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伸懒腰，提神醒脑

睡前勤梳头，养阳气、助睡眠

“生态”盖指生命体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生态伦理就是人们对生命存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道德观念、基本规范和道德实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广泛体认，生态意识猛然走出专业圈囿，置身公众舞台，被赋予影响人类环境实践，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世界显学。道教不是生态学，但其生态伦理精神因其独有的特色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则就不可能衰而复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伦理认识上，道教以其重视生命的喜乐、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充实与扩展为特色，关注自我与自然的协调，以人为本，内容简而深、博而约，具有无穷的趣味；在伦理实践上，道教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长存长立，因此它在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开发生命活力的自觉能动性、与自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伦理认识的整体系统性。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之道不可违” 1 、“顺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质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会之自然。参悟事物、人生和社会之本质，求得生命与本性应有的风格、态度和气象，就是道教伦理追求的目标与精神支柱。 

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体现在它的精致深刻的内容和吸引世人的内涵中，蕴涵在使它延续、发展久远的生命力中。具体而言，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万物一体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对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谓得道，就是通过修炼与大道一体化，因此，道教在中国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现实生命的宗教。在它看来，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应当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使生命不断升华。人类也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2 ，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也非常明确和丰富，他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与自然齐一或万物一体的境界。道教还有“生道合一，重人贵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表明道教注重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与万物一体的精神相关联，道教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则是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道教认为，人的肉体修炼、精神完满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3 并且自认为这是对老子智慧大道的发挥。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唐代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的医学理论以天人一体、生而不有说为基础，谓“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4 孙思邈本人“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和普世意义这种实践性和普世意义，提出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的观念，揭示出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能得心应手，取得成果；如果强行索取，则会适得其反，破坏和谐，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万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老子将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么人就不是仅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要驾驭自然规律。因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道教于此进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审时度势，求仙问道而不强作妄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败坏心性，甚至危害人类自身。道教的修习者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因此，道教不仅给人以一种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将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而且将信仰或教义教规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进而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众信徒去实践力行。可以说，道教是重视道、术、行的宗教，既重视“道”的提升，又积极提倡功法和炼养术。真正的道徒对道教真谛的切实掌握，在于不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备其虔诚的信仰，还要作道术的训练，努力积累道功，日进无疆，不断深化和纯正信仰。这样，就充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制约自然变化，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经》提出：“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自然界与人间社会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而构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阴阳之道体现天意，所以人要顺应阴阳之理，从各个方面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顺，才能消灾去异，致力世界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箓、仪式规范中发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态智慧，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有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五是循环再生的精神。在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传统的中国人确立了“大”和“久”的目标，并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周易》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道教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强调对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条件的确认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是圣人之业，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我同一的美好社会，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生命可以循环连续、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认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卓然特立于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异形，有似雀之化为蛤，雉之化为蜃。后来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伦日用思想，从生命循环再生的角度出发，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入任意” 6 作为神仙之道。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谭峭以“化”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和社会，提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顾眄化揖让……” 7 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兴盛就处在变化统一的过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资的观念上，主张人类要多多节制欲望，保持万物的生机与发展活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依时令进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兽幼鸟、禁杀鱼蟹，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观念是相当一致的。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

六是融通万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交叉线。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体关系。老子说：“大道泛合，其可左右。万物持之持生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说，大道像广阔的河水一样滋润着万物，毫无私心，毫无偏意，像伟大的母亲一样爱护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养育而生。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是融贯万物生成的总动力。唐代道士吴筠说：“通而生之之谓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之谓德，德固无称焉。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终。探奥索隐，莫窥其宗，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纲也。” 11 这里立足于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体对于物象世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通生无匮、品物有方的生态伦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出发点；站在大道的角度观察人世，天地同一，万物一齐，物我无分，无此无彼；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人间诸事虽然各有其理，但说到根本上，则各顺其情，各尽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这就是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体悟到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也就体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落实到现实中以保持生物物种、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可以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道教生态伦理必然并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而转换的契机，则在于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人格的塑造。因为根据道教的观念来看，人经过修炼而达到的崇高境界并不神秘，遥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体现。我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够健康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心情。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称为活神仙。所谓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乐融融，这就是人间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们认为，人们只要努力建设，把中国道教的这种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合而不同、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伦理精神，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进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建设，人间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现的。

赶跑春困，试试这三种食疗方

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后纪四》中是这样转述的：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亡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罗泌的转述较之《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更为详细。第一，他告诉我们，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炎帝，名叫参卢，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来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个地名，大致在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第二，到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面临分崩瓦解，这说明此时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经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处在这样的困境时期，炎帝派蚩尤去镇守山东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东后，蚩尤接受炎帝的节制，但是，炎帝却缺乏节制蚩尤的实力，于是，蚩尤乘机起兵驱逐炎帝，这说明，炎帝和蚩尤同属一个氏族部落，他们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蚩尤举兵驱逐炎帝，也就是争夺氏族部落的领导权。第五，在连吃败场之后，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派邓伯温等人领兵战败了蚩尤。这说明此时炎帝氏族部落已经归属了黄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第六，战胜蚩尤对于巩固和壮大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有着非凡的意义，黄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罗泌的这一段转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炎帝为战胜蚩尤而归顺黄帝并与黄帝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炎帝和黄帝之间是先后合作后又分裂呢？这样的联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吗？其二、是先有炎帝、黄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战然后才有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吗？

这两个问题的支撑点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妨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罗泌的转述中有三处缺主语：“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从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点来看，这里应该是承前省略主语，这个省略的主语是“炎帝参卢”。“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这是说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联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对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了子氏族部落的离心离德，由此引发了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条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对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自己与蚩尤在氏族部落联盟内一正一副两个最高领导职务，与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联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这是说在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一带，这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西部边境。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间的争斗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妨称其为“内讧”。“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这是说作为新兴的天下共主，黄帝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不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拥戴，而且，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处境下，作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这就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联合，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蚩尤。如此说来，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的联合，先有涿鹿之战，后有阪泉之战。

父，《说文》的训解是：“巨也，家长率教者。”这就是说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拥有对人行使统领、管教权力的人，即首领。后来，“父”的这个意义被“后”、“帝”所取代。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妨也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看一看《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这“二后”指的是谁？从“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来看，“赤帝”乃是“二后”之一，从“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来看，另一后应该是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这里承前省略了两个主语，前一个主语是黄帝，后一个主语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黄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两个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这说明在涿鹿之战前，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已经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赴任履职，这说明赤帝和蚩尤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联系下面叙述蚩尤举兵驱逐炎帝的情节来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而且，他们是这个氏族部落的两个重要首领。所以，蚩尤逐赤帝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读《路史?后纪四》所附的《蚩尤传》，我们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间斗争的性质：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

这一段话意思是：榆罔继承炎帝地位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为政，以强凌弱，氏族部落联盟面临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选派两名得力官员区地方上管理个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东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种工匠。但是，蚩尤的实力和影响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无法驾驭蚩尤，蚩尤乘机兴兵作乱。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营空桑，把炎帝榆罔驱赶到涿鹿。之后，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称炎帝，并举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仪式。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确：蚩尤驱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炎帝。

那么，怎样来理解《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对这段史实叙述的不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逸周书?尝麦解》着重于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战是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形成之后发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后来了一段这样的评述：“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作者认为，蚩尤兴兵驱逐炎帝，这是“以甲兵释怒”，用战争说话，述说自己内心的不满。联系前后文来看，蚩尤不满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给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作者又认为，黄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乱这是顺天意，有利于稳定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有序运作，所以说平定蚩尤之乱是“用大正顺天思序”。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紧扣涿鹿之战繁盛的背景来说的。《路史》的转述则着眼于“展示细节的真实”，补充说明《逸周书?尝麦解》叙事细节方面的不足。

《蚩尤传》的上述叙述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吕思勉等前贤经过考证以后认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乃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两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战争中前后两个阶段中的两场大仗。以此为一个依据，吕思勉等前贤认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战争的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今人刘俊男老师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论述炎帝不是神农，然后从十一个方面举证论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赞同炎帝不是神农，但并不是说炎帝和神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就单纯的名称这个意义来讲，神农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后不同时期的首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的叙述来看，蚩尤和炎帝之间应该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所以，《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后纪四》说：“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一般认为，榆罔是神农、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领，而蚩尤则与榆罔同时，这与《遁甲开山图》、《路史》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并不矛盾。从《蚩尤传》来看，蚩尤有过逐炎帝榆罔而自立为炎帝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蚩尤是众多的炎帝中的一个，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断定蚩尤就是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不恰当的。

蚩尤与炎帝同属一个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动地、活动范围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叠实属正常。当炎帝氏族部落归顺黄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以后，作为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及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中成员，从职业上来说也好，从职务上说也好，蚩尤从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当蚩尤与黄帝交恶的时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传统以火攻黄帝，与黄帝以谴责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状去谴责蚩尤，这也属正常现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吗？这些都蚩尤与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战神，蚩尤主法主罚，德合荧惑星，即火星，所以，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也体现了蚩尤的特征。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间帝王的臣佐陪人间帝王的祭祀体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神灵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还是有区别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这段叙述告诉我们：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现为太阳，人间帝王炎帝与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间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说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种说法），与人间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现为荧惑星，荧惑星就是火星。这样的表述暗合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阳和火星一主一次，与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关系一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叙述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以黄帝为正统，在叙事时始终以黄帝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笔法。你看，言炎帝，则称其“侵陵诸侯”，言蚩尤，则称其“作乱，不用帝命”，而且是“最为暴”，特别是司马迁前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后面又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轩辕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无德，炎帝失德。司马迁更本就没有以炎帝为本位来纪事。既然已经在做了这样的铺垫，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讳言黄帝啥蚩尤呢？没有必要，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讳言黄帝杀蚩尤，你看，他不是说黄帝“遂禽杀蚩尤”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说司马迁为避免轩辕黄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识的将本为同一个人的炎帝、蚩尤分为两个人来叙述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怎样来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这样来写：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蚩尤曾一度驱逐炎帝榆罔自立为炎帝，这是涿鹿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