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学的起源与演变之七（现代时期1）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向。传统社会形态下产生和发展成熟的命理学，也进入了新时期。这个时期，有辛亥革命开始后30多年整个中华大地剧烈的社会动荡，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两岸三地社会形态相对独立发展。

除了社会形态的改变，文化层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挨打所以传统文化一时被归为落后的原罪，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则横扫中华大地。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开放的现代化工业社会全面替代了封闭农业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命理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命理学本身也不得不随之发生相应改变。

回顾辛亥革命到当下这一百余年命理学的发展，结合时代和地域，可以分为民国阶段、港台阶段和改开后大陆阶段这三个阶段。

民国阶段——承前启后

如果把命理学类比一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学问，如物理学，则命理学从萌芽到成熟，它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又权威的体系——如同物理学之牛顿定律那样，奠定经典力学的基础。相反，命理学流传下来大量的书籍，它们的理论像散落一地的零件，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甚至还有很多错谬和相互矛盾之处。遇到实际命例，命理学人需要结合自己的经验去取舍和组合某些理论。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的徐乐吾、袁树珊、韦千里等人，一方面对古代命理典籍进行整理、解释和出版，另一方面尝试建立现代论命的一般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带有综合性、通论性质的命理学著作的出现。

这里面首推徐乐吾，他早年从政，后潜心于命理，先后完成《穷通宝鉴评注》、《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徵义》、《滴天髓补注》、《造化元钥评注》等一系列经典命理典籍的整理和注释，显然这些书籍也是用心筛选过的，是他认为价值比较大的。除了整理和注释，他还著有《子平粹言》、《命理一得》、《子平一得》等命理论著。其中《子平粹言》是他的精心之作，是他把命理学深化发展时期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新的框架中去的一个尝试，但效果就不尽如人意了。

其二是袁树珊，他校勘了《滴天髓阐微》，编著了《命理探原》、《命谱》。其中《命谱》包含历代六十四个命局，上自孔子，下至清末人物，有帝王将相，也有普通百姓。而《命理探原》则是他最有影响力的命理学通论著作，他“由浅入深，分门别类，采撷众长，屏除诸短”，既有自己的创见，又把古籍中有关内容嵌入，方便学者提供进阶途径。整体而言，他的书更像重新组合了古籍，创新不多。

第三是韦千里，他校勘了《精选命理约言》、《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出版了《韦氏命学讲义》。这本书原本为函授所准备的讲义。它面向初学者，简洁明了，条理分明，是一个入门书籍，为初学者搭建一个基本框架。初学者掌握了这个框架，进一步提升就有了方向。

而潘子端则并不广为人知，他在1937年完成的《命学新义》中把命理学和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派结合，是命理学史上的首次勇敢的尝试。这种把命理学和西方引入的学问做结合较为难得，但效果尚不理想。

港台阶段——转型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八字算命被当做一种骗人的迷信活动，属于被取缔的对象，所以这个时期较系统的命理学研究成果就难以见到了。而港台地区因命理学人的迁入，命理学的研究得以继续开展。其中以台湾省的研究者为多。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普遍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所以既注重实例考证，又不拘于前人的结论，渐渐掀起了疑古的思潮。主要代表有邹文耀、吴俊民、梁湘润和钟义民等人。

其中邹文耀编著《子平命学考证》、《命学寻真》等著作。他既考证了古籍，又做了评注。他发现了古籍中经常出现的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专门提出来，认为需要实验求证。这倒是中肯又有价值的。此外他还否定了原有八字结构，提出了自己的“时空制命式”，把原有时辰的四柱变为七柱，还加入空间的六柱。这种颠覆式的创新，既难通过实证，也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

吴俊民出版了《命理新论》。它原本也是命理函授讲义，而且是白话文的形式，以现代教育的原理和方法编撰而成。书中大小单元环节相通，前后呼应，由浅入深，对各种推理法均附有实例，初学者耐心细读，可以无师自通。这本著作，对八字命理学的现代普及，并由此开启了七十年代后台湾命理研究“兴旺”的风气，有重要的贡献。当然，他也有疑古的体现，他认为应该冬至换年，而不是过去的立春换年。这是对原有框架的一个重大挑战，但很难得到可信服的验证和业内的认可。

相比以上两位，梁湘润在业内则出名得多。他曾任台湾“星相学会”代理事长，并在全国各地开班授课，现在网络上还能找到他的课程视频和讲义。他对许多古籍做了注释，并整理了命理学各个时期的基本法则，还有多个自己的著作。关于命理学的发展，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他的著作多以讲义形式出版，虽然表现出他深厚的命学功底，但显得零乱、分散，而不够系统。

钟义民则为知识面开阔的学者，他不只是在命理学上有研究，还用命理学的方法研究疾病，著有《现代命理与中医》，把命局和中医深度结合。中医的精髓在治未病，而命局则作为每个个体治未病的入手，确实是个很有价值的探讨方向。

实践经验丰富的陈柏谕则在著作《四柱八字阐微与实务》中指出“环境变化太快……使人们陷于更彷徨的处境……命理的研究也必须配合时代的需要，不仅要兼顾大格局的正确判断，更须细腻研究各种现代社会容易发生的种种事象，予以正确的阐述与判断，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比如“论事业和雇佣”、“论学历和考试”、“各种灾难之判断方法”等，而且还列举了日本数位世界级的企业家以及二十余位中小企业老板的命例，甚至试图说明命运与企业经营的关联。这无疑既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又是传统命理“现代化”的探索。

何建忠编著出版了《八字心理推命学》和《千古八字秘诀总解》。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理论，认为命理学是一种“心系学”。他在学习八字的过程中，“发现八字算心比算命准确，并发现一套分析心灵的方法及原理”。他把“命运事象”归为两类：一类为“涉及心态的命运事象”，一类为“不涉及心态的命运事象”。前者包括心性、能力、恋爱、婚姻、赚钱能力、社交能力等等；后者包括生几个孩子、动产和不动产的多寡、官至几品、六亲何年刑克、何年死亡等等。以八字来分析“与心态有关的命运事象”准确率甚高，但若来分析“与心态无关的命运事象”则准确率较低。因为“不涉及心态的命运”常是要环境的配合造成的，不然无法解释世界上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人命运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完全归因于八字本身，加入环境的考量，这种想法倒是很有见地。

港台在这个阶段因算命行业的繁荣，命理从业者甚多，著书立说者也很多，这里仅仅列举了一些稍早期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近期的一些书籍，更像是快餐式文创而不像严谨的命理学著作，创见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