命”的人，应该是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既然生命过程带着时空结构的印迹，那么“知命”者可以通过适当地调节他所处的外部的时空环境，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这就是已故的邵伟华先生常说的：“在有利的时间，去有利的地方，办有利的事情。”从主体方面来说，“知命”者还可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对变动的环境做出适宜的应对。明代袁黄的《了凡四训》就是一种知命、立命的态度。其实，传统命理学是按世俗的价值观来刻画人生的轨迹的。命理学中财官网络的判断正是这种世俗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然而，“知命”者不应当被这种价值观所束缚。所以，“知命”者，并不“唯命”。他们注意充实和提高自己，以豁达的胸襟直面人生，同时也善于处理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一个真正的“知命”者，应该努力超越当下的生存状况，或者说，应当敢于超越自己个人的命运，由“人道”向“天道”回归，在“有限”中去追求和实现“无限”。当然，这是多方面的。比如道家，《李虚中命书》中说：“出五行之外者，生死在乎我”。这反映了道家超越的观念（“生命在我不在天”）。再如，宋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指出，志士仁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是大道的追求，是一种真正的超越。它也是中国哲学的真谛所在。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至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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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解读中国文化构成的密码———浅谈中国命理学（二）发布于2021-04-19 23:2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