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传抄者的主观意图：中医古籍稿抄本成因考论

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前期。因其具有写本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从五代起开始风行，叠经宋元明清，以至于今，其势炽盛，经久而不衰。但是稿本、抄本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巍然屹立。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中，稿抄本占27.4%。全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所藏截止于1949年问世的中医书籍中，稿抄本占42%。

这样的高占比实在令人颇为惊讶，为何在刻本时代类属中医的稿抄本依旧如此众多？这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稿抄本的撰写并非以刊刻为唯一目的。本文拟据笔者经眼者，从传抄者主观意图的角度，来探讨中医稿抄本形成的原因。

前代藏书家对稀见稿抄本的搜求向来矢志不渝。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曾说：“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又说：“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对抄本，尤其是未曾刊刻的抄本青睐如此。因为刻本是批量生产的，抄本则纯属手工制作，这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论。

中医古抄也有为著名藏书家雇人、甚至亲自所抄者。如上海图书馆所藏《医方抄》，不分卷，一册，书封题“明范子宣卧云山房抄本医方，壬辰残腊收于四明，黄裳”。黄裳乃当代上海著名藏书家。题记所称范子宣名大澈，系天一阁主人范钦之侄，明代著名藏书家。此本即系卧云山房本，为范大澈雇人所抄。

清人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载：“公（指范钦）犹子子宣鸿胪大澈亦酷嗜抄书，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书佣或称佣书，乃受雇于人，以抄书谋生者。

又如民国时期中医界著名藏书家巢念修，他字祖德，号淀滨居士，自称“隋太医巢元方之后”，武进孟河医家巢崇山族孙、巢凤初子，随父行医于沪上。诊务之余，素喜把玩旧籍，整理、修补、乃至抄录诸多古籍，有耘杏轩、賸馥居藏书室。

他曾抄录《鹤圃堂三录》，作者为晚明华亭（今上海松江）名医沈时誉，该书不分卷，共一册，又名《鹤圃堂治验病议》，由“治验”“病议”“药案”三部分构成，成书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共载医案四十九则，以内科、妇科为主，皆属沈氏临证治案，其中每有为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所收录者。如卷十二《吐血》篇所收“沈明生治孙子南媳”案，《衄血》篇所收“沈明生治给谏姜如农长君勉中”案，皆见之于《鹤圃堂三录》。这两则医案均曾收录于《医古文》教材。

《鹤圃堂三录》原本已佚，唯凭巢念修抄本而得以传世，今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从中既可得见沈氏内妇医案之详貌，也可用以参订《续名医类案》之所录。

为了得书收藏，古人还有“约抄”的趣闻。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鄞人范司马钦，字尧卿，号东明，喜购旧本，与凤洲家岁以书目相较，各钞所未见。故两浙藏书，以天一阁为第一。”是说天一阁主范钦与弇山堂主王世贞约定，每年交换家藏书目，各自抄录所缺之书。明末天一阁藏书冠绝一时，与此“约抄”不无关系。

清代藏书家孙从添曾说：“书之贵钞录者，以其便于诵读也。”综合辨析笔者过目的稿抄本，其中既有据某一底本缮写誊抄者，也有据多种底本摘录抄写，同时加上个人感悟见解者。这是由于需要阅读的内容分散于各书各篇，不便稽查，解决之法，则唯有杂抄一径。此类现象不乏其例。就其便于诵读的主体者而言，可大别为自己与他人二途。

古代医者，为求方术精进，博览医著，随手笔录，日久盈箧，因加整理，遂成抄本，以供临证参考。

如上海图书馆所藏《妇病撮要》，不分卷，一册，记载妇人经带胎产相关医论二十四篇。据书名下“陈莲舫手抄”字样可知，此书系清末御医陈莲舫手录。该本笔录或类纂《内经》《难经》《金匮要略》诸书以及朱丹溪、张景岳、缪仲淳、汪石山各家，并参有陈氏临证经验心得，另有陈氏朱文眉批数条。其中一条简述抄录之由：“此本予于诊治之暇时，参于妇科之要本，汇集成册，并附以己意，聊备案头之翻阅耳。莲舫记。”可见聊备自己翻阅，乃《妇病撮要》手稿本形成的原因。

古代还有一等非医者，纯粹出于个人查检方便，而分类整理平日所搜医方，从而形成抄本。如上海图书馆所藏《南陵集》，不分卷，两册，系许巽行1792年的手稿本。

许巽行，字子顺，号密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历任浙江临海知县、广西兴安令、安徽南陵等地知县。嘉庆《松江 府志·古今人传十二》言其“生平博览经籍，购善本，雠校精审，尤好《文选》《说文》《广韵》诸书”，于小学、诗文著作颇丰，抄本完成于许氏知南陵之时，因以“南陵”命书。

该书医方多源自历代医著如《资生集》《幼幼集成》《医学心悟》《医宗金鉴》《静耘斋集验方》以及民间验方，判为61类，每方后列方名、主治、药物、服法。据书前作者小记“积五十年来手录诸方汇钞之，以便检用”语，可知以便自己检用，乃汇抄之目的所在。

侍疾是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人王焘曾云：“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曾闵之行，宜其用心。”言欲成为像曾参、闵损那样有孝行之人，应当在医术上用心。古代士人每每于侍疾之余，搜求相关方论，以便更好地照料亲人，奉行孝亲之道。

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手稿本《中风证治集要》，两卷，一册，清魏远猷辑于光绪九年。该书系节录《金匮要略》“中风篇”以及陈念祖、黄元御等有关中风方论而成。

辑者“小引”说：“近世中症尤多，余家三代患者四人”，包括曾祖母、祖父母与父亲，因而“侍疾之余，采辑中风方论，汇为一册，庶便翻求”。可晓庶便自己翻求，以供侍疾之需，乃“集要”之成因。该本还附载《侍疾获痊记》一文，记述辑者父亲罹患中风之缘由、治疗的过程，以及魏氏汇集该书之颠末。

与此相仿，也有为自己患病而搜求摘抄相关医书，从而形成稿抄本的。例如清代以擅画仕女像著名于世，而有“余美人”誉称的余集（1738-1823），字蓉棠，号秋室，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曾先后任侍讲学士、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

除撰有《秋室学古录》《梁园归棹录》《忆漫庵剩稿》《百衲琴》等著作外，他尚有《秋室我闻录》手稿本传世。该本据同乡诸三农对明代张三锡《医学六要》之批读复加纂辑而成。余集自序云：“乙丑春日，病困累月，恒检方书，以自审其疾，随笔成《我闻录》。”可知《秋室我闻录》乃余集于乙丑（1805）因“病困累月，恒检方书，以自审其疾”而成。

另如清代同光年间黔南有个书生姓谭名焯字文卿，自言“余少多病，十五岁以前服药满坑，迄无成效。暨同治己巳庚午间，舍间老幼之为庸医所误者五六人，爰弃诸医而自谋生趣”，于是捧读医书，从医经、伤寒到各家医著，并结合自己与家人病况，写就《医宗解铃语》一卷，载医论十七篇。云“是篇本无奇异，不过心所领悟，间发前人所未发”，“其方亦因亲用效验，然皆古方，而自己删订者”。

以上并见于谭焯写于光绪庚寅年（1890）的自序。是书圈点删改较多，当属作者手稿。此两实例皆属因自己或家人患病而杂抄，即为“自审其疾”而有稿抄本。

中医学是一门精湛的学问，是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重要保障，与人类的健康福祉紧密相关。前人编撰医抄，除了方便自己阅读外，更多地是为了方便他人阅读。所指“他人”包括时医、后人、患者等。

上海图书馆所藏《病理要知女科》，四卷，两册，清人董若仙撰，俞南氏录。该本援引张仲景、王叔和、 许叔微、张子和、朱丹溪、李时珍、吴鹤皋等医家医论，以及《脉书》《妇人大全良方》《医方集解》《产书》等医籍，广泛涉及经期、求嗣、受胎、胎前、小产、难产、正产、产后等妇产科病证，重在探讨病机，所用方剂65首多属妇产科国医经方，并载有验案与误案，书写体例采用“客问”“予曰”的问答形式，共设二百三十余问。

前载编撰之目的：“予业是术以来，闻见不一，故辑是集，告诸同志：凡遇斯疾，细心详察，精研病机，然后立方调治，庶无堕胎之谴，而名誉远播，不亦泰乎？”从中可见董氏有感于有关胎产的病机“闻见不一”，因而以题旨易明的问答形式撰辑此书，告诫同道“立方调治”之先，务须“精研病机”。是为方便“同志”亦即医者阅读。

上海图书馆所藏吴大珍《医方便查》，十一卷，成稿于道光八年，乃汇集清代医方分类而成。诚如吴氏自序所云，其类抄之由，为“每读古人书，其要曰某汤某药，则茫然者甚夥，既质鲁而不能记忆，复散漫而不便稽查”，遂“汇集诸方，分门别类”“第为后学稽查之便，因名之曰‘医方便查’”。是为方便后人阅读。如上述《中风证治集要》，作者在“小引”中也曾说到编撰该书是“俾不习医者可 得按病求方，为中风症之一助，以示同病相怜之意”。是为方便患者阅读。

上海图书馆藏清人江涵暾所撰《内科分治指掌》，不分卷，一册，类分心、肝、脾、肺、肾、胃、膀胱、胆、大肠、小肠、三焦、心包络十二部，分述各部病证，按证附列方药及其出处，简明扼要。作者多处讲到编撰该书的用意。如《例论》说：“是集浅近，说法别无精意，不过愿人人稍知医理，不为庸医所误，以延寿命，且乡僻间不及延医，亦可对症自医，取其便耳。至医家读书少而阅历浅者，得此亦有头绪，稍知把握，便可活人。”另在卷端言道：“此集医方极为简当……俾临时便于查阅。”可知便于查阅， 以供患者自医、医家把握，乃是此抄本成书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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