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发端于汉末，源出指称不一，初时尚余篆隶笔意，成形于魏晋，史称三国魏锺繇为 “正书之祖”。东晋王羲之承锺法，务尽隶扁之态，化朴质为妍美，不断变体嬗递。南北朝时期，尤以北朝石刻类型丰富、数量庞大、精粹绚丽，楷书进入“北碑”璀璨时代。隋代楷书渊源汉魏，秉承南北朝法规以启初唐。唐时楷书系统成熟完备，唐法圭臬登峰造极，统摄深远。宋代欧阳修感叹“书法中绝”，“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隋代楷书作为书体演进中关键环节，迨今之学书者多法唐而忽视隋，领略隋代楷法以便通于唐楷之法。本文拟从楷书源流忖量隋代楷书意义。
隋代（581年-619年）仅38年。公元589年，隋文帝终结南北朝分治格局，统一中国，实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和民族大融合。在中国书法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具有特殊的地位。
叶昌炽《语石》：“至隋则浑一区宇，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
马宗霍《书林藻鉴》：“至于隋世，渐染南风，简要清通，汇成一局，遂以上接六朝，下开三唐焉。”
隋代楷书继魏晋南北朝书风的丰富多变、交通妍妙与古拙渐趋融合，崇尚规范，开“唐人尚法”先机。探究隋楷源流，实际上反映了突破朝代更迭的时间维度与南北地域的风格差异，合力通行规范的需求，这是中国文化史上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史载曹魏时代锺繇善三体，其一所谓“章程书”即新体楷书。唐代虞世南《书旨述》云：“锺太傅师资德升，驰骛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研。”又张怀瓘《书断》评：“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在隶楷错变间，脱略蚕头燕尾、波磔点画，运用一拓直下的三过折法，易八分为楷式，惟余扁平隶势。锺繇新创楷法，仍具汉隶余韵，章法“布纤浓，分疏密”，行间茂密、质朴古风影响深远。
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云：“逸少至学锺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
东晋文化发展高度自觉，书法亦臻新境。王羲之承锺法，减省长横波捺笔，易扁势作长态，进一步变革臻善楷法，被视为百代典范。子献之益嘉神采秀逸，流美疏秀。
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1]
韦续《墨薮》云：稿乃行隶，锺繇变之，羲献重焉。[2]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锺繇楷法变创至“二王”成熟定型，二者连缀对比，呈现古法与新派的审美定式。有学者研究楷书成熟时期应在北魏后期，[3]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魏碑开始逐渐摆脱汉隶的影响。北方龙门造像、元氏墓志等多用方笔，呈现出雄浑朴茂独特的风格。南北朝晚期，江陵和平齐两次战役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融合，浑朴妍丽书风繁荣共存。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载：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密宝并为煨烬矣！”[4]
据载，魏师进攻荆州后，焚毁古今图书法帖等十数万卷，并带走四千卷。同时，南方士族和文化名流亦随战争北迁，移植再生了鲜活灵秀的文化基因。
钱泳《书学》云：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读；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5]
晋室南迁后，南北书风的发展具有较大差异，从书迹形式看，由于南朝禁碑，故尺牍墨迹较多，而北朝沿袭汉代旧制，其书迹则以碑刻载体呈现。因此从二者形式上看，南朝更注重书写的流动，并向简约实用发展，同时倾注表达性情。北朝书迹依石刻形式，以汉制祭祀或公众场合等功能显现，故北朝字体多隶楷错变。由此，南北书风差异明显。
《周书·赵文渊传》载：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逐被遐弃，文深渐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返，亦功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6]
王褒入关，使南书北传，以其为代表的名士北迁，将南方书风传播到北方。北方文人喜好南方遒丽妍美书风，南方文人亦慕北方雄浑朴拙书风，南北差异奇崛与秀逸融合共生，为隋代楷书营造新的开端。
图一《晖福寺碑》(局部)北魏太和十二年(488)
图二《晖福寺碑》(局部)北魏太和十二年(488)
图三《晖福寺碑》(局部)北魏太和十二年(488)
隋代书法经过南北朝时期交流与融合的有利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既直接继承北朝朴茂书风，又融合了南朝绮丽特质，法备工极而孕古出新，在楷书历史演进中确是不可或缺的津梁。
叶昌炽《语石》载：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楷隶，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规矩。盖承险怪之后，渐入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饶浑古，古法未忘，精华已泄。唐欧、虞、褚、薛、徐、李、颜、柳诸家之精诣，无不有之。此诚书学一大关键也。尤可异者，前人谓北书方严遒劲，南书疏放妍妙，囿于风气，未可强合。至隋则浑一区宇，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7]
杨守敬《学书迩言》云：隋代混一南北，其书法亦有整齐气象。龙藏寺、贺若谊，已开虞、褚先声；赵芬残碑、丁道护启法寺碑，又为颜、柳之弥祖。宁贙一碑，体格与欧阳化度相似，余疑即欧阳中年之作……直足上接两晋，笼罩三唐。[8]
隋代楷书上承北碑下启唐风，融篆隶笔法间或楷隶杂糅，已初显规矩匀整。以隋开皇年间（581-600年）为例，如：《七帝寺造像记》（585年）、《李钟葵妻马怜造像记》（596年）、《封公妻崔氏墓志》（599年）[9]。这些碑刻中结体已不复北碑雄健肆逸而见恬静端肃，主笔横画起笔变方切为敛锋，收笔消减燕尾而顿收。又《卢文构墓志》（601年）、《启法寺碑》（602年）、《苏慈志》（603年）等碑划界格，结字满宫充格、质朴茂实、从容宽博，为楷书新面貌。
图四《启法寺碑》(局部)隋仁寿二年(602)
图五《启法寺碑》(局部)隋仁寿二年(602)
图六《启法寺碑》(局部)隋仁寿二年(602)
图七《苏孝慈墓志》(局部)隋仁寿三年(603)
图八《苏孝慈墓志》(局部)隋仁寿三年(603)
图九《苏孝慈墓志》(局部)隋仁寿三年(603)
隋代楷书种类颇丰，大体分为墨迹、石刻两大部分。其中墨迹包括写经、朱墨书墓表（高昌、延和时期）、文书残纸（新疆吐番）三种。从隋代写经书迹清晰可鉴融会出新的时代精神，一方面隋代写经作为浩瀚敦煌写经中珍贵稀有的文化遗产，其特殊的形式要求和艺术价值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范畴。另一方面写经书法墨迹较石刻拓本更能传达笔墨的艺术气息。虞晓勇《隋代书法史》将写经书迹分为三种风格：一是沿袭北朝拙朴刚健、敧斜方硬的特征，如《贤劫定意经卷》（610年）、《华严经卷第卅七》（597年）等；二是具有南朝晚期匀净端秀、圆润精致的成熟风格，如《佛说佛名经》（596年）、《优婆塞戒经》（604年）等；三是妍雅俊朗、气息调和的时代新风，如《妙法莲华经》（上海朵云轩藏）、《大般涅槃经卷七》（中国书店藏）等。无论技法或是审美气韵，这三种关系并非截然迥异，从中能够梳理出一条贯穿写经书法艺术发展的深层规律。 隋代楷书融会贯通、备悉笔法、变创新体，在文字规范化和形态端恬上别具韵致，逐渐走向法度规范、成熟完善的发展通途。 史书见载隋代书家大多为名门贵族，王羲之七代孙隋僧智永手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广传江左诸寺，以传承“二王”法脉而声名远播，首推隋代书家表率。其时国家法令虽未明确写经制度化，但并不影响规范化和广泛性的功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隋代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写经制度。
《隋书·经籍四》载：开皇元年，高祖普昭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密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0]解缙《春雨杂述·评书》载：自羲、献而下。世无善书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书学中兴，至唐而盛。[11] 宋人陈思《书苑菁华》云：“隋僧智永，发其旨趣，授于虞秘监世南，自兹传授遂广彰焉。”此为“永字八法”始创于智永说的可靠史据。自隋入唐的书家深受智永影响，不惟释家弟子智果、辩才等。虞世南书法从智永而来，深得二王之妙又未受北风浸染，“用笔方厚，骨力沉着，体态多为纵势，并且内紧外松，尤以左侧陡峭，右侧舒展。”[12]历来学虞书者，最难规模其疏淡超脱、不缚矩镬而自得心法的衣钵。虞世南书法可谓从智永至唐中期楷书以来，习得王羲之正宗法脉的一个特例。如果以智永重笔法，欧阳询重结构，褚遂良蕴新姿来看待，虞书恰好是从容矩镬、清和卓荦的典范。 智永（会稽）、欧阳询（潭州）、虞世南（越州）、褚遂良（钱塘）四人都是南方人，深受“二王”传统影响。欧、虞将南方“崇王”书风融入隋唐，虞、褚先后受到唐太宗重用，由上至下、融会南北，对开创初唐书法起到了推泼助澜的关键作用。
智永《真草千字文》是佛家弟子和写经抄手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写经法书墨迹是隋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形式，其研究价值较碑刻更为直观，“不仅标志着隋代写经体的高度发达，也同样标志着楷书的完全成熟。”[13]试以敦煌写经与《千字文》、《龙藏寺碑》、《宁贙碑》、《老子变化经》、《九成宫醴泉铭》、《雁塔圣教序》、《西亭记碑》作一比较。
通过对表格中隋碑与写经的横向类比，及二者与唐代楷书的纵向比较可见，隋代写经法书墨迹与碑刻虽处同一时期，仍具有较大差别。写经已具有娴熟笔法和明显体势特征，相对于隋碑楷书更显俊健成熟。并且，写经体系已形成不同风格类型。以智永《千字文》为坐标，如表格所示《维摩诘所说经》、《老子变化经》，虽然写经法书内部风格有所差异，但在笔法运转带来的结字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共性，体现出南北书风渐趋融合的规范化特征。这种“融合”实际上是以南方书风为显著代表。以图证史，不可否认智永在整理、规范文字和传承“二王”笔法中具有超越朝代和地域，划时代、跨时空的深远影响和卓绝贡献。 因此，隋代楷法，尤其是隋代写经法书，业已完备、精熟，字形结构相安得当，别具意味。同时，写经墨迹及碑刻中，逐渐孕育和映射出唐代楷书名家的身影。《老子变化经》和《维摩诘所说经》中由于写手风格和笔性使然，横细竖粗的笔画特点，已显唐代颜体点画形象，可视为中晚唐笔法变革的端由。《维摩诘所说经》之折笔，转折处提笔下按，形成棱角。如“舌”下“口”部，转折后竖画外拓、折角分明，既体现出楷体笔画成熟的特征，又具有颜、柳楷书用笔体势。隋《宁贙碑》笔法内擫、髙古朴茂，堪称南碑翘楚，其书风近欧楷，杨守敬评“体格与欧阳化度相似，余疑即欧阳中年之作”。“楷范”欧阳询和“尽善尽美”的虞世南都曾奉敕于弘文馆教示楷法，欧若“猛将深入”、虞如“君子藏器”，二者皆得大令渊源、各表其极，承智永一脉发展，熔铸隋唐楷书之交端严猛利、遒劲雅正的里程碑。
魏晋时期由锺繇至王羲之，楷体初创渐渐定型。隋朝国祚虽短，承前启后，在楷体文字规范化和类型风格多样化的融合统一中，陈隋僧人智永艰苦卓绝，不遗余力传承“二王”笔法，规范楷体书写，泽被广大。隋代楷书作为书体嬗递的关键环节，直观梳析唐法圭臬，为当下楷书创新发展拓宽学理思辨之通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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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唐楷之｜隋代楷书探赜发布于2021-04-21 22:5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