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发掘与研究的先辈
本文改编自李伯谦老师
《关于当前古史观的若干问题》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
这是我们从小背到大的中国朝代顺序表，可学了这么多年的历史，“三皇五帝”你说得清是哪八位吗？
离我们越远的历史，我们的记忆就越模糊，记忆准确性越低。黄帝是谁？真的有蚩尤吗？大禹是怎么治水的？他们是后人的臆想创造？还是真正存在过？
这些问题成了针对中国人的“灵魂拷问”，等待着我们去寻求答案，尽管过程是那么艰难……
01
古史之辩：夏禹是一只虫？
晚清以来，青铜器铭文、甲骨文的发现，为民国时期的古史辩运动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了中华文明发展源头的机会。
顾颉刚作为“古史辩派”的代表，提出轰动性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在他的理论中，“三皇五帝”只是后人传说、炎黄二帝只是虚幻神像。
顾颉刚先生
名词解释：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通俗地说：历史越悠久，人物的光环越是无限放大，传说中假的的东西也就越多
这番“疑古理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冰火两重天式的评价——
钱玄同热情称赞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真是“精彩绝伦”，胡适也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但同时此观点也是在挑战大家的传统认知，颠覆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固定认知：夏禹怎么能是一只大虫子呢？（这个也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梗）。
一时之间，对顾颉刚的谩骂和批评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学术界对立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难有定论。
毕竟西周共和元年（BC841），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在此之前的年代大多记载模糊，没有一个准确的年表。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所以，他在《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三代世表》中也都只是记人、事，而不记时。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是西汉晚期的刘歆。
刘歆之后到清代中叶，又有很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之前，中国的“古史”阶段进行推算和研究，但由于他们所用的材料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突破。
口口相传的固定认知 vs 现代考古发掘成果的初现，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古史之辩”。
直到1941年，大平洋战争爆发，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辩》第八册稿件在战火中烧毁，大家无暇此事，才慢慢平息了辩论。
02
超越疑古：夏商周断代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要说最有争议的古史，当属夏。
因为间隔时间远，文献资料贫瘠，所以夏是否存在？能否以现有的资料和方法论证和识别？一时之间成了国内外争议的焦点。
考古学家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夏商周断代工程倡导者 宋健
1996年5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今科技部 ）主任宋健提议，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计划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1997年5月，宋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上做出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讲话。以此为起点，中国的古史研究学者终于走出了具体历史问题的真伪泥潭。
历史、考古、天文、科技测年……9个学科，12个专业，200多位专家，将古史研究提高到了更系统、更科学、更客观的层次。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历史学家 李学勤、碳-14专家 仇士华
考古学家 李伯谦、天文学家 席泽宗
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有4个任务：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夏文化和夏代考古的研究。
要准确回答夏，就必须要以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为核心，整合与夏有关史料证据，并不断开辟出新的史料来源。
03
寻夏之路：二里头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开始调查寻找“夏墟”。期间，在偃师二里头村确实发现了一处遗址，采集到尊、罐、鼎、豆等器物。
不过徐先生认为：这个遗址出土的遗物和郑州洛达庙、洛阳东乾沟的遗物性质相同，进而判断这个遗址大约属于商代早期。
徐旭生先生
徐旭生先生“夏墟调查报告”
二里头工作历任负责人
直到1977年以前，没有人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与夏都“斟鄩”有关。
当时大家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所都的“亳”，也就是所谓的“西亳”。
邹衡先生
而1977年之后，关于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研究的分歧也就正式开始了，当时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3. 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斟鄩”。
目前经过对二里头遗址的持续发掘，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和大部分国外学者都更认可第三种观点，即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斟（zhen）鄩（xun）。
首先，二里头和先商的陶器有较大区别。
二里头文化以夹砂深腹罐和鼎为主要炊器，而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则以鬲为主要炊器。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
先商文化的陶器
此外，二里头与商系统的祭祀用牲不同。二里头遗址的祭祀用牲，基本上以猪为主。
二里头文化中祭祀用的猪
从这些角度看（包括但不限于），二里头遗址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一部分。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分为祭祀区、宫城和手工业作坊区，具有庞大、复杂的都城体系。
其中贵族居中的宫城内路网密集，宫室建筑以中轴线对称分布，布局规整，规模宏大，这些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应该具备成熟的都城规划。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宫城
而且，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和宫城城墙，从二期至四期修建的，无一例外，朝向都是北偏西，墓葬也基本是北偏西。
始建于第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都延续使用到第四期最末阶段。
四期晚段新建的6号基址，围垣作坊区的北墙得以加固，铸铜与绿松石作坊还在使用，均未见早于毁灭性破坏的迹象。
这种种证据都表明生活在二里头遗址的这一支文化具有的稳定传承性，中间没有被别的文化侵扰过，且无论是用器、建筑、丧葬上，都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应该是一支已经比较成熟的文化迁移定居于此的，再加上遗址的规模、布局和宫城的建筑水平，所以更有可能是夏文化晚期的一处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夏的真实存在，对于夏文化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二里头遗址的寻夏之旅也进一步说明了近百年的考古学发展对勾勒中国早期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价值。
古史未必是神话，传说也未必没有真相。历史的探索就是去伪存真的研究过程。研究需要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探索，不可带有偏见地轻易否定任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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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关于当前古史观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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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历史还是传说？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眼中的“夏朝”发布于2021-05-07 09: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