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易和桂馥是乾嘉时期的代表人物，两人有着共同的嗜好：金石碑版，并且在书学思想上将书法视为小技但却都以擅长隶书进入“清代隶书四家”之列。黄易和桂馥交往长达二十余年之久，书名皆被学名所掩。两人在隶书学习上的理论阐释及书学实践，都表现出明显的“崇古”观念。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大兴文字狱，书坛笼罩着“董赵之风”，加之帖学“辗转摹刻失真”的流弊使得学者、书家的目光转向了金石考据、文字训诂，由此出现了碑学，改变了帖学一统全局的现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曰：“金石之学，萌芽于雍乾之际，本为学者解经证史之资，……而学书者亦借以研求书法。考据家之所贵，遂为临池者之所宝矣。……自碑学勃兴，一扫帖学纤弱衰颓之势，大家辈出，追攀高古，小而造像墓志大而丰碑摩崖，无体不备，无妙不臻。”发展至乾嘉时期，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为朴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自乾嘉以来，汉学盛行，群经古训无可搜辑，则旁及金石，嗜之成癖，亦一时风气尚然也。”一些学者、书家不甘囿于宅府而是深入山林丛野访碑，金石考据之盛使得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黄易和桂馥是莫逆之交，二人的人生轨迹中有着很多的交叉点，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重考据、嗜金石，且都以隶书名世，是为“不以书名”实书名早显于世。通过现存史料记载，笔者发现两人在二十余年的交往中以金石建交，于书学思想上对隶书的阐释有着相同的理念；于实践上虽学习轨道不同但都源于对汉碑的沉浸，并形成了不同的书法面目。本文仅以两人交游为奠基，试图窥探在学习隶书上理论与实践中的“崇古”观念，以期有所启示。黄易（1744—1802），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庵，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书法家、篆刻家，乾嘉学者，“西泠八家”之一，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岱岩访碑日记》《秋影盫主印谱》《黄小松存印》等。桂馥（1736—1805），字未谷，书法家，文字训诂学家，精于考证碑版，以分隶篆刻擅名，曾为“阅微草堂”题写匾额，著有《说文解字义证》《缪篆分韵》《晚学集》等。黄易比桂馥小8岁，两人的交往离不开翁方纲这一纽带。1778年夏，翁方纲、桂馥、张燕昌、陈悼、宋葆淳、潘有为过谈，念及黄易，翁方纲有诗记之。目前关于两人最早的交往是系在1778年秋季，黄易与桂馥共游北河，这可以在黄易赠桂馥《北河纪游图》的题跋中窥见：“乾隆戊戌秋日，与未谷兄同游北河杨排山先生祠，盘桓数日，时微雨连绵，无以遣兴，遂于箧中旧装素册，略师倪黄两家笔意写此，未翁见而心喜。属予题志，勉力应命，以博一笑耳。秋盦弟黄易。”1787年，黄易将所得《伯瑜泣杖画像》寄给了桂馥。1790年桂馥有跋于黄易《武班碑》拓本。1792年，黄易于《巧履访碑图》的题记中言：“自官山左，恒在济宁。无论观海登山，渺不可得。即石交若未谷，亦未得过从。兹当盛暑，想未谷在历下时，纳凉龙洞，放棹明湖，其乐无极。今乃摄篆莱州，恐未必如昔游之盛。他年得暇，定与未谷短筇腊屐，剔藓扪苔，幽远必穷，快观名迹，以遂生平之志。预为是图，共坚盟约。乾隆壬子长夏，钱唐黄易写于济宁官舍秋影行盦。”文字中处处透露出对友人的关心，对昔日同游的怀念，对金石的心得交流。1794年，黄易得“桂”字铜印赠予桂馥，桂馥有诗云：“遗文缪篆苦搜求，桂炅全同昋炔收。《广韵》桂、炅、昋、炔四字同姓，余编《缪篆分韵》亦全收此四字。今见朱文单字印，吾宗姓氏喜长留。”1799年，黄易给远宦云南的桂馥寄汉碑双钩本。桂馥有《黄小松见寄所刻汉碑双钩本己未太和作》诗吟道：“海内几人通隶法，眼前万里到书邮。且抛案牍三行判，静对琳琅半日休。新像自难追旧本，原文回想玩双钩。只今影落蛮荒外，扰荷蓬莱念昔游。”桂馥收到好友寄来的拓片甚是欣喜，又想起与黄易同游的场景，十分怀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黄易与桂馥虽以金石订交，但交往的佐证不多，只言片语中发现两人的交往很深，即使相距甚远，只要有零星片段也能在第一时间想到惺惺相惜的老友，正如翁方纲所言：“小松未谷各南东，几得研摩一笑同。谁是篆仙真石友，传神只在目光中。”徐利明认为：“清代碑学书风的兴起，以篆、隶书的复兴为前导。”同样的，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言：“乾嘉时期金石、文字学者在书法方面的实践。大大促进了篆、隶书体的复兴，同时也引起了书法界对金石碑版的普遍重视和关注。”作为乾嘉时期的领军人物，黄易和桂馥访碑、考碑，用金石考据指导书法实践。在这方面，两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就隶书有过探讨。黄易一生都致力于访碑、拓碑，与友人间相互探讨，他认为：“古文篆隶之存于今者，惟金石为最古，后人模仿镌刻，辗转流传，盖好古情深，爱奇志笃，非苟为适意遣兴而已也。余素有金石癖，又喜探讨篆隶之原委，托诸手以寄于石，用自观览，并贻朋好，非徒娱心神，亦以验学力，因取义山语刻石，明臣所能为也。乾隆丙午秋盦黄易并志”。黄易爱金石，又好追溯篆隶的本源，认为篆隶流传只有金石是最古朴的，表现出书学上的“崇古”观念。对于隶书，他也有所感悟。他在《陈氏八分》边款上曰：“古之隶书即今真楷，欧氏《集古录》始以八分为隶，盖取程李二家兼体以名。《唐六典·校书》所掌字体有五：其四八分，石经碑刻用之；五隶书，典籍表奏用之。据此，隶即楷书，八分体例近古未可概论”。他认为，八分是隶书，隶是楷书。他对隶书的分门别类进行了界定。他在《题汉郎中郑固碑（苏斋校字本）》跋文中说：“密理与纵横兼之，此古隶第一，《礼器》第二，《乙瑛》第三，《孔宙》第四。此汉隶之定品，推此意也。可以品定古今书法矣”。这里将《郑固碑》《礼器碑》《乙瑛碑》《孔宙碑》列为汉隶中的前四位，认为书法品评当以此为标准，文词中尽显“崇古”观念。桂馥在对待篆隶的本源问题上与黄易的见解是一致的，其在《晚学集·说隶》中云：“作隶不明篆体则不能知其变通之意，不多见碑版则不能知其增减假借之意，隶之初变乎篆也。”他认为写隶书一定要知道是怎样从篆书中演变而来的，另外还要以金石碑版为依据加以考证，知晓其中的含义，由此表达了“金石最古”的观念。他还在《续三十五举》中说：“《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黄易和桂馥在对待隶书的书学观上，有很多共同点：一、都重视金石考据，对于出土碑版皆以文字训诂考经证实；二、对书体的演变都讲究追本溯源；三、都对隶书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界定。杨守敬云：“桂未谷馥、伊墨卿秉绶、陈曼生鸿寿、黄小松易四家之分书，皆根底汉人，或变或不变，巧不伤雅，自足超越唐、宋。”黄易和桂馥的隶书都是胎息于汉碑，由于取法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书法面目。黄易在汉碑的学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其隶书取法《校官》《娄寿》《华山》等汉碑，又参以钟鼎文字，气息上追求高古，书风拙朴、古雅，属碑帖结合一路，可以看出明显的“崇古”倾向。桂馥隶书从《礼器》《乙瑛》《史晨》等汉碑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多变的书法风格，既有趋于流美、柔畅的一路，又有古拙典雅的一路，可以说理性与感性互相交融，兼收并蓄，形成了碑帖交融的书法面目，具有强烈的“崇古”意识。关于两人“崇古”书学观的阐释，还可以在时人的评价中得到印证。如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赞黄易隶书云：“分隶笔意沉着，脱尽唐人窠臼。”阮元在其《小沧浪笔谈》里更是推崇备至，称其：“小松为丁敬身高弟，篆隶、铁笔实有过蓝之誉”。清梁章钜《退庵随笔》评桂馥隶书时说：“未谷能缩汉隶而小之，愈小愈精。”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言：“桂馥是个小学家，他的隶字，写得很方整，有些近朱彝尊，但比朱彝尊来得平实，来得雄厚。逸气少一些，但所吸收的汉碑气味，比朱多了一些。”
桂馥(1736——1805）画像（苏文绘）
清代篆隶的复兴得益于金石考据、文字训诂之盛，这离不开先驱者的探索。作为乾嘉时期的开拓者，黄易和桂馥于理论和实践中充溢着浓厚的“崇古”思想，并积极寻找“古”与“新”的平衡，形成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阐释。他们的“崇古”，其实是为了继承与创新。以黄易和桂馥为代表的学者书家们努力从自身出发来探求传统与新文化相糅合的契合点，从而将书法艺术推向新的发展高峰。
原文载于《文史杂志》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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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浅析黄易与桂馥隶书书学观中的“崇古”观念发布于2021-04-22 1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