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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云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朱华山腐败案，其处心积虑攀附秦光荣的细节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朱华山 图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01.


据悉，朱华山生于1964年1月，小时候家里穷，他发誓一定要当大官、赚大钱、享受生活。虽然36岁就担任云南省招办副主任，但他仍觉得进步太慢，试图“弯道超车”。

通过拉拢湖南籍武警干部李某，朱华山得以进入省委领导居住的小区，结识了时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秦光荣及其妻子黄玉兰。

朱华山不直接接触秦光荣，而是从秦光荣枕边人黄玉兰着手。他左一句黄老师，右一句黄老师，嘘寒问暖，从国内外多途径为黄玉兰买衣服、鞋子、手表、服饰等特色礼品，表现得体贴入微而又谦卑温厚。

秦光荣升任省委书记后，朱华山另辟蹊径出“新招”，以别出心裁的“高雅”方式“软贿”秦光荣，通过收集整理秦光荣发表的各类文章讲话，雇佣写手撰写文章，大力吹捧秦光荣的治理思路和治省政绩，极尽谄媚之态，试图以“文字”换“位子”。


 02.


仕道君注意到，此前披露的案情中，不少领导干部热衷走“夫人路线”攀附秦光荣。

云南出版集团原总编辑龙雪飞，对黄玉兰大打老乡牌、亲情牌，搞感情投资，多次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给其送家乡土特产、购物卡和红包，极尽讨好取悦之能事，通过黄玉兰在秦光荣面前为自己“加官进爵”吹枕边风。

为表忠心，龙雪飞还毫无节操地向秦光荣夫妇下跪，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叔阿姨。我无依无靠，无亲无故，以后就靠你了。”这让黄玉兰吓了一大跳，没见过党内的同志、党员领导干部在自己面前扑通一声跪下的。


云南省台办原主任张朝德，对黄玉兰百般讨好。“我去他们家里面报一个件，看到她拿着艾条在不停在‘灸’自己身上。我就主动问她是哪里不舒服，她讲她出汗怕冷。为了跟她关系搞近一点，让她以后多跟秦光荣说好话，我从河南那边找了中医针灸方面的专家专门过来，给她治疗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云南城投集团原董事长许雷，知道黄玉兰喜好各种奢侈品，其家人便多次陪着黄玉兰飞去香港，出入各家豪华酒店与卖场。许雷还千方百计接近秦光荣的儿子秦岭，利用自己在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职权，先后多次向秦岭介绍项目，并将不法商人送的500万贿金，分两次转给了秦岭。


 03.


仕道君注意到，为了巴结有“省委书记第一贪”之誉的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陕西大地也曾经轮番上演过一幕幕官场丑剧。
 
据财新网报道，曾任陕西省政法委宣教处副处长的的姚春雷，是赵正永的安徽同乡。此人很会来事，从巴结赵正永的妻子孙建辉开始，帮孙建辉哄小外孙，赢得孙建辉的信任，由此成为经常出入赵家的生活助手。姚春雷的一位朋友透露，他曾经在西安郊区太白山上诱捕了一只锦鸡，锦鸡的羽毛色彩亮丽，姚春雷得知后专门讨来，装进笼子里送给孙建辉的小外孙观赏玩乐。
 
而赵正永的另一位安徽老乡，曾任西安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的聂仲秋，在巴结赵正永方面也别具匠心。他独辟蹊径，依靠着厨艺上的“努力”，用一手好徽菜逐步拉近了与赵的距离，得以走进赵正永的“小圈子”，从而步步高升。
 
而更令人不齿的是用色相来围猎“陕西一哥”。在陕西坊间流传，在赵正永主政期间，有把老婆送给他的，有把女儿送给她的，还有把情人送给他的。陕西官场的人都知道，某某某之所以能够得到提拔，是因为他老婆学会了打网球，更重要的是她老婆和赵正永成了球友。
 
据闻，陕西北部某县县委书记，认识了一位宾馆小姐。他出资让小姐学会打网球，然后通过关系，进献给赵正永。后来，这位县委书记高升到西安某部门任职，而那个会打网球的小姐，则调到陕南某县任副县长。


 04.


 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作为政治运行的核心，权力具有无可比拟的“磁力效应”。而手握“绝对权力”的秦光荣、赵正永，更具有无可比拟的“磁力”，自然成为众多官员、老板围猎的首要目标。

据悉，江苏省副省长惠建林曾这样阐述自己的为官之道：我经常反思，任何事情如果找我的人多了，我就觉得应该是制度上不健全，肯定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不堵住漏洞就容易出问题。在这方面，我保持着敏感性，意识到问题就会及时制定规章制度，这样既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也能约束自己，防止滥用权力犯错误。要小心行使你的决定权，而主要行使否决权。
 
可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领导干部就喜欢找自己的“人多”，喜欢自己能够拍板、决定的事情多，倘若门前“冷落”，会很不习惯、很不高兴。实际上，权力的“磁力”越大，风险也大。秦光荣、赵正永腐败案无疑就是鲜活的例证。
 
权力的“磁力”，会源源不断地吸附金钱、美色、利益，自然就会带来巨大的危机、风险。但愿更多的官员能从秦光荣、赵正永身上汲取教训，主动给权力“消磁”，解放权力、分享权力，以求仕途顺遂、人生平安。


 05.


被判刑13年的江苏连云港原市委书记王建华曾经这样忏悔：“最害人的就是这个‘小圈子’，如果没有这个‘小圈子’让你安心、让你有侥幸心理，还不太敢为所欲为放肆。”
 
王建华的忏悔值得深思。据其交代，王每到一地都精心编织“关系网”、培植“铁哥们”、营造“小圈子”。“圈”中非商即官，都从王建华这儿得到过好处，对他这个“圈中老大”自然百般逢迎、百依百顺。王建华也自感“圈子”安全、“圈内人”信得过，于是躲进“圈子”成一统，哪管神州反腐风。他撕下了在公开场合道貌岸然的“面具”，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放浪形骸，五毒俱全，甚至在“八项规定”出台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同时拥有多名情人，过着“鱼翅当粉丝，鲍鱼成负担”的纸醉金迷的生活。
 
“小圈子”当真安全吗？在当下的中国，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实际上，在我国，官场“小圈子”源远流长，早已有之，和朋党堪称同义语。清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人多结朋党，究其结党之意，不过互相攀援，以图富贵耳。”谋利营私可谓结“党”编“圈”者的根本目的，称之为利益小集团或许更为剀切。而欧阳修在《朋党论》中亦对朋党的本质作过铭肌镂骨的剖析：“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人际交往掺入利、权等杂质，往往是最经不起考验的朋友关系。无数事实反复证明，朋党、小圈子既无生命力，也无好结局。“小圈子”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倘若有一人、一个环节露了“马脚”，就会满盘皆输，王建华“小圈子”的覆亡就是最好的例证。
 
对“小圈子”抱有侥幸心理，将其视为“保护伞”、“避风港”，只会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从违纪走向违法，从“小贪”沦为“巨蠹”， 王建华的“腐败成长史”又是一个明证。从重权在握的地市级市委书记，到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王建华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接近尾声。为了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富足惬意，他疯狂“变现权力”，向曾经帮助过的客商大肆索贿受贿，敛财高达740万元。最后，已经退休在家的他不得不走向法律的审判台，原本计划中的晚年幸福生活也成南柯一梦。如今，他身陷囹圄，爱人身患痼疾，女儿严重抑郁，年过九旬的老母卧病在床，令人无限唏嘘。
 
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在十九大代表通道接受采访时，曾直陈“二十四史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和时期曾有现在的反腐力度”。而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倒更加强劲。“小圈子”是“大陷阱”、“大圈套”，但愿每一位为官从政者都能提高警惕，切不可产生以“圈”谋私、以“圈”自保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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