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里程碑：2019年古琴首次入高考题，上海、安徽高考古琴题

宋徽宗《听琴图》

2019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愿全国考生都能金榜题名。今年的高考充满对传统文化的敬意，考题中多现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而古琴也多次出现在考题中，疑似考生的网友在考试结束后纷纷表示：高考卷中见古琴，真好。

和古琴最息息相关的两道题分别出自安徽高考语文卷的知识题和上海语文卷的作文题。

安徽语文考题

（琴友们不妨试着回答，答案见文章底部）

上海语文考题

倾听了不同国家的音乐，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我由此对音乐的“中国味”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从而更有意识地去寻找“中国味”。

这段话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去认识事物。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上述材料的思考和感悟。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2019年上海高考语文卷

上海的这道考题，让考生寻找“中国味”。什么是“中国味”？“中国味”是我们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今天，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由音乐中浓浓的“中国味”引出我们对自己拥有的几千年民族文化深感认可与骄傲。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微博中为大家展示了这篇作文“最完美的标准答案”。

耐人寻味的中国味 

 作者：辛丰年 

如果不是倾听西方音乐，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可能自己也就不会对音乐的中国味发生兴趣，从此有意识地“寻味”。 

听了古琴曲，见到赵元任的《新诗歌集》，才懂得还有“中国味”这个题目。

……

比起《老悲调》来，《阳关三迭》可以说是古别离的音调了。自从听到卫仲乐弹的这首古琴曲，便深爱它那中国味的敦厚。但又觉得，这首明代流传下来的琴曲，曲趣虽和王维的绝唱相通，又并不全相似。它不像那种古代文士的淡淡的惆怅之情，倒更像近世俗人的伤感烦忧。从元明以后的戏曲、章回小说中，不难捉摸到这种人情味吧？正因如此，后来又听到用传统唱法唱这首琴歌，曲声果然更能传出那黯然魂消之情。

……

辛丰年，公众号：严锋老师2019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最完美标准答案！

辛丰年（原名严格）老先生曾给自己的定位是古典音乐的“导游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为《读书》《音乐爱好者》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而这篇“最完美标准答案”就刊登在《读书》1990年2期中。他在文章中写到了自己接触不同国家音乐后，对“中国味”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的经历。

严锋教授的这篇文章下有网友评论，最能代表中国味的乐器是古琴。你觉得最能代表中国味的乐器是什么呢？

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及考试大纲中，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教育及考察的重点，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规划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国的教育在积极的向传统文化靠拢。

2017年北京数学高考的“围棋”命题，2016年北京高考英语中要求考生用英语描写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2018年高考试题中“聚焦传统文化、传承家国情怀”的命题，近几年的备考试卷中多次出现以“古琴”为命题的试题。

为什么国家政府在大力推崇传统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关乎中国的崛起和社会的转型，它需要复兴，更需要传承。

琴棋书画，琴居首位。中国古代推崇正音雅乐，以"清幽平淡"为上，不以繁声热闹为趋。幽婉清雅的琴音背后是丰厚的文化底蕴。

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古琴在近几年慢慢赢得国民的关注。

我们在新闻搜索中搜“古琴”，发现有114000篇与古琴相关的新闻报道。

其中包含不少促进古琴复兴的“大事件”，如近几日在广州举办的包含古琴在内的近40项非遗项目的联袂演出；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古琴文化艺术委员会在中国园博馆联合举办的“清微澹远——中国古琴文化展”；青岛、四川等多个城市博物馆举办的古琴文化鉴赏活动；各大高校“将非遗文化带进校园”活动；“平湖杯”古琴比赛活动；《琴者·心也》王鹏古琴文化艺术讲演活动；欧洲《听琴》 三国六城琴剧厅堂版巡演；巴黎古琴音乐会“静听琴说”；中国人民大学低调首招古琴专业等等。

2003年，“古琴艺术”被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古琴的声音。

今天，随着传统文化的推广，古琴变得不再曲高和寡，古琴文化不再被人们所忽视，它从远古的“高阁”之上，慢慢走向信息多元文化时代的我们，古琴醒了，传统文化醒了，这股传统文化的复兴之风正席卷而来。

辛丰年（1923年—2003年3月26日），原名严格，江苏南通人。1945年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十余种作品。

再记辛丰年先生

严晓星

小引

这些“碎片”，从辛丰年先生逝世后第四天（2013年3月30日）开始写起，此后的一两周内完成绝大部分。那一阵，报刊不断来约稿，希望我撰文纪念辛丰年先生，都一一辞谢，或推荐了别人。《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兄出于对先生的敬重，连续催促和等待了三四年，我很过意不去，今年初春，给他看的还是未完之作。承他不弃，选择其中大部分（约一万二千字），分别用2月23日、3月2日两个整版刊出。现在，因为要将此文收入新书《舟榻编》，又增补了些许内容，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先生去世三十九天后，他的毕生好友章品镇先生接踵而去。又过了五个多月，我父亲也离开了。再后来，成公亮先生、李君维先生、杨成凯先生……那些深深影响了我们、造就今日之我的父辈，渐渐隐没在时光里。先生遗体告别前的那个晚上，我与他的家人一起守夜。我默默地看着先生，十五年的点点滴滴淌过心头，只有平静和温暖，并不如何哀伤。先生听到绝妙的音乐，总忍不住和朋友分享；我见过这样独特的人，也不禁想讲给朋友听。世上尽有美好的灵魂，先生一定是最美好中的一个。

2017年11月16日

参加完8月15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处处有音乐：‘辛丰年音乐文集’分享会”归来，尊郑诗亮兄之嘱，将本文未刊部分再加选择，以“再记辛丰年先生”为题，交由《上海书评》（2018年9月10日）发表。

2018年8月19日

一

友人赵鹏，娴于地方文史，在《张南通先生荣哀录》里抄来辛丰年先生父亲为张謇作的祭文：“维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廿四日，严春阳谨以清酒骍牡兰香椒糈不腆之仪，致祭于啬公先生之灵曰：乌乎我公，唯天之命。盛德大业，匪言可罄。三十高名，声闻帝京。天人三策，文章老成。方歌喜起，遽谢金紫。思古圣王，唯晋重耳。乃启鸿濛，通商惠工。敬教劝学，务财训农。遂以一邑，为天下范。沧海无深，泰山绝巉。我游无方，廿载戎行。司铎申江，一苇可航。敬恭桑梓，公闻而喜。进与周旋，振振公子。立身当官，勤政在民。公尝诏我，书绅佩纶。仁言丹抱，邦国瑰宝。庶几遐年，永为民保。遽遘凶灾，木坏山颓。谁非赤子，乌乎哀哉。河岳动摇，山川震骇。名满乾坤，悲弥四海。我来陈词，云哭其私。精诚若接，神其来思。尚飨。”

先生一边读一边笑：“肯定是什么文秘写的，我父亲哪会写这个！”

1934年夏，先生的父亲去世。时已下野、隐居天津的孙传芳送来挽联，先生还记得：“呜咽听江涛，无限怆怀惊噩耗；凋零感袍泽，不堪回首已当年。”

赵鹏又抄示南通地方文人习艮枢（位思）为先生父亲作的挽联：“南州子弟让湘淮，衣锦故乡还，髀肉自怜，万户侯封辞马上；东海人才失仓扁，袖方宾客试，肺肝不语，千金生命等鸿毛。”先生完全记不得了。

二

先生的嘴角微微笑，用不以为然的口气告诉我：“我父亲还说，他是年羹尧的后代呢！”我也一笑。

后来读书，发现年羹尧是明代名臣年富的后代，而年富，又本姓严。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内情呢？一下子来了兴致。可上网一搜，发现自称年羹尧后代的人满坑满谷，兴致顿时烟消云散。

告诉先生，他还是嘴角微微笑。

三

先生与范彦彬的小儿子是同学，常去他家玩。一次，遇到同学的大哥范子文。先生说：“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小孩儿，范子文比我大几岁（按：大六岁），在我们眼里就是大人了。他正背着一麻袋的书，要出去还掉……”

“一麻袋的书！”我叫起来，立即想起在日本读书时的郁达夫，据说他在图书馆借书，是一排一排地借的。

“那么，他是不是很英俊、很聪明的那种人？”因为我遇到几乎所有认识范子文的人都这么说。

“是啊，很英俊，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风度真好……”

范子文后来是国民党的大特务，极为能干，在台湾失势后，曾和李敖一起坐牢，《李敖回忆录》里把他写得很可怜。他还有一个身份，琴人，曾经创下用一个月多点的时间学完《梅庵琴谱》全部曲目的记录，至今无人突破。

四

先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学琴时用的古琴“声如木石”，但他也弹过真正的好琴。

先生的兄长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刘桥镇人，听说先生喜欢弹琴，带来一张琴给先生弹了一阵。先生说，那张琴的声音好得不得了，“拿在手上，真轻！好像没几斤……”这张琴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甚至让他觉得，好琴的唯一条件就是“轻”。

但先生记不得兄长这位朋友的名字了。一次还谢孝苹先生的《雷巢文存》给我，说：“我在这书里看到那个借琴给我的人的名字了，他叫刘本初！”

现在合肥的琴人刘赤城有次电话里对我说，他有个堂兄弟叫刘本初，曾经先后跟他的堂伯父刘浩然、父亲刘嵩樵、父亲的老师徐立孙学过琴。既然如此，那么那张琴如今或许还在天壤间吧。

五

1943年初冬起，先生在《北极》半月刊开始用“石作蜀”这个笔名撰文。先生说：“没什么特别的含义。当时翻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随便挑了一个。”

第二年5月，先生还用过一个笔名“扶风”，也是随便挑来的。先生的弟弟年兮2002年1月写信给朋友说，《诗歌线》和《北极》上的作品“大部分是按照篇幅之需由几位编辑分头赶写的，又不能都写一个笔名，这是因为不给敌人嗅出什么，往往是写成一稿以后取一本地图册信手翻到一叶又信手指向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成了笔名了，二哥顺晞如法炮制翻到陕西省指了一个‘扶风’地名，这就成了某篇文章的笔名。以上是一个亲眼所见的趣闻”。

那段时间，先生用的笔名有十几个，自己都记不清了。章品镇说：“……似乎取笔名也是一种创作，这是从鲁迅的许多笔名得到的启发。于是乐此不疲。”根据他和其他人的回忆，我在旧报刊上找出了先生几十篇（首）诗歌、随笔、译作，恐怕仍不免遗漏。

六

先生有同乡兼同事张效平，终身好友。张效平得子在先，取名张雷；先生得子在后，取名严锋。合则为“雷锋”，盖其时雷锋宣传正炽也。

严锋生后四年，得次子严锐。“锐”字，大约是从“锋”而来，当真是军旅世家的气概。

七

1983年1月号《解放军文艺》刊出过一篇枫亚写的小说《严恺度晚年》，说是小说，庶几可当纪实看——严恺的原型就是先生，而枫亚，是他一位龚姓老战友的笔名。

《严恺度晚年》第一句就是：“去老友严恺家串门的趟数，越来越觉得不宜多。可是，他那种乖戾的生活方式，却老在逗着我……”全篇就是用一种轻松的调侃，极言严恺之怪，怪得不能再怪。这就是他对老友的全部理解。

先生跟我提到过这位老战友：“有一阵子，他经常来找我，也没什么事情，就是闲聊，好像是对我很好奇。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他！后来他就来得少了。”

先生去世后，南通媒体一哄而上，纷纷报道。过了不久，某报发表了这位老战友的纪念文章，开篇就说，看到大家纷纷在纪念音乐评论家辛丰年，初不知何方神圣，后来才发现竟然是我的老战友严格。此人极怪，早在三十年前，我就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云云。

要相信，有些人永远无法沟通；也要相信，先生几乎不与人交往，是有其道理的。

八

先生的笔名“辛丰年”，得之于英文symphony（交响乐）。据说金克木先生第一次看到先生的文章，就自言自语道：“辛丰年，这不是symphony么！”

但最初，先生用的不是“辛丰年”，而是“辛封泥”。先生说：“不是‘丸泥可封’函谷关么，我觉得很有趣，读音上也更接近些。”1986年，《乐迷闲话》的编辑董秀玉和先生联系，说“辛封泥”太不像人名，而建议改用“辛丰年”。“辛丰年”就这样诞生了。

1986年8月10日在《新民晚报》发表的《活电脑——神奇的音乐记忆力》一文，可能是先生第一次公开使用“辛丰年”这一笔名。次年一月出版的《乐迷闲话》则是第一本署名“辛丰年”的书。

我觉得以“封泥”为名，更重要的还是体现了先生的文人雅趣。而且，二十多年后回头看，深觉先生意识超前——如今我们对“黄爱东西”、“安妮宝贝”这样的名字都习以为常，又何况一个“辛封泥”呢。

我想先生内心一定还是很偏爱这个名字，总算在1999年《钢琴文化三百年》出台湾版时用了一回。这是唯一署名“辛封泥”的书。

台湾版《钢琴文化三百年》是唯一署名“辛封泥”的书。

九

先生后来为《读书》写稿，联系的编辑是赵丽雅。

赵丽雅一度想写一组人物，只写了谷林和先生就没再写下去。写先生的那篇《辛丰年与Symphony》，发表在《读书》1994年第9期，署名“于飞”。

赵丽雅的另一个笔名“宋远”，也出自《诗经》。严锋在他的名文《我的父亲辛丰年》（原题《辛丰年其人》，是《辛丰年音乐笔记》一书的序）中说：“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我看过严锋寄给先生的原稿，这里原本还有一句，说先生对她“敬若天人”。

先生删掉了这句话，说：“他乱说！”

1998年初，严锐的女儿出生。先生给这个孙女取的大名是：严丽雅。

十

 坐者为薛范，立者左起：陆圣洁、陆太太、辛丰年。（严晓星摄影）

陆圣洁晚年长在美国，只要回国，必定来南通看先生。每次来，都给我们看从前先生写给他的信，说在美国一直随身带着，只要想先生了，就把信拿出来看看。

没错，信已经磨损得不像样子了。

直到2009年秋天，得到了他在美国游泳时意外溺亡的消息。

他曾经与薛范一起来南通看先生。那时南通、上海之间还没通车，只有坐船。先生一定要去接他们。好像是凌晨四点多到，先生坚持早点去码头。我只好半夜起来，一点多接了先生，两点多到码头，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多小时。

至今仍然记得先生穿着厚厚的衣服，笔直站在码头上一动不动的身影。

十一

第一次见先生，是冬夜。节能台灯白白的光，先生侃侃而谈。四周光线昏暗，东、北墙高处三层铁架子，全是书，全都看不清楚。

第二次见先生，是初夏。那时党史办、方志办合并，我要求去做一份内刊编辑，向先生征求办刊建议。看到他有个本子，记的都是读书时遇到的南通地方史料。

这之后，渐渐去得多了，知道了他喜欢什么书，对什么题目感兴趣，有什么多年未了的阅读愿望……慢慢地，开始替他买书，替他找书，告诉他出版信息，当然，每读完同一本书，也会交流彼此的感受。

一直到今天，看到某本书，我仍然会条件反射似的想：

“这是严老喜欢的书！”

“严老如果还在，看到这本书该多好！”

“真想听听严老对这本书的看法……”

“现在找书真是太便利了，严老如果现在让我给他找书，十之八九都能找到！”

十二

先生给别人拿来的书题款，上款多称“同志”，而且绝大多数用“仝志”。估计仅仅是为了少写几笔。

签名，一度说“熟人就写严格，不熟悉的就写辛丰年”，也没完全遵守，随意写之。

十三

对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有人求之不得，先生尽量避免。

吴祖强请先生去中央音乐学院讲学，被谢绝；《读书》杂志创办二十年作者座谈会，被谢绝；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栏想来采访，被谢绝。

但在他生前，照片曾两次登上我现在就职的这家报纸，都是我的同事兼小学同学黄哲所为。

第一次，黄哲去博物苑二玄社画展采访，一进门就看到老人家在看画，极其专注，完全符合新闻需要，当下拍照，作为图片新闻稿。

2001年5月10日，我打开报纸，看到先生的照片，立刻打电话给黄哲：“你知道吗？你拍的那个老人家，就是你的偶像辛丰年！”

不愿抛头露面的人上了报纸，我们岂能不“幸灾乐祸”一下？

十四

严锋《辛丰年其人》里说先生：“他有两个老朋友，我们姑称之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对朋友A做了无耻的欺骗和出卖的事情，此事与辛丰年完全无关，但是辛丰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彻底断交，从此不说一句话。而朋友A呢，因为是一个宽容的老好人，还是和B保持着面子上的来往，并对辛丰年的这种断然决然的态度不以为然。”

于是想起，有次聊到某人不停背后说我坏话，同时又不断找我帮忙，而我明明知道，还是继续帮着。先生直斥：“你乡愿！”“老好人做不得！”

十五

杂志上介绍台湾交工乐队的民谣作品《我等就来唱山歌》，先生特别欣赏文中引用的歌词，说：“这才是真正的民谣，真正的山歌，我们过去常听的都是伪民谣、伪山歌！”

十六

先生总是杜门谢客，人常以“隐士”目之。可他一再说：“我不是隐士！”很坚决。

晚年的他，总是读《南风窗》《炎黄春秋》《南方周末》。他想知道许多历史的真相，也想知道现在的真实。

渐渐的，我们的话题相当一部分在聊社会现实，往往他是这样开头：“你知道最近的某某某事情么！嗨你怎么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这些大事，让他休息不好。

做梦想不到的是，他会说：“我经常在想，我听音乐，有罪恶感。太奢侈了！这世上还有很多人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我怎么可以沉浸在音乐里呢？”生命最后的十年里，这位六十多年的老乐迷，竟然很少听音乐。

偶尔还是有人提到“隐士”这个话题，先生会说：“我这个隐，是逃避！”

想想先生年轻时，大约是想隐而不能隐吧，毕竟有热血。而晚年，是不想隐而只能隐，毕竟老矣。

十七

去另一家医院看先生。

先生说：住院也有个好处，就是了解社会。这是活生生的历史啊！有的人……（他压低了声音）像邻床的，没有医保，又没有钱，怎么办？只能等死！

后来才从严锋那里知道，先生没有告诉我的是，他听到邻床传来哭泣声，了解情况后，硬塞给他们一万多块钱。

十八

我父亲与先生从来没见过面。在快递还不发达、邮局又靠不住的年代，去南京出差时，替先生带过几次书给章品镇。

先生对什么都有兴趣，遇到家具行业人士，都会津津有味地问上半天家具专业知识，当然也会和我聊起我父亲。

父亲在本地，算是个不太小的官，而先生对官员的厌恶，又是人尽皆知的，所以我虽不隐瞒，却也不多谈。还好，先生神色如常，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

2011年底，父亲重病住院。没多久先生知道了，电话来说很想来看看我父亲，但他行动不便，过一阵让严锋来。我很是惶恐，连说不必，先生说：“对你父亲，我是很有敬意的。章品镇平生很难认可谁，但他对你父亲评价很高。这么多年，通过你和你的为人，我对你父亲也不是没有了解。”

父亲当然也知道先生对官的一贯态度，得知消息，连呼“这怎么担得起”，让我劝阻。

严锋因为感冒推迟了一阵，可还是来了。虽在病房，父亲却很郑重地接待他。官，在先生心中原来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机械。

十九

严锐平时难得给我电话。2013年3月26日中午近1时，正在医院陪父亲，有电话来，看到严锐名字，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果然，他说：“严晓星，刚才，我爸他过去了。”

头脑轰地一响，这一天终于到来。冷静了一下，从这里到他们送去的医院很近，立刻赶去，一路昏沉沉的。到了急诊室，先生躺在担架床上，安安静静的。

严锐说：“昨天还挺好的。我还放了《蔷薇处处开》几首歌给他听。他欢喜得不得了，说：‘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好像第一次听一样！”

——刚认识先生时，他七十五周岁，每言“将来要如何如何”；最后几年，才常用“想不到我临死之前还如何如何”的句式。

这一天，正是先生喜欢的贝多芬的忌日。

严格（辛丰年）

耐人寻味的中国味

辛丰年

如果不是倾听西方音乐，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可能自己也就不会对音乐的中国味发生兴趣，从此有意识地“寻味”。

听了古琴曲，见到赵元任的《新诗歌集》，才懂得还有“中国味”这个题目。

《新诗歌集》真是可怀念的一本书！老大的一本，虽是用厚厚的重磅纸印的，经不起翻来覆去的读也读“破”了。几年前，忽然上海文艺出版社办了件大好事，出了《赵元任音乐全集》。买到手，像见到母校恩师一样激动，也让我回味起追寻中国味的“心路历程”。

那时也巧，唱了他谱的歌曲，读了他谈中西音乐异同的长序，和每首歌曲所附的解说，已经是大开眼界了；竟又听到了他的“现身说法”——一张百代公司出的唱片。一面录的是很多人爱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翻过来是至今恐怕还有很多人不大知道的《江上撑船歌》。

同别的歌者所唱的“教我”一比较，他所发挥的，正是那中国味。这比歌集中的音符与文字更加说明了问题。

集中不但有《听雨》、《瓶花》这种古意犹存的中国味，又有《海韵》等新文化色彩的中国味。后生小子的我得以以乐参诗，追想早期新诗人的风怀，为读《扬鞭集》、《猛虎集》平添了更多想象。

如果吟唱《听雨》，土嗓子更合适，唱《教我如何不想他》便可中西合璧(其中那个有味道的“啊”字的曲调便借用了京剧唱腔。作者自己唱它时运用了中国式滑音唱法，初听不免有奇特之感)。那么，唱《海韵》用洋嗓子，也不觉其别扭了。

为了寻中国味，读了些为古诗词谱写的音乐，有心去辨认那乐意与诗味是否契合。读了黄自的《赋登楼》等作，觉得如果作曲者捕捉到了原诗韵味，而音乐又足以令人信服，那效果就像沟通了古今人的感受，连那伴奏的“洋琴”声也不觉其洋了！

从声乐连带注意到器乐，又见识了刘天华的二胡音乐。本来对二胡有恶感，是由于常听到纨绔子们以拉皮簧为消遣，迁怒于乐器。这下子才知胡琴并无胡味，倒有浓厚的中国味。听《良宵》、《月夜》、《病中吟》，同读唐诗宋词的感受有微妙的一脉相通。

听西方人写中国的音乐，叫人想到英译唐诗。小提琴家克来斯勒的《中国花鼓》是一支很有听头的小品。他自己演奏的唱片，也曾在旧唱片行中买到。当时已到五十年代，旧唱片也成了宝贝。据说作者是从唐人街汲取了灵感。他也来过中国。但这乐曲也不过像柴可夫斯基的《中国舞曲》，只是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味吧？

还有俄国人阿富夏莫洛夫的《北平胡同》，也曾慕名，求一听而不可得。后来偶然从旧货店楼上的唱片堆中挖出。终于知道这以弦乐高奏皮簧过门开始的音乐风情画是怎么回事，但如今也只剩下这一点有滑稽之感的中国味了。

可是也发现过可以说明中西之间不完全隔膜的例子。至今还回忆得起读华丽丝谱的“并刀如水”，一种鲜活的乐感，颇有助于扩充对原词的想象。一位现代德籍乐人，用西方技巧谱的音乐，居然和北宋人的绝妙好同结合在一起了！作为文化交流中一现象，也总记得同这位作曲者有关的一事。她为中国古诗词谱写的歌曲中也有李后主的“帘外雨潺潺”。其时忽有某公(搞中国诗词的。肖友梅作歌曲常用他写的歌词)，认为华氏所谱于声律未谐，便按他自己习惯的方式重度一曲，拿出来同华氏商榷。那结果是遭到了《我住长江头》作曲者青主的好一顿痛斥。

解放战争时期，身处敌后农村，常有机会听民间歌手唱民歌，唱地方戏曲。这大不同于从民歌集上获得的印象，泥土香浓，是更深沉的中国味。

至今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首并不出名的调子。都是江苏盐阜地区的。一首是《老悲调》。老娘亲反复叮咛，要出门赶考的儿子一路当心。要他天不亮便起身上路，要他天未黑便下山投宿……一个简单的曲调絮絮叨叨地重复，然而感慨苍凉，经得起重复，容得下丰富的感情。最后来了一句说话般的却又极悲凉的“叫一声我的儿呵，你快去吧喽！”

另一首《十二月小寡妇》，曲调也是简单的几句。并不激动，只是幽幽地一个月一个月地诉着，而那茹苦含辛却怨而不怒的“伟大的忍从”，悲凉有胜于嚎哭。

比起《老悲调》来，《阳关三迭》可以说是古别离的音调了。自从听到卫仲乐弹的这首古琴曲，便深爱它那中国味的敦厚。但又觉得，这首明代流传下来的琴曲，曲趣虽和王维的绝唱相通，又并不全相似。它不像那种古代文士的淡淡的惆怅之情，倒更像近世俗人的伤感烦忧。从元明以后的戏曲、章回小说中，不难捉摸到这种人情味吧？正因如此，后来又听到用传统唱法唱这首琴歌，曲声果然更能传出那黯然魂消之情。

民歌民乐中也不乏“喜洋洋”的“欢乐歌”。然而最有味最难忘的还是这类悲凉之音。说到悲凉之音，我想无过于《二泉映月》了。

老唱片上有阿炳的遗响。只是难以作为依据来追踪其真味，录音太不理想。无可奈何！自从知道有“二泉”，各种诠释听得也不算少了，对那悲凉之味是听之愈久，感之弥深。未料几年之前又入新境界，从广播中听到了蒋风之的演奏。音响虽也不理想，那卓然不同的诠释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简直把人的心都摄住了！

这时早已多次听过吴祖强改编的弦乐合奏曲。由于和声复调的运用，弦乐配器效果的发挥，“二泉”发出了更为宽广深沉的声音。听了蒋氏的独奏，觉得这二弦上流出的单音旋律，并不弱似一个弦乐队的几十根弦上的和音。听他演奏，眼前如见阿炳。斯人憔悴，挟琴而奏，以琴代歌，长歌当哭，踽踽凉凉，边奏边行，弦音苍老，甚至带点沙哑，反而更有歌哭之味，加上节奏渐趋急促，更显得感情在汹涌……我惊叹这小小胡琴上迸发出的中国味竟是凭地浓烈！又好像，到此时才真正认识了“二泉”！

源远流长，中国味各式各样。比如江南丝竹是一种美，尤其那烂若云锦的《中花六板》。我说好像《浮生六记》的绝好配乐。又如粤曲，别是一种美，妖娆艳丽。记得电影《虾球传》，一开始配了句《旱天雷》，气氛渲染得妙极！如果用粤曲配衬张爱玲的某些小说，也可能合适。这以上两种绝不相似的音乐，都叫我联想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的繁华梦，悲欢情。既不同于琴曲之雅，又不似农村民歌之土，似乎大有市井气味了。

又比如昆曲《游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那一大段音乐，写景传情，魅力可惊！听了这，才知道，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曹雪芹写黛玉听曲梨香院一篇文字，决非随便扯上这段曲文的。

还有一例也不可思议。曾经观看我们苏北一个小地方的花鼓戏，演的是元宵节男女观灯，音乐不过是串起来的一些小调。唱、做都素朴自然。然而它让我真正体验了一次乐、舞、剧综合产生的神奇效果！飘飘欲仙，恍惚忘我，真是“乘着歌声的翅膀”似的！

读敦煌唐琵琶谱今译，难信，这同唐诗中所绘之声是一回事？唐宋的法曲、词乐就那么声沉响绝了！然而细读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近已重印)，又生狂想。今天的民歌民乐，并非无源之水，突如其来。从今别离中想古别离，从今女怨中想古女怨。传统的精魂恐怕是不绝如缕的。更可思的是，正如朱氏说的，中国文学自来便同音乐相结合。我想这种难解难分的关系似乎不仅在于诗与乐的联姻。诗中有画不奇，微妙的是诗中有乐。中国诗尤其词中的音乐性是极微妙的，凡人说不清，但可体验。

因此便感到，高度音乐化的五代、宋词，那文字的外壳里好像有吟之欲出的乐音。这种记不出谱的旋律也许比外在的词曲音乐更奇妙。读今译的姜白石词曲如《暗香》、《疏影》，便有此感。

对照古代文学与音乐的密切关系，现代好像是文乐分驰，文人也“非音乐化”了！埋藏于古代文学中的“音乐”，也许比古谱更需要发掘与借鉴。

回顾寻中国味的历程，有个总的感受：听域外之乐，进入角色，也能化隔为不隔。赏家乡之音，一旦有会于心，那可真是一种“浃髓沦肌”般的享受。谁叫我们是有绵延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呢！

（原载《读书》199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