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画外】“古无草书盛世”——中书协副主席竟然挑战书法史常识

中国书协副主席、草书委员会主任刘洪彪作为当代草书领军人物，近两年来，在很多场合的讲座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屡屡提及、表述他的“古无草书盛世”的观念认为古代从没出现过草书盛世，草书也从未占据过一个时代书法的主流。因而，只有书法进入当代艺术化时代，草书才由辅体变成主角，才有可能创造出草书盛世。

看他怎么说的：

古代书法以实用为首要功能，篆隶楷行四体易识好读，普及通用，各有其垄断性盛世。草书难以辨认，不能流行，从未建立起时代高峰。

当代书法进入到艺术时代后，草书由辅体、稿书变为主角，就有了可能，此谓古代书法留给后世的发展空间。（《传承经典，拓展新境》，见2018年11月14日第44期《中国书画报》）

对于上述观点，我只能以惊诧来表达自己听闻后的感受，因为这些观点言论已违背了书法史的基本常识和共识。

什么是草书盛世？对古代草书有无盛世的认识要以书法史的基本史实为依据来加以论定，而不能建立在个人对书法的曲解和随意评说之上。如果以草书的普及和社会性时代审美思潮的影响，来认识古代草书有无盛世，则东汉晚期，以张芝为代表的草书浪潮，其草书创作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后世今草、狂草高度成熟的境地，但章草作为新体的流行，却对整个士人阶层和社会书法审美，产生了整体冲击和广泛影响，以至逸出书法领域，而成为直接对儒学构成强烈冲击的思想史事件。

神乌传

这在赵壹《非草书》中有明确的表述：

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guì）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角][思]（sāi）出血，犹不休辍。……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在赵壹《非草书》的描述中，东汉晚期草书影响所及，连刚发蒙入学的儿童皆沉浸其中，罢学《仓颉》《史籀》小学字书，而效慕杜度、崔瑗草书。在士大夫阶层中间，更是掀起令人目眩的草书热，弃绝仕途，钻坚仰高，以草书为业，以至到了忘我的狂热程度。赵壹撰《非草书》，即是站在儒家卫道立场，对已对儒学构成威胁的草书加以批判抨击，以图天下士人“就有道而正焉”。不过，赵壹的这种理论努力并未奏效。

陆机《平复帖》

由此看来，书法史上当然出现过草书盛世。东汉晚期之后而魏晋，而盛中唐，而中晚明，皆径可称之为草书盛世和时代高峰，这都是为书法史所公认并成为共识的。谁能否认，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盛中唐狂草不是草书的时代高峰？又有谁能否认，以祝枝山、徐渭、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为代表的中晚明草书（包括清初）不是草书的时代高峰？

张旭《古诗四帖》

而刘洪彪，对上述书法史上的草书盛世和时代高峰却视而不见，说书法史无草书盛世、无时代高峰，这应该说是对书法史基本常识和共识的挑战。试问，如果说张旭、怀素的狂草还不能代表与象征唐代草书盛世与时代高峰，岂不就等于说李白、杜甫不能够代表盛中唐唐诗高峰一样荒谬吗？

怀素《苦笋帖》

而在草书史上，自唐之后及今1800余年，产生过伟大如张旭、怀素一样的大草书家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由此，无视草书史魏晋、盛中唐、晚明草书盛世及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山谷、祝枝山、徐渭、王铎、傅山这些草书巨擘所标志的时代高峰，而奢言当代书家才能创造草书高峰，真可称为荒谬的徒托空言！试问，既然书法史上没有草书盛世和时代高峰，今人又如何在没有经典草书时代高峰导引下创造出草书时代高峰与草书盛世？这就如同无视魏晋二王传统，而去放言要超越帖学一样不可信！

草书《千字文》

至于说到“草书难以辨认，不能流行”，更是于史不符。前面提到东汉晚期，魏晋、盛中唐以至中晚明时期，都是草书产生强烈时代社会审美影响而广为流行的时期，这只要看看东西两汉简牍、章草，魏晋楼兰残纸，王谢郗庾世家大族的草书尺牍；盛中晚唐张旭、怀素狂草，禅僧高闲、彦休草书；中晚明解缙、张弼、詹景凤、祝枝山、徐渭、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草书，即可明白草书汹涌壮阔的时代潮流，怎么能够说草书在书史上不能流行呢？

王铎草书轴

从另一方面理解认识，由章草到今草以至发展到狂草，从书体来说，草书已彻底摆脱实用功用范畴，而成为纯粹的抽象艺术（当然，中国草书与西方现代抽象主义有着质的区别）。由此，狂草成为天才的艺术，自古及今，真正能够称得上大草书家者不过区区十余人而已。如王献之、张旭、怀素、高闲、彦休、黄山谷、祝枝山、徐渭、黄道周、王铎、傅山、毛泽东、林散之。

杜甫咏张旭诗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书法五体中，唯有狂草书家才被冠以书圣之尊，而楷隶篆行书家皆不可称圣。可见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之崇高。由此，天才性的草书大家不可能普遍产生。就书史而言，每一时代草书大家屈指可数，有时一个时代竟难以产生出一位草书大家。所以，用篆隶楷行垄断时风来要求狂草成为普及性垄断书体，便表现出对草书书史存在缺乏审美和历史知解力。

沈粲草书轴

质言之，一个时代的书法高度，不是由群体或普泛化建立起来的，而是建立在个体的创造性突破基础之上并为其标志的。草书的天才性，使其在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成为普及性书体，即使习之者众，也并不表明为“盛世”。草书尤其是狂草，只能掌握在少数天才草书家手里，为大多数书家所望尘莫及，因而狂草不可能成为“世人但学兰亭面”的平庸陋相，如果狂草随便可以为人所掌握，它也就称不上中国书法艺术的冠冕和辉煌顶峰了。

王羲之初月帖

总之，刘洪彪对草书史的理解认识，是极为偏颇的，而其“古代草书无盛世，无时代高峰”的观点与书史严重不符，严重歪曲了草书史的真相，而这无疑是学术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它直接牵涉到我们如何严肃求实地认识、理解草书史的问题，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古代草书先贤的书史成就，从而也直接关涉到对当代草书的自我认识。因而，不可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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