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的故事，生命的觉悟——《红楼梦》思辨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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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衰的故事，生命的觉悟

——《红楼梦》思辨性阅读

吴  泓

如果把《红楼梦》放到我国古代小说系列里作比较就会发现，《西游记》写神怪，《三国演义》《水浒传》写男人，《红楼梦》写女子，而且是众多女子，即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等。试想一下，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备受禁锢摧残的旧时代，敢如此为女子立传，可谓石破天惊！

如果就《红楼梦》内容本身而言，说它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之集大成者，应该当之无愧。因为它诸景皆备：神话、宗教、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秩序、文学、音乐、绘画、园艺、建筑、服饰、饮食、医药、民俗、豪门、市井等，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可以说，要了解中国社会，《红楼梦》是必读之书。

那么，《红楼梦》究竟是一部写什么内容的书？采用什么样的阅读方法或遵循怎样的路径才能走进这部辉煌巨作？读懂它的切入口到底在哪里呢？

尽管《红楼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文化内涵也极其丰厚。但要准确给它定位，《红楼梦》则应该是一部抒写“生命觉悟”的大书。作者选择贾宝玉这个可怜的男孩（10岁入学至21岁出家），以其为主线“敷演出一段故事”，讲述了四大家族由盛及衰，众女儿由聚到散到亡，男人们委顿堕落，一批“脂粉队里的英雄”为挽救家族的败亡而前赴后继，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壮历程。然而，如果我们真要读懂这部大书，不仅要读懂这个故事，以及对故事细节作进一步地考察与研求，即作者说的“细按”，还要读懂作者或者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贾宝玉所思所想的一系列问题。因为这一系列问题，指向《红楼梦》的本质与内核。而这一系列问题仅仅在第一回里就或隐或现地以“神”与“人”、“儒”（仕）与“道”（隐）、“真”与“假”、“有”与“无”、“情”与“淫”、“好”与“了”、“荣”与“枯”等这些二元对立互补的概念呈现在我们面前。

通观全书，针对不同内容，我们至少可以统计出二十多对二元对立互补关系的概念：如天地间的“阴”“阳”；家族内的“盛”“衰”或“荣”“枯”；大观园内外的“净”“秽”；家庭的“宁”“乱”；人生的“聚”“散”；世事的“好”“了”；事物的“真”“假”和“有”“无”；性别的“男”“女”或“泥”“水”；品质的“清”“浊”；人物的“仁”“恶”和“正”“邪”；关系的“亲”“疏”或“远”“近”；叙事的“闹”“寂”或“动”“静”或“悲”“喜”；秉性的“情”“淫”；性情的“冷”“热”；追求的“儒”“道”或“仕”“隐”；所处空间的“槛内人”“槛外人”；还有宝黛钗的“木”“石”与“金”“玉”，等等。上述这些概念，有着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主要指贾宝玉）对人世间几乎所有问题的追问与思索。只有弄清这些对称概念的含义，才能算是找到了打开“红楼之门”的钥匙，才能真正走进或抵达《红楼梦》的思辨世界，领悟到它对生命的那种大悲悯和大觉悟。只读故事或细节，不对这些概念作深入探究，那只能算“升堂矣，未入室也”。

所以，我认为，要读懂《红楼梦》，必须循序完成从关注故事，到关注细节，再到关注文化这样的“三级跳”。

阅读小说当然会最先关注故事。《红楼梦》故事叙述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单纯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的倾向，转而描写大大小小的日常生活，如祝寿祭祀、婚丧嫁娶、提职升官、接风洗尘、年节小庆、诸人生日、点戏看戏、诗社小集，以及数不清的晨昏定省、儿女私情和愚妇口舌，等等。进而言之，《红楼梦》一反传统小说单线发展的线性结构，创造了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正是这种蛛网式的结构，让我们极易深陷小说叙事的迷雾之境。而采用分类、梳理的方法拨开迷雾，便可看清小说的叙事脉络，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这里试举两例：

例一，阅读《红楼梦》，很多人迈不过的“第一道坎”就是前五回。在前五回里，作者的笔触魔幻而神秘：一会儿仙界，一会儿人间，一会儿梦境，既充满了浪漫、诡异、离奇的色彩，又有着对现实生活的折射与映照，天上地下，虚虚实实，让人会一时半会摸不着头脑。而分类、梳理前五回的人物出场和故事情节（见表１）就会发现：作为这部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总纲，它大体出现了统领全书的三个神话故事、三个现实故事和三个过场人物（甄士隐、贾雨村和冷子兴）。作者通过这三个过场人物，将很多故事连缀起来，把镜头逐步推近贾府，把主要人物送入贾府。

例二，《红楼梦》第五回最后一支曲子《飞鸟各投林》写道：“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怎么理解这支曲子？为什么说《红楼梦》写的是贾府亡散（香消玉殒）败落（大厦倾覆）的故事？分类、梳理《红楼梦》部分回目（见表２、表３）便不难看出：“盛衰”“聚散”是这“一段故事”的总领，这支曲子是这部书大构思、大思辨、大寓意、大命运的总起或预言。

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在第一回里，作者在交代完《石头记》来历后便写下一首诗，诗的末句“谁解其中味”，表示了作者对读者能否理解这部大书的几分担心。而且就在这一回开头，作者还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读书方法，“细按则深有趣味”。作者为什么说需“细按”才能够“深有趣味”？《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呢？

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把《红楼梦》定义为“人情小说”。《红楼梦》这部“人情小说”的最大特点：作者在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不只是写一两个人的互动，如宝黛二人的相互置气等；更多的是写一个家族老老少少一群人，如在宴集或聚会上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在一起彼此间的互动。而这些互动体现在人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的细节里，表现在一个人与其他人、与周围环境等发生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面对这些描写复杂、微妙人际关系的文字，就得“细致地考察、研求”，不然，就不能体会到书中的趣味，进而也不能读懂这部大书。这里，给出“细按”的两种方法，举出关注细节的实例作简要说明。

第一种“左顾右盼”。细致考察人物的语言、行为等，查看其与周围或在场的其他人物关系的亲疏、远近。

如第三回，在以贾母为首的重要女眷，隆重迎接外孙女林黛玉进贾府的这一盛大场面，王熙凤一出场便拉着林黛玉的手细细打量一番，然后对大家说：

王熙凤说的这番话，仅仅是在称赞林黛玉的“标致”和那“通身的气派”吗？显然不是。你看，她刚说完那“通身的气派”，便立刻把林黛玉这种天下难得一见的气质与贾母挂起钩来，表面上是在赞扬林黛玉，但骨子里是对贾母的极度讨好和奉承。而且在讨好、奉承贾母的同时还不忘连带夸赞了迎、探、惜三姐妹。就这么短短的45个字，竟兼顾了老小好几重关系，让刚入府的黛玉释然、开心，让老祖宗乐开了怀，还让三春姐妹很有面子，这样的一石三鸟，滴水不漏，需要极高的智商和情商，真是令人叹服。

同样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与王熙凤比，薛宝钗就显得稚嫩、欠老道。如第三十五回，宝玉挨打之后，众人往怡红院探视。宝玉想吃荷叶莲蓬汤，凤姐吩咐下人做，贾母笑说凤姐做人之巧。宝钗在一旁笑道：

宝钗说的这句话与贾母也挂起钩来，显然也是为了讨好、奉承贾母，可当着贾母和众人的面贬低凤姐，贾母就不乐意了。结果，贾母没接宝钗的话茬，却掉头去挤兑宝钗的姨娘王夫人，然后转回头又捧了凤姐一把：

之后，虽然有宝玉出来替母亲说话，贾母又说了“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以及王夫人补充“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样的好话，但听话得听“话外音”。此时的贾母真的是在称赞宝钗吗？未必。不然，那么聪明的宝钗怎么在听完这句话后会“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呢？其实，在小说里，宝钗还有不少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时候。而《红楼梦》写人情世故，说白了是在写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第二种“瞻前顾后”。细致研求事件的发生、经过等，特别要细察其他人对事件的情感、态度或价值取向。

通观全书，宝黛爱情的发展经历了“前世情定—两小无猜—相互试探—情投意合—泪尽夭亡—悬崖撒手”几个阶段。宝黛爱情的转折发生在第三十二回。袭人和湘云劝宝玉读书、考试做官、“应酬世务”。黛玉在背后无意听到宝玉评价自己不说这样的“混帐话”。随后作者便写了一段宝黛爱情互动“放心”与“不放心”的话题。至此以后，宝黛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相知、默契、信任的感情，置气、拌嘴也就再没有发生过。如第四十二回，宝玉看到黛玉头发凌乱，不明确提醒，只是用一个眼神暗示，黛玉便知道去对镜“抿了两抿”；第四十五回，宝玉连续三问，不待黛玉回答，也无须回答，彼此便心照不宣；第四十九回，黛玉将与宝钗“闺蜜谈话”和盘托出，竟毫无保留；第五十二回，作者一笔带过写宝黛二人相互关切。当然，在这中间的第五十七回还穿插写了惊心动魄的“紫鹃试玉”，让贾府所有人都明白宝黛无法拆散。但进入第六十回以后，为什么我们看到宝黛见面的情形都是宝玉“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早滚下泪来”；黛玉“脸上现有泪痕”；二人“不免无言对泣”？是什么事让这对可怜的人儿相见时竟“无言对泣”？是个性缺陷（宝玉过于懦弱），心理扭曲（黛玉过于敏感），还是社会或周遭环境的逼迫？不是早有黛玉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会不会是后来鲁迅说的陷入了一种“无物之阵”？要知道，在旧时代，两位年轻人的婚事不仅是两个人的事……

我们不妨看看在后边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王夫人问凤姐的一段话：

从王夫人问凤姐说晴雯“像你林妹妹”这五个字，我们便可想象王夫人对这位“小丫头”有多么的深恶痛绝，也可推断王夫人对林黛玉在很早就有着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

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红楼梦》“直接继承发扬了老子的‘二分法’与‘对称论’”；曹雪芹所设定的人我、尊卑、情爱、男女、贫富、荣辱、兴衰等对称概念的思想“没有愚昧的‘绝对化’”，有的“只是一种宇宙力量的变化与‘二分对应’的互相‘消长’”。而美国著名学者浦安迪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认为《红楼梦》最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二元对立互补（阴／阳、寒／暑……）和周期循环往复（五行、四季……）的文化思维模式。可见，我们要读懂《红楼梦》，就要进入它的文化思维层面。

如前所述，《红楼梦》这些“二分对应”或“二元对立互补”的概念，确实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种依存关系也如学者何可思所说：“每个概念只有通过一个对立的概念才能得到理解……每一种事物只有通过一种关系才能存在。”然而，作为一部写人情的长篇小说，《红楼梦》这些概念的意义不是透过逻辑分析、论证来归纳总结，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展开来呈现。作者在这样一幅末世社会的文化全息图景中，建立起一个由“互补二元性”与“多项周旋性”构成的思辨世界，也树立起一面由二重或者多重概念构成的、作者和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灵镜像”，一如跛足道人送来的一面叫“风月宝鉴”的镜子，或如怡红院内宝玉屋子里的那一面西洋的大玻璃镜子。这里，仅选出两组，即“金”“玉”和“好”“了”来加以说明。

说“金”道“玉”必得连带着说“木”道“石”。小说一开篇，作者就写了“石头变玉”的故事：女娲补天剩下了一块石头未用，一僧一道知此石欲下凡尘，便将其变成一块美玉携入人间。接着，作者又写了神瑛侍者灌溉“草胎木质”的绛珠仙草；瑛、草二位下世为人，于是，这人世间便有了宝玉黛玉二人。

原本是本质天然的“木石前盟”，可偏偏这来到人间的宝玉又是含玉而生，于是便“人玉合一”。可不巧，偏偏又来了一个带“金”的薛宝钗。于是，宝玉这块美玉便夹在了“金”“木”之间。既要维护“木石前盟”，又得拒绝“金玉良缘”，那美玉就只能回归到石头。于是，我们又看到宝玉在“玉”“石”之间被来回拉扯，在“金”“玉”之间不断抗拒，如他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还看到他不断地摔玉、砸玉，最后失玉的过程。而贾宝玉只有失去美玉，才有可能除却凡尘，回到他那赤瑕宫，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再次见到绛珠仙草（黛玉）。所以，可以说，“木石前盟”是宝黛爱情的前世约定，而“金玉良缘”则是薛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作者如此鬼斧神工地设置这样的二元对立互补、多项周旋的思辨迷宫，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再说“好”“了”。平心而论，《红楼梦》一开卷的这首《好了歌》并不深奥，它也就是将人世间让人最挂怀的四件事作了一个总结罢了。可接下来，作者让跛足道人说的一句话却让人颇为费解。跛足道人绕口令似的说：

若单说《好了歌》中“好”“了”意义的理解，倒也不难。可为什么道士把“好”“了”关联起来，说“‘好’便是‘了’”“若要‘好’，须是‘了’”就不好理解了呢？道士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而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小说中所写的那个末世社会。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心里肯定是抱着一种恐惧、痛惜、悲叹的情感的，如仅在前五回我们就可以察觉得到：第一回写的“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第四回写的“门子道：‘这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时，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你看，这不就是官匪一家、兵盗一体、拐卖横行、自然灾害频发的社会？而且，也是在前五回，作者三次提到了“末世”二字。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作者的情感与当时大多数人不同：除了恐惧、痛惜、悲叹，更多的是愤激，却又痛苦隐忍，甚至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同归于尽的味道。换言之，就是说在曹雪芹的意识里，“末世”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叹、可惜的，反而希望这个“末世”早日了结，“了”了也就“好”了！或许也正因为是这样，在整部《红楼梦》里，作者才尽情尽性地写出一个“树倒猢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悲惨结局。进一步说，曹雪芹是在诅咒那个始终逃不出周而复始循环宿命的旧制度、旧秩序，希望推陈出新一个新时代。所以，其“若要‘好’，须是‘了’”的思辨二重性实在是耐人寻味，令人深思。而那大观园的理想世界的构建算不算就是作者的最后一搏呢？贾宝玉叛逆与抗争的形象，为什么在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失败者的身影？中国的末世社会最终走向覆没，而新时代的曙光又从哪儿升起呢？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确实是一部通过写“世事人情”来展现“生命觉悟”的大书。它展现了作者体悟到的对生命的那种大悲悯和大觉悟；展现了主人公贾宝玉由“情悟”到“世悟”的生命大觉醒；展现了秦可卿说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盛筵必散”，以及连丫鬟们都知道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的至痛预言和结局。而面对这样一部让人“梦尽芳华故里、看尽繁华落幕”的伤感的书，我们可沉浸其中，但不可沉沦于此；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所谓积极的人生态度，就是哪怕知道生命本相是虚无荒诞也能深情地活着。”确实，唯知最后境，更惜当下缘，这也是《红楼梦》这部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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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盛衰与觉悟

吴泓  深圳市语文特级教师，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编写人员之一，2011年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著有《精神和言语共生——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专题百问：教学实施中的行与思》等。主持教育部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获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