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著《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一、作为以小农为主，趋向于自己自足的农耕文化的中国，为何可以组成一个大国？作者的回答是：1、治理黄河。因为农业生产需要水，而治水这样的大工程，如黄河的治理，需要强有力的统治才有可能完成，这就需要王朝不断加强政治统治。2、应对游牧民族的侵扰。需要农耕区的人民建立超越村落的大型政治体。

二、早期中国为什么选择宗法制？因为“鉴于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可直接利用或挪用的制度资源就只剩下血缘和亲缘。夏商周三代的宪制因此不同程度地都基于或源自对“家”的想象……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也是唯现实可行的宪制架构。”

三、齐家：村落的有序治理是整个社会和平安定的一部分。

1、父父子子：“是以个人的社会角色定位的制度规范。这个角色规范创造并预留了更多回旋空间，在传统农耕村落生活中，受具体事件和情境的激发和丰富，会演化出一系列，规范和塑造村落中具体的父子关系。……为后代中央集权、官僚组织都提供了模板。“p114农耕村落的组织成本因”“父父子子”而大大降低了。”

2、父慈子孝：需要父慈子孝，因为它是人义而不是天性，所以需要规范。而又为什么要父慈而不需要母慈？因为男性的生物特点，有更多的后代的机会，相对于母亲，会更少关心孩子，所以需要规范。父慈也会更有利于母性的生活状态，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有利于形成好的标准，所以它成为农耕社会家庭制度的核心规范之一，让“齐家”有了主干。而子孝，也是出于功利的互惠互利的目的，有利于构建社区，有利于养老，进而有利于国家治理。

3、兄良弟弟。长幼有序，可以提供稳定的秩序，减少过度竞争引发的威胁。

男女有别。

4、男女有别。因为男女关系是有高风险的，为了促成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创造了男女有别，是为了防范风险。同姓不婚，从夫居，根本上都是为了防范风险，稳定现有规范，减少动荡成本。而且以男性关系为本的组织架构，也是一种更便利的管理方式，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民俗也是为了强化每个人的角色记忆，利于规范的执行，促进稳定的社会治理。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四、军事塑造的宪制。历代都是由军事打下的天下，然后又要从武功转入文治，且“农耕大国的自然地理、空间距离、各地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都趋于弱化中央集权的政治治理"，所以一只强大的军队，用什么样的军事制度，必然是宪制的。

长城也是宪制的，因为它是一道立体的防御体系，改变了游牧民族和农耕区域的基本格局，还客观上拓展了农耕文明。

五、疆域的管控与行政区划。分封制到郡县制，行政区划的犬牙交错，以及边陲地区的治理，都是历史中国大国治理的重要实践，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的制度建构。

六、度量衡的宪制塑造力。在以实物税收为主的古代，统一的度量衡是比统一的货币更重要的制度，也是官僚制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制度。“度量衡与货币统一在直观上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甚至是专制，其副产品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人趋于赞美的小政府，小到即便明清时期，州县官的主要职责也只是刑名和税收。”p303

大国和小国在治理上，在宪制问题上，考量的是不一样的。“度量衡以及货币的统一对于一国有无宪制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疆域大小，人口多少以及这个国或文明存续时间的长短，且这三者缺一不可。对于小国，无论度量衡或货币的统一或不统一，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宪制意义。……因为效果很难出现度量衡或货币的不统一……”，“宪制的意义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主义的，甚至还应当能在经验层面度量。”p305

七、经济的构成与整合。国家主导的超级基础建设，如治水、长城、运河，驰道，土地的分配，经济移民，均输和平淮，盐铁官营，这些“国家主导、规划、调控甚至直接从事某些经济活动或事务，这一直是小农经济的中国得以构成、延续和拓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从原教旨主义自由派经济学视角观察和评判，政府代表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这类干预在经济学理论上有多少弊端，多少不是，如何有悖市场经济规律，但只要尊重中国的历史经验……这些干预对于历史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国家构成都实在太重大了，无可替代……必须走出今天许多学人以近代欧洲国家18世纪美国自然地理环境为背景塑造的那种市场经济想象，必须理解中国作为农耕大国一直必须面对的问题。”p336

“有必要为专断辩护。这个词今天很是贬义，似乎意味着不理性，不讲道理。但世界上其实没有好词和坏词之分；只在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心中才会有。专断有时就是洞察了世道人心的理性明智的抉择。愿意讲并能讲清楚道理固然是理性，但政治理性的要点从来都不是讲道理，不是说服人，而是审时度势做成事。”p339

“政治家的责任并非给本国民众灌输普世价值的道德血液，他们必须目光远大，必须在民众尚不能甚至根本就不能理解其理想之际，仍能有效推进令本国甚至更多民众真正获益的政治理想，让民众最终因获益而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一已成为政治现实的理想！”p343

八、书同文和官话。“两者都支持了中国的政治构成，支持了文治和官僚制，支持了一种不排除任何特定阶层的人参与的统治。"p384

"语言和文字很难作为典型宪制问题进入现有西方学者的宪法视野。历史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学术视野，也是一种智识和想象力的挑战。”p385

“古代中国的文化宪制的内生性。她不是外在的，不否认有强加，但不全是强加，无论是以暴力形式，还是以软暴力形式。这个文化宪制就发生在具体的历史中国，又被中国塑造的过程中，逐渐与其塑造的中国浑然一体，乃至今天即便中国的宪法学者也很难自觉，也很难辨别，这就是层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宪制，更难直观地感受和理解读书识字对于这个文明曾经的功能和意义。”p386

“需要唤醒对作为大国的中国宪制的自觉。我们需要一种只有在智识和情感上都进入这个传统才可能获得的那种学术敏感和自觉。”p387

九、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精英”就一定要向，也会向政治妥协，而不是让政治向精英妥协。这从来都是潜伏于精英政治话语旁的副线，更重要的是，实用主义地看，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在实践上着从来是主线。换言之，精英政治从来不是追求并实现哲学王的统治，精英政治也必须平衡各种利益。”p428

十、作为制度的皇帝。“皇帝是精英政治的制度要素”。

“古代中国没有其他超越性政治、经济组织机构或个人，唯一可能代表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只有皇帝，只剩皇帝。甚至也只有皇帝这个人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并在社会心理上可接受的统治者，抽象的一会或宪法文本都不可置换皇帝的角色”，。p458

”中国无法实行民主制，因为中国是“大国”。“有为者和守成者的使用范围可以超越民主制和君主制……也更有学理意义和分析功能。”p488

“真正能令一个制度获得生命力的，并非多少人为之评功摆好，令其消亡的也不可能仅因众人抨击谩骂，而是，在人们种种想象和尝试，包括“围城”式的自我折腾之后，这个制度是否最终被永不满足于现状、总能挑剔的人们不得不接受，在当时的种种社会条件下，这是否最可忍受的制度。”p489

十一、缺失的公民。“一旦把国人或百姓当成公民，即便用作比喻，也会剪裁、切割中国经验，非但扭曲甚至会遍地了历史中国的制度。更糟糕的是，还会强化”公民“作为朴实理论概念的天经地义，真以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498

“一些今天学人习惯以、认为只能以或必须以公民个人权利概念或话语才能应对问题，其实也可以，完全可以，用另一套概念和理论还表达“。p495

“子民或臣民这类概念的最大有点事 完全没有近代之前西方公民概念的那种固定身份等级的区分和歧视。……匈奴人也是秦王朝统治的子民，与中原百姓一样，这说明子民概念要比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概念更接近现代的公民概念，更具普遍性，更多包容性，更少特权意味。”p504

“公民的确实不必然构成宪制残缺，这就是历史中国一系列地理、政治和社会条件打造的中国宪制常规。有或没有公民概念，事实上，都不能令当时生活在这片地上的普通国人的日常生活，相对于他们可能相遇的其他人，有什么意义重大的变化。他们不会因为是公民，就能从国家那里获得额外权益，但也不会因不是公民，就无法香永这块土地上的和平安宁，行政司法，或不允许参与科举或出任官员了。事实上，真要在这片疆域上建立一种基于公民概念的政治社会区别对待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是因为历史中国的国人反对歧视，而是实行这一歧视的成本太高昂了。”p524

“权力感是一种本能，它不是语词的产物，相反不同时代的人可以用这种本能来创造各种语词，各种话语。平等感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有没有公民话语，有没有有关权利的启蒙，很可能是多余的，很可能是现代学人误解了，或是被语词忽悠了，真以为倒腾格新词，闹出点动静，就能像上帝那样：”光，于是又了光。“p525

“在历史经验与理论分析间迂回穿行的结果就是一种宪制理论。在资源极为充沛因此不存在什么风险或不测的地方，无需法律和制度，法律制度是群体对资源稀缺和各种风险的标准化应对。宪制因此可以说是特定时空中的人们，在各方面自然条件都不完美甚至很艰难的境遇下，面对着各种是在或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为了能活下去，活得还稍好些，而被迫创造的一些长期稳定和基本的 制度；由许多更围观的 制度和规则构成。它不用来体现某种普世分享的理论或价值，而只是为观点根本不同的，在历史中国的语境下，甚至是利益直接冲突的人们或群体服务的。”p530

“家国天下并非一个已经过去，从此属于过去的传统，它还可以甚至必然是当下的一个正持续着的传统。社会不仅是生者间的合约，如伯克所言，也是生者、死者以及未来者之间的合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以用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传统视角来概括当代中国的宪制难题。p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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