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易数》

整理老师讲解《梅花易数》的发展过程。

《梅花易数》中的筮案，除了上面两则是仿习于《周易悬镜》之外，还有《牛哀鸣占》、《鸡悲鸣占》、《枯枝坠地占》分别仿写于《周易悬镜·卷八》中的《推牛断例》、《推鸡断例》、《坠枝断例》等。《观梅占》和《买香占》借鉴于南宋邵彦和的大六壬筮案。至于《牡丹占》也是从宋代马永卿的《懒真子》中邵雍的断案而获得的灵感吧？须知，按照马永卿的记载，邵雍牡丹占用的是“加一倍法”，而不是《梅花易数》中的起例方法。这些就不一一赘述了。

。明崇祯年间秣陵聚德堂抄本《新镌增定相字心易梅花数》（以下简称“秣陵本”）卷首的十幅图，也是从宋儒著述中零星补凑而来。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秣陵本》卷首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的注解，原文曰：“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子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今考陈抟去世于989年，穆修出生于979年。陈抟去世的时候，穆修仅10岁。穆修是山东郓州人，在孩童时期就跟随陈抟学习先天图？不太符合实际。此图传自于邵康节不假，但注解中的史料明显经不起推敲。《梅花易数》的起卦方法和解卦思路均借鉴杨向春的《心易发微》。如《秣陵本·卷一》的卦数起例、卦以八除、爻以六除、互卦起例、年月日时起例、物数起例、声音起例等，都是参考《心易发微·卷二》的《为人占例》、《自己占例》、《动物占例》、《观物占例》等内容。（明·杨体仁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7月第一版，P158-161）

《秣陵本·卷三》的占卜坐端之诀、占卜十应诀等均源自于《发微》的《稽疑十应》等内容。《秣陵本》最后两卷的拆字部分，也均有所出。两宋之交，拆字术较为盛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川成都人谢石、安徽新安人朱安国（系谢石弟子）、安徽新安人汪龙、安徽新安人张九万，此四人又被后世术家称为“宋代测字四大高手”。他们在大量测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建构相对完善的测字术数理论。《周易悬镜·卷八·少年占例》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技术要点，就是应期“午月酉日应之”。我们从原卦《山火贲》变《风火家人》，即便可以断吉凶，以及大致的应期，但无法推导出午月酉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后天起数须用轨数，得数二五零二，分为元会运世。世数为零须“隔借”，找会数五应之，“五十中央土”。元数和世数都是二，“二七南方火”，火生土，火旺于午月，所以应在午月，生助有力。至于酉日，直取连山卦数二为兑，为酉金，定日建。这种推算方法，喻有功是烂熟于心的，之所以没有整理出来，恐怕是为了节省篇幅吧。

据传，谢石，字润夫，有《相字心易秘牒》传世，后为清初程省所得，苦心钻研后，竟成后世一代名家。程省有《测字秘牒》传世。汪龙是盲人，以测字术名噪一时，他不仅把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代入测字中，还开启了笔画入卦的占法。很显然，汪龙的测字理论对元明时期的术家有着深远影响。《梅花易数》的作者自然也汲取了前人的实战经验，辑录于书稿中。

例如，《秣陵本·卷四》中有谢石的筮案，原文如下：

昔谢石以折字名天下。宋高宗私行遇石，以杖于土上画一“一”字，令相之。石思之曰：“土上加一画，成‘王’字，必非庶人。”疑信之间，帝又画一“问”字，令相之。为田土所梗，两傍俱斜侧飘飞，石尤惊曰：“左看是‘君’字，右看是‘君’字，必是主上！”遂下拜。上曰：“毋多言。”石俯伏谢恩。帝因召官之。次日，召见偏殿，书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头太重，压日无光。”上默然。时秦桧弄权，适忤桧，竟贬之边地。途中遇一女子，云能拆字。石怪曰：“世间复有如我拆之者乎？”遂书“谢”字，令相之。女曰：“不过一术士耳。”石曰：“何故？”女曰：“是寸言中立身尔。”石又书一“皮”字，令相。女曰：“石逢皮即破矣。”盖押石之卒即“皮”姓也。石大惊服。石曰：“吾亦能相字，汝可画字，吾相之。”女曰：“吾在此即字也，请相。”石曰：“人傍山立即‘仙’字，汝殆仙乎？”女笑而忽失。盖世有妙术，术有妙理，在人心耳。然数定固莫能逃也。石意不返。

此筮案，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字触》中有更丰富详实的记载。周亮工出生于明代万历年间，要比陈士铎大十岁左右，去世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他去世后，陈士铎依然在世三十年之久。当然，《梅花易数》最早的抄本在明崇祯年间，周亮工的《字触》刊行于康熙六年。所以，《梅花易数》的原著者不可能借鉴《字触》中的资料。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字触》是周亮工辑录前人的筮案而成。其中关于谢石的筮案部分，下面有注文，援引自《宋道直拆字经》。或许，陈士铎先生参考过这本资料，具体情况如何，暂不得考。诚然，无论是术数的筮案还是理论体系，《梅花易数》都有东拼西凑的嫌疑，这一点，也成为后世学者们诟病的话柄。殊不知，《梅花易数》这本书的价值恰好就在这种广采博取上。尤其是关于八卦类象的提炼，解卦技术的定性和定量的见解上，更为独到。即便是起卦方法，杨向春的《发微》原稿上，也语焉不详。至于测字，《梅花易数》中的“观梅心易拆字法”更为后世术家所推崇，也是公认的体例最为完备、方法最为周全的实战系统。如同后人评价王梓材和冯云濠所点校的《宋元学案》一样，即便在文字整理的艺术性层面上稍逊于黄宗羲的原稿，但是，王、冯二人采撷了更为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到如今很多都已经失传，因而弥足珍贵。《梅花易数》中的《齐景至理论》、《金声章》、《玄黄赋》等篇章，术数实战价值极高。

《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篇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三要不虚，而灵应之妙斯得也。是道也，寓至精至神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安得圆机通三昧者，与之论此。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得之王屋山人高处士云岩。宝庆四年，仲夏既望，清灵子朱虚拜首序。”

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序言，作序者是清灵子朱虚，清灵子是道号，他应当是一名道士。他所提及的“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也是一名道士。刘湛然道士的生平不考，若是序言属实，则《三要灵应篇》应当是刘湛然传授于朱虚，陈士铎获得这份秘籍后，辑录于《梅花易数》中。很显然，这样的资料都是很珍贵的。自古以来易学的传承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显传，一种是秘传。显传世人得见，秘传就相对秘而不宣了。故而，秘传的部分最易于销声匿迹于岁月中。

《梅花易数》的作者本无意编造出一个“邵康节手书”的谎言，倘若如此，他也不至于把《三要灵应篇序》所关联到的刘湛然、高处士和朱虚的人，原原本本地保留到书稿中。作者之所以要署名“邵康节著”，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表达对某种学术理论的原创者的由衷敬意。如同南宋时期的张行成的徒弟吕凝之，他所著述的手稿，在每页的上端都要标注“邵雍亲笔手书”的字样。——很显然，这是文化的尊重。在《梅花易数·卷三》中论及“三要灵应”的应用群体的时候，列举出一系列人名，如“用之者鬼谷子、严君平、东方朔、诸葛孔明、郭璞、管辂、李淳风、袁天罡、皇甫真人、麻衣仙、陈希夷，继而得者邵康节、邵伯温、刘伯温、牛思晦、牛思继、高处士、刘湛然、富寿子、泰然子、朱清灵子。其年代相传不一，而不知其姓名者不与焉。”

所谓的“三要灵应”，作者解释道：“三要者，运耳、目、心三者之要也。灵应者，灵妙而应验也。夫耳之于听、目之于视、心之于思，三者为人一身之要，而万物之理不出于视听之外。”的确，学易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灵应”呢？古往今来的术家，想在术数上有所造诣，灵性思维至关重要，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