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文《义乌文史读本》系列丛书出版

《义乌文史读本》系列丛书包括《义乌文史读本》普及版、拓展版及《义乌名家名篇导读》三种，编纂宗旨是发掘提炼义乌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她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打造成义乌中小学生、公务员及所有市民喜爱的乡土文化教材。读本的普及版、拓展版包括历史回望、山川风流、文史名篇、乡约家训四大板块，其中文史名篇为重点，入选人物、作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义乌籍人士，一类是任职义乌和描写义乌山水历史人情物理的外地籍人士。入选作品以民国为下限。每篇选文都有精到的赏析、注释，并辅有相关图片，图文并茂，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编在手，地方风土典章灿然大备，历史文化精华网罗无遗，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义乌文化史，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就地方文献的弘扬普及而言，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就高校老师而言，这是我们走出书斋，把著作书写在乡村民间的具体行动。

本书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国栋教授主编。编纂工作得到了义乌市委林毅书记和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朱世强教授的直接关心和指导。

▽附前言、后记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义乌，这个位于浙江中部，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县，以小商品市场为突破口，商贸经济异军突起，不断壮大，很快成为八方辐辏、闻名遐迩的商贸中心，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时至今日，义乌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名副其实的国际商贸城。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义乌社会治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发展也齐头并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什么是义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方兴未艾之时起，就开始有了这样的追问。义乌的崛起，是时代机遇的偶然眷顾，还是历史命运的必然抉择？是义乌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还是义乌人天生具有经商禀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精彩样本，义乌被不断审视和剖析，有关义乌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视角多维，结论多元。人们在破解义乌崛起的密码时，偶尔也会将目光投向义乌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希望从中寻找到答案。

△义乌县治图（崇祯《义乌县志》卷一）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回望历史，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该往何处去。对文化传统的了解与把握，能够让我们从中汲取经验与智慧，获得精神的滋养，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2005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启动了包括“文化研究工程”在内的“八项工程”。在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总体部署下，义乌也确立了文化大市建设目标，并于2008年启动“义乌丛书”编纂工程，制订中远期规划，全面整理出版义乌历代名人文集，分类选编地方文献，分专题开展义乌历史文化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一大批义乌文化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成就璀璨的义乌文化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义乌儒学图（崇祯《义乌县志》卷一）

△云黄山图（嘉庆《义乌县志》卷一）

纵观义乌历史文化，不难发现中华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优良传统，深深融入在义乌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义乌人民的行动上，更在那些杰出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还丰富和提升了文化传统的内涵和品格。千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义乌文化有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以孝立县，以文筑基，以勇扬名，以商驰誉”。义乌原名乌伤，得名于颜乌至孝而感动群乌的故事。孝，是中国文化传统最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人伦之根本，社会之基石，也是义乌文化最素朴的底色。从南北朝的傅大士，唐代的骆宾王，元代的黄溍、朱震亨，明代的王袆，清代的朱之锡、朱一新，到现代著名学者陈望道、吴晗，著名作家冯雪峰、王西彦，从义乌走出来的文化名人灿若星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光彩。典型垂范，形成了义乌人民崇文尚学、明义敦礼的优良传统，这是义乌文化长盛不衰的精神源泉。在家言孝，于国尽忠，每当外敌凭陵之际，孝义观念往往转化为可歌可泣的爱国热情和报国壮举，如南宋初年的爱国名臣宗泽，矢志抗金，临终三呼“过河”，忠肝义胆，彪炳千秋；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麾下的“义乌兵”，骁勇善战，威震海疆。在经济活动中，孝义观念则转化为重义守信的商业伦理。义乌的商贸经济肇兴于南宋，到明朝中叶日臻繁荣；延续至清中叶，义乌已跻身浙中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大大小小的集市遍布全县各地，更有无数的商人走南闯北，拓展商业版图，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海外贸易。义乌的坐贾行商，诚信为本，义利并重，赢得了良好的商誉。正是如此深厚丰沃的文化土壤，成就了今天不凡的义乌。

△骆宾王祖墓（廿三里街道李唐村）

△陈望道在自家柴棚翻译《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是当代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应该以全面了解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继承创新优秀文化，需要以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历代文献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对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是挖掘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然而，义乌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文献浩繁，内容庞杂，需要站在今天的角度，对历代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去芜存菁；由于时代隔阂，古文中的字词、用典等，并不易于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了解，需要通过普及化的手段，才能让古代优秀作品进入寻常百姓家，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整理出版“义乌丛书”的基础上，编纂《义乌文史读本》，就是为了做好义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本书从浩瀚博大的义乌历代典籍中精选一百多篇作品，分类编排，严谨校勘，加上详细的注释、通畅的白话翻译、精练的导读，并提示延伸阅读的内容，以广见闻。读者一册在手，就能了解义乌的历史、名胜、人物、风俗，通过阅读经典，感受古今之变，领略文章之美，得到思想的熏染和精神的陶冶。

△民国时期的绣湖（义乌城建档案馆藏）

《义乌文史读本》的编纂，是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实践，也是综合选编义乌文史名篇的首次尝试。这项工作得到了义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直接指导，省内外学者积极参与并为之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义乌市教育局、方志办和本地文史工作者在编写体例和具体选文上，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并协助收集了图片资料。本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写完成并呈现在读者面前，是多方协力的结果。作为一本乡土文化读本，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义乌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广大市民和外来经商务工人员的案头常备读物，也成为提升义乌形象、弘扬义乌精神的一张文化名片，更希望本书能够为义乌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开启精彩的义乌文化之旅吧！ 

《义乌文史读本》编委会

2020年6月16日

三十七年前，我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故乡义乌县文化馆工作，承担的具体任务是为馆藏的约五万册线装古籍（其中不少来自清末著名学者朱一新的家藏）整理编目。走进扑满灰尘的书库，我既为家乡丰厚的文化底蕴所震撼，也为这些丰富的宝藏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而惋惜。此后的近三年时间，我就与这些古籍为伴，度过了近千个充实而又难忘的日子。在清理这些古籍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有大批家乡先贤的著作，包括傅大士、骆宾王、宗泽、黄溍、朱震亨、朱一新等，那是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但是，这些珍贵的古籍并未对外开放，平民百姓对先贤的著作也知之甚少，如何让她们走到普通民众中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欣赏和接受，这是摆在我们文化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两年后，我受命充任新成立的义乌图书馆的首任馆长，谋划馆里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时，就曾设想编辑一套“义乌小丛书”，把历代先贤最优秀的诗文推介给普通民众。只是不久以后，我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生，这一设想没来得及展开就不得不搁置了。

再次离开家乡到外求学工作，一晃已是三十多年，虽然南征北战，教学科研任务极其繁重，但想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做点实事的初心依然不时在心中萌动。2017年11月24日，我应邀回故乡参加义乌市高层次人才联谊会成立大会，并有幸当选理事。当晚，林毅市长请联谊会朱世强会长等几位领导喝茶，我也叨陪末座。聚谈间，与会领导提出，希望联谊会的每位理事为家乡做一件实事，于是编纂《义乌文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的设想便不经意间冒了出来。承蒙朱会长、林市长的赞赏和鼓励，这一设想当场就拍板定了下来。

说易行难。义乌自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建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星光闪耀，名家如云，文化底蕴极为丰厚。要把两千多年来先贤创造的优秀文化浓缩到一部几十万字的读本中去，并加以正确的阐释，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自承接任务以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教授、副院长冯国栋教授和我一起组建的学术团队，便以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责任感，全力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读本》的编纂工作总算基本完成。回首一年多的辛劳，我们觉得《读本》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努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定体例

如上所说，义乌先贤著作数量庞大，且多用文言文写成，必须去粗取精，化繁为简，化难为易，让老百姓看得懂，看得有味，这样才能激活其生命力，并进而推陈出新，弘扬光大。为此，我们确定《读本》的编纂宗旨是发掘提炼义乌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粹、最经典的部分，让她们从史乘、文集、笔记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打造成中小学生、公务员及其他所有市民喜爱的乡土文化教材。根据这一定位，全书设置“历史回望”“山川风流”“文史名篇”“规约家训”四大板块，其中“文史名篇”为重点，包括作者简介、选文、注释、导读、延伸阅读，并辅以必要的图片，形式图文并茂，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争做到一编在手，地方风土典章粲然大备，历史文化精华网罗无遗，成为一部浓缩的地方文化史，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就地方文献的弘扬普及而言，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就高校教师而言，这是我们走出书斋，把著作书写在乡村民间的具体行动。

二、定选文

不少义乌先贤著述宏富，像黄溍、朱震亨、王袆、朱一新、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王西彦等大家，遗存作品的字数都多达数百万甚至近千万之巨，要从中把那些最经典的诗文遴选出来，可谓披沙拣金，确非易事。为此，我们组建了包括近二十位教授在内的强大的编委团队，其中包括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先生，国家级教学名师、浙江大学教授吴秀明先生，浙江大学求是学者、教授董平先生，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国家级名中医盛增秀主任中医师，复旦大学教授傅杰先生，等等。编委们慧眼如炬，尽心尽力，第一时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基本篇目，从而为入选篇目的最终确定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义乌历史上的一些最经典、最有价值的文字，都已收录于本书，真正做到一编在手，精华无遗。

△义乌冯雪峰故居

三、定底本

传承至今的历史文献，往往有不同的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往往也有出入，从而会影响选本的水平和质量。所以确定了选目，还需要进一步决定据以录文的底本及必要的参校本。本书尽量选用那些时代较早或者经过作者本人或传刻者精心校勘的文本，并在每篇录文之后标注说明。如唐骆宾王选文，以极为罕见的宋蜀刻本《骆宾王文集》十卷本为底本。又如宋刘祖尹《题石壁精舍》诗，目前所见主要有四个本子，其中清康熙《义乌县志》系此诗现存最早的传本，嘉庆《义乌县志》承之；清厉鹗编《宋诗纪事》（乾隆十一年厉氏樊榭山房刻本）及今人《全宋诗》本亦皆源出康熙志，但颇多妄改，不可为据，所以本书录文以清康熙《义乌县志》本为据。

又如所收吴晗《论贪污》一文，原载于1943年11月14日《云南日报》，后被收录于生活书店1946年出版的《历史的镜子》和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投枪集》，收录于这两个集子时，作者都做过修订。比较而言，后一修订本虽然多了一些政治色彩，但更多的是对原本文句标点的润饰甚至是疏误的修订。如前一修订本中有“皇后的教和皇帝的制敕并行，藩镇奉之如一”，“教”字单行不伦，后一修订本改作“教令”，句意便明白无误了。又如前者“贪污成为正常风气”，“贪污”而称“正常风气”，总让人感到不妥；后者改作“贪污成为社会风气”，便怡然理顺了。类似的例子极多，此不一一列举。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修订本多了一点政治色彩便弃而不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吴晗全集》以前者为据，不但沿袭了原本的许多疏失，而且还增添了一些新的错误。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吴晗文集》则以后者为据，编者有眼光，可惜排版错误太多，亦不可依以为据。所以我们的选文既不用早期的《历史的镜子》为据，也不以今人编的《吴晗文集》《吴晗全集》为据，而是选用作者生前修订出版的《投枪集》本为底本，无疑是最合适的。

四、定录文

选定了底本，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录文。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要保证文献录文的准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需要校录者扎实的学术根底，更需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如第二编所收清张若霈《重建东江桥记》，原文记建桥“工手指数千”“椽柱瓦埴之属千”，初稿“指”误作“值”，“埴”误作“植”，修订时改正其误，并出注云：“工手指，工匠工数。工手，工匠。指，量词，用以计算人口。清魏源《圣武记》卷六：‘乃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役数千指曳之。’”又云：“椽柱瓦埴之属，泛指桥亭上的各种建筑材料。瓦埴，砖瓦。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八五《峨眉历代耆宿》：‘西域圣僧名阿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而观山水环合，同于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场。山高无瓦埴，复雨雪寒严，而冻裂不坚，故以木皮盖殿，因呼为木皮殿。’”“指”“瓦埴”的用法今人罕觏，校录时极易误录误改。

△清东江桥图（[光绪]《义邑东江桥志》）

另外，即便是古代精校精刻的文本甚或作者自定的本子，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参考其他本子或用理校的方法加以纠正。如宋宗泽《贤乐堂记》一文，《读本》据清同治八年胡凤丹刻《金华丛书》本《宗忠简公集》收录，其中有“堂之东，浚为方池，植竹以环其峰，强名曰‘竹溪’”，“植竹以环其峰”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费解，后来我们偶然发现《永乐大典》卷七二三七亦载有此文，上引例句的“峰”字《永乐大典》本作“岸”，原文是说在方池四岸种了一圈竹，校“峰”作“岸”，文意便豁然通贯了。

△宗泽像（上海博物馆藏）

又如第四编“规约家训”中的《温军门六歌》，读本据崇祯《义乌县志》收录，其中第五歌、第六歌底本都不完整，后来我们发现梁伯荫修、罗克涵纂民国《沙县志》也收了这六首歌，因而据以补足了原本脱漏的文句，并连带纠正了底本的多处文字疏误。

又如明王绅《王处士传》，读本据近代金华胡宗楙刻《续金华丛书》本《继志斋集》卷下收录，其中有“见有以刁讦为务者，蹙额吐舌，避之如蛇虺。夫何，为人诬诉于官，符下逮捕”句，“夫何”句费解，我们校“夫何”作“无何”，释为“不久”，原文便顺适无碍了。

再如上文所举的吴晗《论贪污》一文，反复权衡，《读本》选用作者生前修订出版的《投枪集》本为底本，但此本也存在少量排版方面的疏误。如“皇后的教令和皇帝的制敕并行，藩镇奉之加一”，“加一”不通，而早期的《历史的镜子》本作“如一”，“如一”显然是正确的；又如“看看历代复亡之原”“明太祖有惩于元代的复败”两句，其中的“复”字底本如此，而《历史的镜子》本皆作“覆”，“覆”指覆灭、灭亡，作“覆”无疑是正确的。诸如此类，《读本》皆参考《历史的镜子》本订正。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读本》所收诗文录文的可靠性很高，有的甚至超越了作者本人修订过的文本。

五、定注文

历代的高文大典，博大精深，要让她们走近普通民众，还需要进行精准、详尽、系统的阐释，这也正是《读本》特别倾注心力的地方。每篇选文，除了前置的作者介绍，还包括注音释义、导读赏析、延伸阅读等内容，我们努力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上下功夫。每位撰稿者完成初稿后，主编逐字逐句逐篇进行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再返回撰稿者修订，最后提交主编审读定稿。《读本》中的每篇诗文都经过这样来来回回的推敲打磨（如骆宾王选文修订过五次），尽可能做到注文的准确可靠。如拓展版第三编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初稿有云：“抚躬存亡，何心天地？”修订时据底本改“存亡”为“在亡”，并出注云：“抚躬在亡，面对生者和死者自我反省。在亡，生者和死者；一本作‘存亡’，义同。唐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在亡均寂寞，零落间惸鳏。’”可见底本“在亡”不误。

又如第三编所收元黄溍《说水赠蒋春卿》篇有云：“潜渊之珍，参错朗耀，而荒查丑石、屑琐附丽之物，亦无所不容也。”初稿原注：“荒查，荒野中的碎屑。查，通‘碴’。”修订时改作：“荒查（chá），荒野中的树根、枝杈之属。宋王禹偁《啄木歌》：‘嘴长数寸劲如铁，丁丁乱凿干枯查。’‘枯查’犹枯枝。”“查”字辞书原本就有树桩、树杈等义，“荒查”自然无须改读。

再如第二编据崇祯《义乌县志》卷二方舆考收《形胜》篇：“愚观县治境界，独善坑一路接壤诸暨，行旅往来，开上江之门户。”初稿原注：“上江，上游，古代多指长江上游。”但义乌地理与长江远隔，故把这个“上江”定作长江上游显然有问题。修订后改注：“上江，上游，指金华、衢州一带，以其居浙江上游，故称。”这样就与义乌的地理位置吻合了。

总之，为《读本》撰稿的每一位参与者都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此项工作，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在“五定”上倾注了心力。在此，请允许我代表编委会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我相信，《读本》特色鲜明，质量是上乘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展示义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延续先贤们的精神血脉，助推义乌进一步走向世界。 

 张涌泉

 己亥年正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