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对中国人而言，意味着团圆。无论是在外打拼的异乡客，还是求学于外的学子，平平安安回家过年是最大的心愿。随着现代交通业的发展，人们出行方式逐显多样化，出行时间也大大缩减，很大程度上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

面对“天各一方”的距离，人们特往往羡慕神仙们可“驾鹤飞天”，一去几万里。本文讲述几位道教中神仙的坐骑和其形象来源，以此为你的旅途增添几分乐趣。

八仙之中，张果老是倒骑毛驴。据记载，张果老实有其人。他本名张果，号通玄先生，坐下一驴，可折叠，藏于巾箱，用时拿出，可日行数万里。

张果老何以倒着骑驴，究其原因，说法很多。笔者非常推崇“万事回头看”的解释，道出了一番人生道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道教神仙传说，在现在看来，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驴作为古代生产、交通工具，较为常见。比起其他神仙的青牛、老虎、麒麟等，驴更加贴近人们生活。驴伴随着张果老亲民的神仙形象出现，还与驴的另外一层文化意义有关：文人爱驴。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爱驴成风。《世说新语》中：“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说的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璨，生前爱听驴叫。曹丕为寄托其眷慕之情，在葬礼上与众人相约学驴叫为其送行。可见，魏晋之士的行为确实让今人匪夷所思。

到了唐朝，李白、杜甫、李贺、贾岛等一大批诗人都以骑驴为尚。其中也因为骑驴本身是一种清贫乐道的状态，被文人推崇。

明代的张岱在《夜航船》里记载，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在文人的演绎之下，骑驴也变城了“归隐”的代名词。

文人书画之中，都以骑驴为意象抒发自己的情怀。到了近现代，文人骑驴的风尚不减，朱自清、梁思成、林徽因、梁实秋都在生活之中以驴为伴，可谓有魏晋遗风。

可见，神仙骑驴的形象，本身就是人们寄托着一种飘逸与洒脱的处事态度和清贫乐道的生活状态。

道教神仙中，有位白须老翁，可谓是“慈颜善目、和蔼可亲”，其坐下常以鹿，这便是福禄寿三星之一的寿星。鹿，是长寿的象征，常与寿星为伴，以祝长寿。

《抱朴子》云：“鹿兽千岁，满五百岁则失其色白。”《述异记》亦云：“鹿一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化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

鹿性情温顺，安于自然。人们将理想生活愿望与鹿的自由于天地间、悠然自得的生存状态相联系。《庄子·天地》中有载：“至德之世，不尚贤；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除此之外，鹿在楚文化中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楚地盛产麋鹿，《山海经·中山经》记载：“荆山，其兽多闾麋鹿”。先秦时期的云梦泽地区，水草肥美，为麋鹿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屈原在《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在楚国，鹿已是士大夫们争养的宠物，其风潮可与现在养猫、养狗相比。

在《考古学论文集》中，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出土距今6400年前的人骨伴葬有蚌塑龙、虎、鹿图案。引用《抱扑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轿灵应经》里面对道士使用龙虎鹿三轿的记载，认为濮阳蚌塑龙虎鹿图案，就是道教“三轿”的渊源：“道教的三轿主要是作为上天入地的乘骑工具，原始的道土，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也是他们召唤使用的三轿”，明确指出了二者的源流关系。

《太上登真三轿灵应经》：“夫鹿矫者，常也。能助奉道之士，日行千里。遇鹿者，能採灵芝，自知其方位远近。鹿到有灵芝处地上，其鹿自经三遭，其芝草自不能走之。而依法採食，其灵芝自得，长生不死。如不得此法，其灵芝不能服矣。”

道教神系庞大，其中还有如老虎、麒麟、白鹤等坐骑形象，在此不能一一列举。神仙坐骑作为神仙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生活、精神信仰息息相关，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焕发出新的文化意义。如上文老君坐骑青牛代表的“贵生长寿”，张果老倒骑毛驴中“清贫乐道”，鹿所代表的“吉祥如意”，都是共创和谐社会的民间精神来源。

随着我国高铁、民航、陆路交通的发展，虽然不是神仙们日行万里，却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出行变得更加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