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是否可能？是否必要？

写在前面的话:中医药衰落，是中华民族百年打不开的心结。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貌似学术问题，实则话语权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现实挥之不去问题。探讨中医药衰落之因，涉及到的是三个基本话题:中医学与西医学区别与关系的认识，认识主体——人理当建立同中医学与西医学的何种关系，话语权的文化取向。讨论这样的话题，不是一篇文章所能为，也非个人能力所具备。聊记碎片思考，或为线索提纲。

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是近代百年中医药界一种现象，从未间断，即使今天也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如何认识这个现象，中医药界内外意见不一，缺乏共识。

“中医理论西化，人才匮乏，服务能力低下”，成为共识的中医药基本现状。中医药全面衰落，濒临传承中断的危险，勿须讳言，不可否认。中医药，百年只为求得守住生存的底线而疲命；共和国七十年，虚假繁荣的表象，笼罩衰落的真实。“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则始终伴随中医药百年衰落的左右，如影随形。

一、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的三种形态

从动机和目的来看，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的现象，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形态，或者划分为三个阶段，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争取中医药的生存权，挖掘发挥中医药的价值，让中华民族新生代听懂中医故事。

争取中医药的生存权。西医学传入华夏大地至少二百余年，新文化运动之前，并不存在“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的现象，那是因为东方文化的继受者拥有话语权。新文化运动，不仅全面引进西方文化，而且彻底改造中华民族二千余年的社会结构和人文生态。中华民族中的某些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通过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化成功重构中华民族的社会结构，改变原有的人文生态，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政治体制，价值观念，语言文体”的重新建构，其中语言文体改造最彻底，因为现代汉语替代文言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也是西方文化掌控中华民族话语权的成果和标志。

百年中华民族社会基本格局不变，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掌控中华民族的话语权，中华民族中的东方文化继受者，丧失话语权。其中，民国时期留日派西方文化倡导者为主导，共和国前三十年留苏派西方文化倡导者掌控，后三十年欧美派西方自由文化倡导者影响最大。

百年中华民族，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既成事实，在这个历史现实面前，掌控话语权中华民族中的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选择独尊、宗奉西方文化，否定、摧毁东方文化，这个大趋向共同一致，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主张的差别。

拥有东方文化全部特质的中医学，百年中，遭遇东方文化同样的命运，被否定和围剿。如所共知，否定中医药的中坚有效力量主要来自中医药界人士，早期以余云岫等为代表，其否定的理由是“中医不科学”。失去话语权的中医界前辈，谋求中医药的生存权，奋起以“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自证“中医学是科学的”，企图守护中医药生存的底线。

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历史起因是话语权。科学作为西方文化形象大使和代言人，被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及其追随者请入华夏大地，他们以现代汉语的话语权、以默认的方式假定科学是正确的，科学成为理性判断工具，作为判断唯一标准，不容置疑。当年的余云岫，以及今天的何作庥、张功耀、方舟子之流，以科学为标准否定中医学，目的是消灭中医学。中医药界前辈的自卫，选择了接受“科学”是正确的前提设定，在“科学”——西方文化语境下，以“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来自证“中医是科学的”，却没有质疑“科学”正确设定的正当性，没有质疑科学作为判断标准的合理性，更没质疑两种不同质的文化是否具有互相评判的可能性。

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失去话语权的无奈被动选择，但是，的确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今天仍然还没有摈弃这个选择的迹象。“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从根本上是两套语言系统”，而语言体系隐含着思想体系，在现代汉语语境，自证“中医是科学的”注定失败。因为，中医学是否科学之争，争论大前提——科学正确的设定，本身就是一个原则错误，在错误的大前提下，在科学的语境自证“中医学是科学的”，最终必然无效。

中医学是独立于科学——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种认知生命方式，不需要科学验证，没有必要征得科学承认，中医学就是中医学，与科学无关。这个无关指的是，中医学认知生命的“方法”和“观念”，与科学内涵的“方法”和“观念”无关。科学概念的确立，其基本含义则是“观念”与“方法”。在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意义上，古老东方文化没有科学概念，但不是没有“科学”这个词。

在认识生命的途径上，西医学同中医学当是各行其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互不相干。至于认识的主体人类，选择走“道”或者过“桥”，悉听尊便。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假如精通西方文化、懂得东方文化，则不会因为自己选择“阳关道”而标榜炫耀，更不会去否定和诋毁“独木桥”落后与迷信，历史事实恰好相反。

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并非中医药演化的内在需要或主动求助，而是来自中医学理论之外的人为事变，貌似学术问题，实则政治问题，是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挑起的问题，问题最终指向的是话语权。

有目共睹，中医药是问题，但不是中医药理论自身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某些人对待中医药理论的认识观念问题，是话语权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问题。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涵，如白话文化运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等，都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同样是话语权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问题。中医药问题，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势力的直接作为，而是某些崇洋者“自我殖民地化”的结果。

西方文化话语权的建立，有效挫伤中华民族新生代的传统文化自信心。面对中医药全方位、百年持续打压，中医界乃至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界等，连反诘的声音弱小到甚至听不到:为什么不用“中医学解释西医学和科学”呢？

诚然，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样的发问，只是提醒留意话语权的隐蔽性和强制性。确如《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书中所言:“我们没有看到存在于语言中的权力，因为我们忘记了每一种语言是一种分类，而分类是强制性的”。

挖掘发挥中医药的价值。1949年作为一个分界点的话，之前，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如果视为中医界前辈被动应对，之后，则是某些人主动附和。

新文化运动建立的西方文化话语权，没有因为共和国的建立而改变，相反得到政治意识形态加强。共和国七十年，国家医学、医疗行政权基本是西方文化信守者掌控，西方文化话语权主导了国家健康卫生事业。

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成为“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的主要方式，相伴随的还有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及中西医融合等。以毛泽东有关中西医结合的言论为主要依据，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义项，分别为“中西医工作者行为的配合”、“中医学与西医学‘并重，并存，并行’”及“中西医理论合二为一”。

中西医结合发展主要的实际取向，选择的是研究“中西医理论合二为一”，前两个义项基本废置。上个世纪80年代，中西医结合人为上升到国家层面医学，成为一支独立医学，与中医学和西医学两大独立的医学并列。2016年出台的《中医药法》，鼓励中西医结合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

大家清楚，中西医结合不等同中医，但又归类中医，中西医结合，究竟是中医亦或不是中医，没有人说清楚，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学术的荒谬？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医学管理的荒唐？扯出一块“中国特色”的遮羞布，荒谬与荒唐又怎能掩盖得住？

中西医结合，是典型的政治产物，同时又是学术阿臾政治的产品。因为中西医结合是非专业人士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出的设想，至于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能否合二为一、如何合二为一，或者说，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是否存在结合点，中西医结合研究者，迄今为止也没有给出学术论证。中西医结合一直缺失学术起点和理论基础，这个问题，严肃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者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本意是以“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挖掘发挥中医药的价值。中西医结合研究者，对于“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是否具有可能性，在缺失学术论证的前提下，倡导“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是违背学术规律的，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因阿臾政治而得到政治庇护，中西医结合获取体制与制度长期有力支持，大有自居“正统”僭越中医之势。而我们看到的是，“空洞而生硬，凌厉而武断”，成了中西医结合生存的常态方式。

“政治强奸中西医，产下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成为政治小三”说法，尽管粗俗难听，却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

中西医结合致力于“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合二为一”研究，披着“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外衣，改造中医学理论，同化中医学，不再是谋求中医学的生存权。历史的演进，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动机与目的发生了迁移。

让中华民族新生代听懂中医故事。近年来，时常听到“用现代语言讲好中医故事”说法，其动机与目的是助力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习中医、传承中医。“用现代语言讲好中医故事”，是因为中华民族新生代读不懂中医经典理论，认为以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有助于中医药传承，有助于中医药走向世界。

事实并非如此，用现代语言讲好中医故事，貌似与时俱进，适应现实，实则是“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的改头换面，是假定科学或西医学能够解释中医学为前提，骨子里是中西医结合论的应用与推广。毫疑问，这个前提设定的本身就是问题。用现代语言讲好中医故事，实属以历史性错误证明自己的错误是正确的。

中华民族新生代，读不懂中医经典理论的事实是存在的。问题是，科学或西医学解释的中医学，如何保证等同中医经典理论？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是否成为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习中医经典理论最佳途径？或者唯一途径？中华民族新生代为什么读不懂中医经典理论？这便是“科学或西西学解释中医学”的可能性问题、必要性问题，和中医学传承的根本性问题。

二、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不具有可能性

  科学或西医学，在解释中医学意义上是等价的，本节方便叙述，省略“科学”只言西医学。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区别与关系两个方面，略述“可能性”的问题，之后，再从交流本身的意义加以补充。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区别。医学是文化的一种现象，是文化赋予生命之意义，文化赋予生命之意义称为生命观，医学以生命观为核心。不同文化赋予生命不同的意义，不同的生命观建构不同的医学体系。生命观，是医学与医学相区别的标志。

  东方文化赋予生命以“阴阳”之意义，建立中医学“心物一元”生命观，生命的呈现是“形与神俱”、“精气神”三位一体，认为生命与生命是不同的，存在境界层次的差异。

  西方文化赋予生命以“实体”之意义，建立西医学“实体”生命观，生命的呈现是“运动、循环、消化、呼吸、神经、泌尿、生殖、内分泌、免疫”等九大系统的组合，生命具有共同的“碳基”物质基础，认为生命与生命是相同的，处在同一个境界层面，不存在差异。

  中医学与西医学，以“心物一元”生命观与“实体”生命观相区别。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区别，是各自的母文化决定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体论的不同决定的。   

  本体论而言，三大文化的不同，通俗的表述或许是，西方文化只承认“看”到的有形东西——“实体”，认为世界是与人无关的存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二元对立；东方文化既承认“看”到的有形东西，又认为有形背后还有无形（存在）——阴阳，“有形”与“无形”一体不可分，天人合一；佛家认为，有形生于无形，本体论为“佛”——生命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或者再简缩，西方文化“看”到的算，“看”不到的不算；东方文化不仅“看”到了“有”，而且还“测”知“无”；佛家认为“有”生于“无”。对人来说，接受哪种文化，建立的便是哪种文化世界观，世界观决定生命观。建立世界观即为“先入之见”、亦为“洗脑”。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区别，既具有“类别”的不同，又存在“层次”的差异。“类别”的不同，指的是“心物一元”生命观与“实体”生命观具有质的区别；“层次”的差异，指的是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理论分属不同的境界层面，中医学居于高境界层面，西医学处于低境界层面。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关系。中医学与西医学，“类别”不同决定的是横向“并列”关系，“层次”差异决定的是纵向“嵌套”关系，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一种既“并列”又“嵌套”的二重性关系。

  这种二重性关系，意味着中医学能够理解西医学，但西医学不能够理解中医学；如果以西医学透视中医学，则相当于“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西医学曲解中医学，被西医学透视（解释）的中医学则失去本来的面貌。

  现实生活中，中医学与西医学横向上的并列关系，体现为“分工”与“协作”；纵向上的嵌套关系，体现为理解与被理解，包容与尊重。当然，“分工”与“协作”、“包容”与“尊重”的主体是人，只有“人”独立的分别掌握中医学理论和西医学理论，才可能够理解与适从这种“二重性”关系；反之，如果不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的“二重性”关系，就意味着还没有独立的分别掌握两种医学理论。

  西方文化“实体”观先入之见，难以理解二重性关系内涵意义，不理解的是纵向“层次嵌套”关系，常常是忽视、无视“层次嵌套”关系，将“层次嵌套”关系平面化归结为“并列”关系，只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是单一的并列关系。西方文化先入之见者，偏见的内因大抵在此。

  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理论的关系，特别是纵向“层次嵌套”的关系，决定了“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不具有可能性。

  交流三要素。交流，由交流对象、陈述者和受众三者构成。交流，是陈述者与受众之间关于对象意义的传递。有效的交流，是陈述者与受众处在同一个交流平台、使用同一个交流工具。交流平台，是交流对象决定的，交流对象决定了交流工具。

  传承中医经典理论，陈述者——中医药教材、授课老师，受众——中华民族新生代，交流的对象是中医经典理论。中医经典理论作为交流的对象，要求陈述者与受众共同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以阴阳观——“心物一元”生命观为平台，以文言语言文字工具。中医经典理论之意义，在陈述者与受众之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有效的传递。

  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陈述者与受众，则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以“实体”观为平台，以现代汉语——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语言为工具。中医经典理论作为交流的对象，如果以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陈述者与受众则缺失交流的平台、缺失交流的工具，中医学理论之意义，在陈述者与受众之间难以有效的传递。交流本身的意义，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也不具有“可能性”。

三、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不具有必要性

  所谓必要性，通常理解指的是，实现目标必须的、或唯一的、或最佳的方式方法。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不具有可能性，自然就不具有必要性了。

  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无非是两个主要理由:验证中医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受众——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不懂中医经典理论。受众学不懂中医经典理论的共性原因又是什么呢？共性的根源在哪里？

  生活在大陆的中华民族新生代，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共和国七十年推行全民族基础教育，从现代汉语入手，方式是学校制，主体内容是十九世纪前的西方文化，缺失东方文化，缺失文言语言文字学。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华民族新生代，西方文化先入之见成为普遍的现象。现代教育，造成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习中医经典理论患有“先天性”三大障碍，分别是“西方文化先入之见”、“东方文化观念缺失”和“文言语言文字学缺失”。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不懂中医经典理论，共性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与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同属一个原因。

  面对中医经典理论，中华民族新生代如果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就需要破除三大障碍，分别是:悬置（不同于摈弃）西方文化先入之见，补习东方文化，补习文言语言文字学，三者缺一不行。

  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结果是中医经典理论失去本来的面貌，完全不同于中医经典理论，非但不是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必要的、最佳的、唯一的途径，而且是一条邪路。

  西方文化先入之见，认为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是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习中医学理论的现实需要，隐藏着一个假设，即设定人居安不动，改造中医学理论。人不变，改造中医学理论以满足“人”缺失东方文化的需要，是西方文化话语权的核心观念。殊不知，包括中医学理论在内，任何的文化理论一旦建立，是不可以随意改造的，而人却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改变，则是补习东方文化，补习文言语言文字学。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受众独立站在东方文化立场、以文言语言文字为工具是唯一的选择。

  中医学具有“养生寿人”、“防病治病”两大层面的价值。即使临床层面作为“防病治病”的工具，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依据和现实无数经验依据，也都证明中医理论技能具有稳定的、持续的、确切的价值。中医学近代百年的衰落，不是中医学理论自身失去现实价值，而是人为的事变。“中医服务能力低下”来自“中医人才匮乏”，“中医理论西化”则是“中医人才匮乏”的一个直接原因。中医药所有问题的原因，最终指向的都是“话语权”。

    “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现实影响力”，含有现实支配和控制能力。百年中华民族西方文化话语权，孽生了“科学或西医学解释中医学”——中医是科学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融合、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用现代语言讲好中医故事等。西方文化话语权，建立了以西医药体制、法律制度管理中医药。西方文化话语权，使得中医药丧失独立性，丧失生存的社会人文生态。

话语权，依赖外部政治势力而建立，在文化多样性的现实里，取决于“人”同多种文化建立的何种关系。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的现实里，百年中华民族同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形，分别为:

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对待西医学与中医学；

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对待中医学与西医学；

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对待中医学，或者，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对待西医学。

历史的选择，中华民族中的某些西方文化倡导者及其追随者，借助政治力量站在西方文化立场对待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对待西医学和中医学，建立西方文化话语权。

  中医药百年衰落，是多层次、多系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话语权是核心，人是根本。

  中华民族新生代，学不懂中医经典理论的根源在话语权。破解中医药衰落百年难题的核心环节，首要的是破除中华民族西方文化“话语权”。传承发展中医药现实之路，回归《宪法》精神，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实施“中医药”与“西医药”分业管理。

构建中华民族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就是重构中华民族站在东方文化立场对待东方文化、站在西方文化立场对待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实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学与西医学皆为中华民族所用，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唯一正途。

陈家功，男，1962～.辽宁普兰店人，毕业于原大连市卫生学校医士专业，最高学历中医学本科。曾工作于瓦房店市中心医院，2003年开办瓦房店陈家功中西医结合科诊所。中医执业医师、西医执业医师。关注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政策、中华传统文化和文言语言文字学；关注哲学、逻辑学和理论物理学等。文章曾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医药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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