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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红色历史人物 | 著名社会学家牙含章

著名社会学家牙含章

郭正清

牙含章

牙含章，1916年10月15日出生于和政县，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藏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的主要尊基人之一。他既有传奇的革命生涯，又有丰富的学术研究经历。他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艰难岁月中度过了前半生。他的一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他不怕牺牲，敢于担当，不屈不挠，终身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加革命

牙含章的少年时代，正值1925-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中共导河特别支部领导下的青年进步组织“导河青年社”，带领同学制作红旗，上街游行，张贴标语，参加追悼李大钊的群众大会，并且勇敢地向各族群众讲述李大钊被害的经过，揭露黑暗的封建统治，引起各族群众的强烈反响。

1937年，牙含章从西藏获知抗日战争爆发，认为每一个热血青年都应报效祖国，于是毅然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进入陕北公学接受党的教育，期间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刚建立的西工委和中央调査局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开始研究民族间题。同时，化名马尔沙，参加发起回族抗日救国团体“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这两个组织为动员回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牙含章接受党的派遣，到甘肃地区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组织和领导人民游击队。他勇敢机智地躲过国民党的数次追捕，建立了数十个地下党组织，特别在少数民族中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织起有数千名战士参加的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1948年，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后，牙含章代表陇右工委与夏河藏族上层人物黄正清建立了联系。1949年9月，通过争取黄正清，和平解放了藏族聚居的夏河县。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临夏行署专员，开展剿匪，安置难民，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组织财政经济，对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大部分解放后，西藏地区尚未实行民主改革。1951年，牙含章受党中央委派，护送班禅返藏。他率领数百名护送人员及包括大批牛、马、骆驼的运输队，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在冰雪封冻的长江、黄河源头和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行军。与班禅行辕官员及护送的战士、民工同心协力，历经艰难险阻、战胜恶劣气候、缺少水草等重重困难，于1952年4月28日护送班禅大师到达拉萨。同日，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实现了分离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历史性会见。5月8日，根据中央指示，他们又继续护送班禅大师回日喀则，于6月23日到达札什伦布寺。接着，他按照中央的方针，协助班禅堪布会议厅处理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间的历史遗留间题，包括噶厦政府向班禅堪布会议厅交接所辖僧俗权力，以及妥善安排日喀则基宗与堪厅今后的关系等，真正恢复了班禅的固有权力。同时，负责建立了日喀则分工委，进行了日喀则建政工作。到1952年底、顺利完成上述各项工作任务，回到拉萨参加西藏工委工作。牙含章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在西藏期间所进行的工作，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是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恢复西藏与祖国大家庭亲密关系这一历史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藏汉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也为恢复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再次，在西藏工作中，他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充分尊重的态度与藏族上层人士共事，为保持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

学术成就

牙含章是一位扎实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他的民族宗教理论研究和以探索真理、研究科学为目的，在诸多方面都有建树。

牙含章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成长起来的学者，对民族问题有许多切身的体会，对民族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更为实际和深人，有独到的学术成就。

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西工委从事回回民族问题研究，参加编写《回回民族问题》一书。

1958年，牙含章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此时，刚成立的民族研究所承担了为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编写简志、简史的任务。简史要说明每个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问题，因而又涉及民族形成的理论。这时期他在民族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以自己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关于民族的形成、民族的概念和民族的定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既是学术理论问题，又是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实践问题。关于民族形成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我国历史学界就曾以汉民族什么时候形成的问题进行过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早在秦汉时期汉民族就已形成;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汉民族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后一种意见的根据是，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论述。

面对这些问题，牙含章没有采取简单的回避态度，而是深入钻研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找答案。为此，通读了已经翻译出版的马恩全集和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此外，为了弄清经典作家原著的本意，还请民族研究所精通俄文和德文的同志，核对了经典作

家有关论述的原文。经过深入研究后，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已存在，民族至晚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已经形成。他分析了斯大林在不同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论述后指出: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的论断与恩格斯的论述并无矛盾。因为，斯大林并不是说历史上一切民族都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他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牙含章同时指出，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闻述是有缺陷的，即最初他没有把他指的民族是“现代民族”说清楚，后来的著作才对此作了补充和更正，牙含章的上述论点提出后，曾经引起我国民族学界热烈的争论，通过几年的分析和讨论，终于圆满地解决了民族形成的问题和民族概念的问题。

1978年以后，牙含章对我国民族关系的论述，也成为他民族理论上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多民族国家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族际关系的和谐，如何在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向心，必须从政治上解决民族团结、民族和谐的制度和行为规则。为了找到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积极探讨以什么理论来指导民族工作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有缓解社会竞争和社会财富分配带给民族关系的紧张状态，使民族关系趋于和谐稳定，并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这是摆在中国特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建设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来说，正确认识民族关系的变迁，对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民族问题，更具现实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牙含章重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岗位，认真思考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践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深刻的总结。1983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为《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的长篇文章。牙含章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民族工作的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基本原理，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内容，民族问题与阶间题的关系、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充分说明了解決中国问题的根本道路是:不断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和谐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这是他在半个世纪进行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也是对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宗教理论贡献

1959年，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反华闹剧中，国外反动势力和叛徒逃到国外的反动分子抓住西藏对寺庙和宗教上层的封建特权进行民主改革作歪曲文章，污蔑我党“消灭宗教”。这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间造成了混乱。为此，牙含章于1959年下半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宗教信仰自由)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将长期存在下去。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项长期的政策。他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确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和利用宗教的封建特权进行，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情。后者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因而也是不能允许的。在这之前，还很少有这样全面阐述宗教政策的理论文章，所以该文一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国内，各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清楚地理解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国外，一方面驳斥了反华流言的制造者对我党的诽谤，另一方面也使得善良朋友加深了对我党政策的认识。

牙含章部分作品

牙含章在发表《论宗教信仰自由》一文之后，又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有神论、宗教、封建迷信问题的文章，如《有神论观念的起源》《关于有神论观念的消亡问题》《关于宗教迷信问题》《关于有神论观念、宗教、封建迷信的区别》《有关宗教几个理论问题的理解》《宗教是迷信，但并不是一切迷信都是宗教》《封建迷信和宗教不是一回事》等文章，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有神论观念和宗教的起源、发展与消亡的规律作通俗性阐述的同时，在阐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时，对有神论观念、宗教和封建迷信，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宗教是迷信，但并不是一切迷信都是宗教。例如社会上还存在着巫婆、神汉、相面的、看风水的等等，是封建迷信，不是宗教。党对封建迷信只能采取取缔政策，而不能让其放任自流。因为封建迷信实际上是一些迷信职业者利用它作骗取财物的一种手段，是变相的人剥削人的一种行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不能允许合法存在的。”这些见解，曾引起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一场争论。有的人认为宗教和迷信是一回事，世界上的一切迷信都是宗教。这种观点不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而且也不符合宗教的实际。他进一步阐述了宗教与迷信的区别和划分及政策界限等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为解决封建迷信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说:“牙含章提出的宗教和迷信怎么划分的问题，我认为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只有他才提得很明确。…它的提出，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促进了大家的思考，是个贡献。”(姚兆麟:《为党的民族事业奋斗的一生一一纪念牙含章同志》，《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90年12月，第81页)

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理论及宗教起源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的问题。牙含章敏锐地发现，无神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宗教学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域。而对于无神论的研究，在我国的理论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于是，他在研究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同时，率先撰写了不少有关无神论的文章，其中有《从无神论著作的译本说起》《有神论观念的起源》《关于有神论观念的消亡问题》等。这些学术成果，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的先河，对于后来建立独立的学科，起到了引导作用。

一位有特殊经历的藏学家

牙含章比较系统地调査过拉卜楞寺、哲蚌寺、札什伦布寺等三大寺院，并与五世嘉木样、十八世肋巴佛、十世班禅有过特殊的关系。他在与上述这三位活佛接触中认识到，他们虽然是佛身，但也是凡人。他们既有宗教的崇高理想，也有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普济大众的情怀。基于此，牙含章的藏学研究，把活佛从神坛上请下来，融入藏族社会历史的实际中进行研究，这样就脱离了旧藏学的樊篱，使藏学研究为国家的统一、藏族人民的解放服务。

他在藏学研究上的突出成就是3本藏学著作《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达赖喇嘛传》，从1952年底开始写作到1953年5月23日完稿，用了半年时间。在牙含章之前，为达赖喇嘛作传的不乏其人。一种是宗教作者，主要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高僧。他们严格按照宗教传承、信仰和宗教感情来著述，对达赖喇嘛只能也必然描述为灵异迭现非同凡人的神。一种是政治性的作者，他们把达赖喇嘛吹捧成绝对权威的“国王”，是从来就有的而且是长期如此。这完全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妄图在西藏保持或复辟封建农奴制度，进而把西藏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而牙含章写《达赖喇嘛传》取材于大量的识文古籍和明清两朝实录等重要文献，以翔实的史料结合他多年在西藏的实地考察，澄清了以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讹传妄断和连篇牍累的蓄意伪造，把神雾中的达赖请回到人间，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达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记述了藏族、汉族和满蒙等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友好团结的主流关系，历代达赖喇嘛和历代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的主流关系，和历代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权之间相互依存的主流关系。

这本著作因在历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西藏问题的研究中产生的重大影响，成为藏学研究的基础读物，中国新藏学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

牙含章的另一部藏学著作是《班禅额尔德尼传》。《青藏调查记》一书被毁，令他十分抱憾。自从担任驻班禅行猿助理代表后，又有了一个继续研究西藏历史的机会。在同班禅和班禅行辕官员的朝夕相处，以及进藏途中与藏族群众的接触中，牙含章比较系统地了解了班禅世系和藏族社会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他决定撰写《班禅额尔德尼传》。到达日喀则后，他有计划地搜集、检索和整理历代班禅额尔德尼的传记资料，为撰写《班禅额尔德尼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达赖喇嘛传》首先问世。调离西藏时，牙含章把已经整理的10多万字班禅传的资料全部留给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1984年，他修订完成的《达赖喇嘛传》出版后，接受中央指示，继续完成《班禅额尔德尼传》的撰写任务。于是写信给当时的西藏自治区领导同志，借有关班禅传记资料。他用一年时间，又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藏、汉文史料，甚至一些珍贵的私人手抄本材料，终于完成了《班禅额尔德尼》的撰写。1985年底，书稿正式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发行。该传记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历史上达赖和班禅的宗教和政治地位不相上下，而且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班禅还超过达赖。对认识西藏的历史问题很重要。《班禅额尔德尼传》是牙含章对我学研究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

牙含章在藏学方面的第三本著作是《西藏历史的新篇章》。牙含章很早就进行西藏社会的调查研究，到西藏工作后，作为兼职的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又领导和组织了对西藏社会各方面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关于西藏社会的大量资料，并将其及时提供给工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作为分析西藏社会和制定相应政策的依据。基于对西藏问题的深刻认识，1958年，牙含章被调到中央民族研究所工作，借《民族研究》这一专业理论刊物筹办之际，他组织参加过西藏社会调查的同志撰写了关于西藏社会性质的论文《西藏农奴制度的初步分析》，文章在《民族研究》1959年第三期发表。此时西藏发生了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迫切需要介绍叛乱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揭露叛乱集团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及时担负了上述任务。在此之后，国际上乘西藏发生叛乱之际掀起了一股反华的恶浪。牙含章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先后独自或与他人合作，连续撰写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本质》《西藏人民的新生》等六七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面阐述了我国中央政权和西藏地方政权之间关系发展的历史，论证了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深刻揭露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落后性、残酷性和腐朽性，揭露了上层反动分子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发动叛乱、分裂祖国的罪行，阐明了我党关于西藏问题的正确政策。这些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民族研究》上，在当时发挥了反击国际上反华恶浪的重要战斗作用。1979年，牙含章把当时发表的这些文章选编为《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一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牙含章的这三部学术著作，尤其是《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徳尼传》，成为西藏和中央有关部门认知西藏社会和制定具体政策的依据。

花儿理论家

流行于中国西北的民歌花儿，由于用词直露，一直被视为野曲，难登大雅之堂，鲜有文字记载。牙含章从小喜欢花儿，自觉地收藏。20世纪30年代，牙含章深入花儿流行地，调查花儿的渊源和流行状态，系统地研究花儿人结构和派别，写成了《花儿再序》这篇著作。

《花儿再序》是最早发表的全面、系统、准确阐述花儿基本理论问题的一篇开创性文章。第一次提出“河州花儿”概念，第一次提出花儿三个区域分类理论，提出花儿结构“句”“令”“调”三要素的理论、提出河州花儿与洮岷花几不同句式结构理论，提出“本子花”与“草花”不同唱法的理论，提出花儿“令”的定义，指出十六种花儿曲令名称和不同流行地区及其音乐特征，提出虚字在花儿结构和唱腔中的作用理论，提出花儿对唱为花儿主要歌唱形式的看法，介绍花儿会场和花儿会的民俗学意义。牙含章的文章发表问世已经过去了76年，他所阐明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依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崇高的精神境界

牙含章出生在民族聚居地区，青少年时代，经历了民族动乱，耳闻目睹了反动政治者制造的民族矛盾，很早就萌发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念头。他曾说:“我的故乡不仅现在是一个民族杂居地区，而且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极其尖锐的地区。因此，我自幼就对民族问题非常关心，对如何解决民族问题，试图找寻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这一目的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就是他的理想。由这个理想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和走向，并为此不解地奋斗了一生。

在学术研究上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思想，而不被外部力量所动摇。20世纪60年代，关于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只有他一个人敢于指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是有缺点的”。为了纠正这一缺点，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与抱着错误观点的人顽强抗争。有人认为，牙含章这样做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会为此遭到贬谪和外放。但他没有屈服过权威、也没有动摇过信念。这是因为在他的内心中、始终有一块孕育文化树苗的自由土壤、且立有一株不可摧毁的信念之树。这是牙含章学术研究具有鲜明个性和坚实力量的根本原因。

他早年立志研究民族同题、要找出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此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勤奋研究，打破一些理论禁区，撰写了大量的文稿。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4年，他拖着病体在全国诸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30篇之多。1978年重回民族研究所工作时，已经62岁了。1978年到1989年的10年中，是他拼命工作的10年，期间完成了200余万字的学术论著。1979年7月，7万余字的《(西藏历史的新篇章》问世，1980年9月出版了5万多字的《民族形成问题研究》、1984年9月增订重版了26万字的《达被喇嘛传》，同年11月出版了25万余字的《民族题与宗教问题》、1987年11月出版了28万字的《班禅额尔德尼传)、1989年8月主编了100余万字的《中国无神论史》。期间，还完成了数十篇要论文，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副主编，完成的所有编稿和任务。同时，还担任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会长等20多个社会学术团体的职务，参与大量的学术活动。

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任务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完成《中国无神论史》4个月后，他于1989年12月19日凌晨4时10分停止了呼吸，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