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之“道”是古琴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徽宗《听琴图》

古琴产生于远古的伏羲时代，当时只称为琴，距今应有3000年以上。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琴的发展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创制之初，琴器十分简陋，弹琴的人也十分稀少。后来随着琴器的改良和技法的提高，弹琴人逐渐多起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对琴的弹奏有了更多的希望和要求，产生了关于琴的思考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被命名“琴道”。

“道”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而“道”的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老子《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平常生活中称为“道”的地方很多。比如道路。但老子说的“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观念，是人头脑里地东西。   

古琴和琴道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古琴是器，是形而下；琴道是观念，是意识，是思想，是形而上。器产生了“道”,“道”促进了器的发展和变革。在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琴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品。在孔子编辑的《诗经》中，在不少诗中表现了琴的活动。这个时代，文人和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他们认识到琴不光是娱乐，还有更高级更深层次的作用。于是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丰富了琴道的内容，对弹琴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立下了新的规矩。这使底层的人很难达到要求。于是，琴成了帝王、士大夫阶层专用的乐器。普通人则被排出了琴人的行列。琴成了小众的乐器。

桓谭的《新论·琴道》文曰：“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神农作琴。昔神农氏继伏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

汉代蔡邕所著《琴操》写道：“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这一段话，可能被有些人认为是封建迷信，是糟粕。其实不然。在汉代的时候，古琴刚刚掌握在文人士大夫的手中。他们要提高古琴的社会地位。既要提高社会地位，就要对文人士大夫，对琴人提出要求，立下规矩。当然他们认为是神农和伏羲氏创制了古琴。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传说，这是不可考证的。但可以肯定，在当时那个时代，称神农、伏羲氏制琴完全是为了提高琴的显赫地位，以利于统一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特别是在文人仕大夫阶层，强调要克服私欲，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而把琴器和天圆地平联系起来，把琴人的眼界开阔到宇宙大千世界，使琴人的世界观，天、地、人相互协调的关系都有了初步的认识。丰富了琴道的内涵。

随着古琴艺术的发展，琴人更加强调这一琴道思想，并且进一步被后世的历代琴家更为重视。唐代道士司马承祯的《素琴传》中继承了这种观点：“夫琴之制度，上隆象天，下平法地，中虚含无，外响应晖，晖有十三，其十二法六律六吕。其一处中者，元气之统，则一阴一阳之谓也。”这些思想都说明，在中国琴人心里，古琴不只是一般的乐器，而是具有承载人生理想与信念、寄托心绪与情思，磨炼心性与意志，陶冶情操与载道的“道器”。

当我们谈论这些观念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在两千年前的时代，那时几乎没有专业琴人，没有比赛，没有音乐会的演奏。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所写的《琴道》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认为古琴的构造、形状，以及任何与他有关的事物都与道契和。都是在表达某种特殊的含义或象征。中国人还认为琴声可以驱散心灵的黑暗，平息胸中的激愤之情。“他认为这就是围绕着古琴形成的思想体系。即是“琴道”。     

为什么古代圣贤在制造古琴的时候，不是提出娱乐。而一定要提出“禁”呢？可见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不仅社会秩序是相当混乱的。在统治阶级和文人仕大夫当中，思想也是比较混乱的。所以统治者希望以琴，以礼乐治理社会。伏羲氏 、神农氏制琴，周公制礼作乐，圣王以“德”教化人民，顺应天道与人心。《礼记·乐记》中谈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者；”德是人的天性，乐是德之光华。这样，就把音乐与道德品行等沟通起来了。桓谭《新论·琴道》：“琴七丝足以通万物而考至乱也。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

“琴者,禁也”，是传统古琴思想中最重要的命题。它强调了琴人应该自律，是琴人给自己制定的规矩。用古琴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规范行为是琴人的必修课。

“琴者,禁也”向所有琴人琴者提出了要求。规范了琴者的思想和行为。构成了古琴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这一观念在以后的大量的琴论和琴谱中都有体现。《左传》：“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滔心也”。《新语?无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这些观念率先对音乐和政治的关系追根溯源,并在古琴领域建立了礼乐思想。此后,音乐和政治、礼法的关系成为传统琴论所强调的重点问题。朱长文《琴史》：“君子之于琴也,非徒取其声音而已,达则于以观政焉,穷则于以守命焉”。《诚一堂琴谈?集论》“古之圣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琴学正声?指法精义说》“琴之为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近代琴家杨宗稷在著名的《琴学丛书》中指出：“琴学有修身养性之用，道也，非艺也。”这些论述都对琴道的深刻内涵作了概括。

琴人怎么样才能“禁也”，端正自己的心态呢？唐代司马承桢《素琴传》里指出：“琴者禁也，以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志，修身理性，返其天真。”明代高濂在论琴时所说：“故音之哀乐、邪正、刚柔、喜怒，发乎人心，而国之理乱、家之废兴、道之盛衰、俗之成败，听子音声，可先知也，岂他乐云乎？”要达到如此境界，不仅体现在技法的规范上，主要体现在弹琴者的心志与学问上。“正中平和”是文人音乐的审美理想，而其中的“正”，又是理想化的文人合乎儒道人格修养的标准。弹琴的目的就是要求在抚琴过程中达到扶正祛邪、陶冶性情的效果，使文人在弹琴的过程中得到趋于完美的人格修养。

如此诸多言论，都是阐明琴道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乐器本身，不仅能够正心、修身，而且使琴者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德能。这些理论的提出。把古琴的地位一下子提高到社会的高层。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专享的乐器。成为高雅，小众的乐器。但是，由于文人的参与，促进了古琴技法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古琴文献得以产生和保存。使古琴的音律和琴谱得以规范。使得古琴艺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这不能不说是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才形成的。

明代学者李贽继承、发展了庄子“法天贵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以“童心”说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视琴乐为抒发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突破了“琴者，禁也”思想的束缚。此命题出自《焚书》卷五之《琴赋》。有学者认为，这是对“琴者，禁也”的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明代李挚《焚书.琴赋》开篇写道：《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余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而不知手亦有声也。李挚还在文中写道：“同一琴也，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声何夸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声何惨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而谓彼声自然，此声不出于自然可乎？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兢），盖自然之道，得手应心．其妙固若此也。”

细细分析一下，我认为“琴者禁也”和“琴者心也”并没有矛盾。“琴者心也”提出的时间比“琴者禁也”晚了一千年。“琴者禁也”已经普遍被琴人认可。李挚在此基础上提出“琴者心也”是一个进步，是一个提高。而不是对立。“”在琴者思想已经规范，提出“琴者心也”，是指在古琴艺术创作方面要自由发挥，要真实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可以这样认为，“琴者禁也”是在道德养成层面；而“琴者心也”是在艺术表现层面。因此，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看成是相辅相成。在明代以后出版的琴谱中多数仍然论述“琴者禁也”。可见，“琴者禁也”仍然是琴界的主流思想。

关于“琴道”的内容，还有诸多方面可以分析。比如，通过琴曲内涵来提倡修德养廉。古琴音乐中不仅有儒家文化中的平和仁爱，道家文化中的清净超然，更有丰富的人生智慧。比如《梅花三弄》表现了梅花在冬天不畏严寒，在风雪中盎然开放的高风亮节的顽强奋进的精神；《阳关三叠》则描写了古代文人对友谊的珍重和诚信；《广陵散》通过一个复仇的故事表现了面对黑暗统治敢于反抗的慷慨豪壮。《平沙落雁》描绘出的沙白风清、云飞天远、雁阵从容的自然景象，让人听后天地一宽。而时而潺潺、时而汹涌的《流水》，其勇往向前的精神令人充满克服困难的勇气。  

还有大量琴曲中的故事：比如孔子学琴的故事。在老师已经认为学得不错，可以往下学习了。但是孔子不同意，认为理解的还不深。三番五次，反复练习，终于理解到了曲子的精髓。这种不满足一般，一定要精进的学习态度，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再如《高山流水》中伯牙和子期的故事，产生了千古流传的“知音”美誉。《杞桥拾履》表现了年轻人爱老敬老的美德；《鸥鹭忘机》通过一则寓言故事告诉人们要与人为善，不可存害人的机心。同时要爱护自然界中的生灵，维护天地人的和谐稳定。这类琴曲内涵中的故事很多，自然会影响到琴人琴道思想和品性的提升。 

古琴是中国古代文人最喜欢的乐器。文人不仅用古琴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且当作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工具。他们通过弹古琴让自己的心灵和古人对话，视古琴为忠贞不渝的朋友，甚至视古琴为自己的生命。古琴在文人心目中具有十分神圣的地位。琴人必须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而且这种道德操守的要求也要随身而行，以至“士无故不撤琴瑟”。因此，琴人首先应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受人们敬重的。这无疑是坚守“琴道”的结果。

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还需要宣传和贯彻“琴道”吗？我认为，“琴道”中体现的是高雅的胸襟、学识与修养，是历代文人们思想学识与人格操守的体现。“琴道”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被历代文化精英们不断丰富完善，使古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远超于其他乐器，古琴成为最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与文人精神的民族乐器。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力提倡琴人的修身养德，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实在是今天每个琴人生活中的重要课题。

当然，“琴道”受到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局限，有些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的要求，必须删除和改进。比如有些古琴谱中刊列的“十四不宜弹”，其中有“不进歌舞场”的规定，显然已经不和时宜了。这些应该删除。

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琴人，都要重视学习琴道，坚守琴道，都应把修身养德放在重要位置。每一个琴人都应该成为道德操守的模范。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琴人。

“‘琴者，禁也’的话，更凸显了文人重视它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件乐器，同时还是礼器，是修身养性的工具。当然，对此琴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有人强调古琴的艺术性，强调古琴是乐器，反对过于强调它的精神、修养的一面，更反对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工具。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但是古琴千百年来第一强调的还是‘琴者禁也’的理念，强调它是‘圣人之器’。我觉得，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种乐器，只有古琴这件乐器强调了它乐器性之外的东西，强调了它和人道德养成的关系，强调了它与人格、与自然的关系，我认为也无不可。”这是著名学者田青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说的。他在文章中还把古琴的精神提炼为“敬”字：第一，敬己；第二，敬人；第三，敬天地，敬自然；第四，敬圣贤，敬先人；第五，敬后人。从而完善自己的琴者之道德。我认为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琴道”一词已经变得很陌生了。有人提出要去掉古琴沉重的历史包袱，把弹琴的目的说成是娱乐，古琴音乐的标准是好听，这就从根本上丢掉了古琴的灵魂。琴道自然无从谈起。“琴道”概括了琴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琴人应该有的道德要求。琴道是保护古琴艺术健康发展的基石。

作为世界和中国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保护和传承时，不能只讲技法，而抛弃了“琴道”。要明确“琴道”也是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琴道” 只是方法，是手段，目的是提高琴任的道德，是守住几千年来古琴文化“琴以载道”的传统。阻止古琴的低俗话，娱乐化。在此，我们呼吁，每一位古琴家、古琴教师和古琴爱好者在研究、学习、传承古琴艺术的时候必须关注“琴道”的内涵。用“琴者禁也”来约束、审慎自己的思想和言行，知行合一，做合乎新时代要求的琴者，共同保护古琴这一块“净土”。

明代蒋克谦《琴书大全》记载刘向所说的：“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明心察，五约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 承担起琴者身上肩负的很重的历史责任。

这正是我们要保留和发扬“琴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