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之我的父母

维爱老姑姑为村里编写村志，很早就让我写父母的材料，好收录在村志里。都快50岁的人了，一想起父母、尤其是妈妈就想哭，一直没办法好好梳理思绪。2018年又快过去了，该好好完成老姑姑的任务了。

父母生在民国时代，受过国民党统治，也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动荡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受“肃反扩大化”牵连，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政治迫害，可谓一生坎坷，受尽磨难。但两位老人深具智慧，深明大义，爱国爱家，与邻为善，尊重知识，潜心育儿，从来没有在混乱中迷失方向和自我，终于在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为国家输送了3个大学生儿子。一时成为十里八乡传颂的榜样，也为我们后代树立了风范。

我的父亲叫康仲礼，生于1927年山西省灵石县段纯镇罗铺村。当时的山西是阎锡山的管辖地，爷爷做生意，家境不错，从小就用心供父亲读书识字。父亲是同龄人中读书比较多的，一直读到了阎锡山办的“民国大学”。虽说叫大学，其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学校，主要教语文、数学和书法等传统文化。父亲因此写了一手好字，后来多年为村里乡亲写书信、春联、婚联、以及家里装饰挂的中堂等。从民国大学毕业后，父亲就满腔热血地到阎锡山军队管辖区当差了，期间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斗争。听父亲当年的朋友陈秋生叔叔讲，父亲爱国爱家，为人忠厚，胆大心细。一次，日本侵略者在双池杀害了抗日志士，并且把人头挂在了几丈高的杆子上示威。为了保护中华民族和牺牲者的尊严，也为了不折损人民抗日的士气，上级派父亲去把人头设法拿回来。父亲不辱使命，当天深夜就在鬼子眼皮底下把人头偷偷抱了回来。抗战结束后，由于知识分子严重短缺，父亲发挥特长，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父亲不仅教学生很认真，而且和学生的家长也很热乎，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尊敬和爱戴。我大姐和姐夫的婚姻就是见证，我的大姐就嫁给了父亲当年的学生，姐夫家距离我们村子有上百里的距离，父亲也只是在姐夫他们尽林头村里教书生活了几年，这样的联姻在当时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农村是很少见的。姐姐的公婆常常说，“康老师人品好，学问高，能娶到老师的女儿是我儿子的幸运”。父亲离开尽林头不再教书的原因说来令人唏嘘，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共业”，就是1955年开始的“肃反扩大化”和此后的“反右”运动。因为父亲曾经在闫锡山军队管辖区当过差，所以被清退回村务农，后来更受到迫害，被定为“四类分子”接受批斗。在此后的近20年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尽折磨和屈辱，生活异常艰辛。但父亲具有大智慧，心态非常平和，心中有委屈但没有仇恨。在村里见了长辈依然非常亲热，老远就叔叔爷爷地喊，照样替乡亲们写春联、写中堂，谁家有婚丧嫁娶一类的事都积极去帮忙，去帮人家写对联、收礼、记账。因此，虽然经常批斗父亲，但一直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要批判父亲，没有人说得出父亲究竟哪里坏。一次次的批判多是那个年代看着上面学样、为了自保或凸显自己、甚至就是为了批判为了羞辱别人而进行的批判；也有是借机发泄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掩饰自己的无力、以及对枯燥单调生活的不满而发起的批判，等等。与此同时，这个期间村里给父亲这个“四类分子”派的活自然也是最重的。开始是去煤矿里挖煤拉车，后来碰到矿坑塌陷，父亲被打折了腰。因为是“四类分子”，不仅没有赔偿，甚至没有送去住院，简单处理后父亲被抬到家里整整躺了半年多。此后，父亲又顽强地站了起来，继续被批斗和参加重体力劳动。一声春雷震天响，驱散乌云出太阳，1978年，在党和国家关怀下，父亲平反，摘掉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不再是异类，在政治上不再受歧视和打压了，父亲的摇杆也终于可以挺直了，但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减轻。为了孩子们能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日子，父亲依旧孜孜不倦地辛勤劳作。改革开放后，父亲承包了村里的菜园子，白天扑在菜地里作务蔬菜，晚上就住在菜地旁的小房子里看园子防盗防害。这样的劳作一直持续到1992年。此后父亲在二哥家生活了几年，1997年因病去世，享年71岁。

我的母亲叫韩连云，1930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交口乡疙瘩村。妈妈是苦难的化身，在苦难中熬煎了一辈子，面对苦难，她忍受，她抗争。忍受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能力，抗争是她的本能，更是她的智慧。妈妈的苦难从她一出生就开始了，因为难产，我的姥姥在妈妈呱呱坠地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妈妈也因此变成了姥爷的“烫手山芋”。后来，妈妈被送给了她的叔叔婶婶，也就是后来我们的姥爷姥姥抚养。姥爷姥姥脾气不好，不仅经常发生口角，而且常常动手，每次姥爷动手的对象是姥姥，姥姥打不过姥爷，妈妈就成了她的出气桶。后来，舅妈常常告诫我们兄弟姊妹，“你们一定要孝顺你妈，你妈命苦，从小摊上你姥姥脾气暴躁，经常被打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但妈妈对姥爷姥姥极好，我记事起，姥爷已经过世，妈妈每年总要抽时间去几趟姥姥家，把全家舍不得吃的白面、月饼等为数不多的“稀罕”吃的给姥姥送过去，妈妈说，姥姥老了，需要吃点细面和好吃的（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那个年代，小麦收成好的年份村里每年也就给每个人分50斤小麦，家家都得算计着在重要的日子吃）。后来，姥姥也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打出来的是好好”，以此表达对母亲的歉意和谢意。其实，对母亲来讲，姥爷姥姥没有让母亲读书，使得她一生不识字更是童年最大的缺憾。苦难的童年使母亲很早就具有了换位思考和为别人着想的能力，造就了她一生宽容、慈爱和不放弃希望的性格，养成了她感恩和珍惜生活点滴的习惯，更让她形成了敬畏知识、矢志竭尽全力供养孩子们读书成人的信念。母亲常常说，嫁给父亲最大的动机就是父亲是读书人，希望结婚后可以跟着父亲学些知识。但在婚后繁重的生活压力面前，在肃反扩大化父亲被定为“四类分子”接受批判，以及后来知识无用论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面前，母亲想自己学习的愿望直到她70多岁的时候，才终于跟着她的孙子康帅实现了。当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写我们兄弟姊妹、我姨姨舅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她的喜悦和自豪。母亲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完全体现在她对我们的培养上，母亲始终坚持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学习。即使在“知识无用论”和“不按学习成绩，而是按家庭成分推荐上学”的年代，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大姐、二姐和大哥都不能进入高中学习的情况下，在村里很多人纷纷把孩子拉回家干农活的时候，母亲仍坚持督促我二哥、三哥和我好好上学。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家几乎是村里生活最困难的，靠着大姐的帮助，每年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很多亲戚和村里人都劝母亲早点让孩子们回来生产队劳动赚工分，但母亲解决不同意。她讲，“我一辈子没文化，生活何其艰难，受了多少罪，绝不能让孩子们和我一样做睁眼瞎，吃我吃过的苦，受我受够的罪。只要有我在，政府让孩子们念到哪里，我就供他们念到那里。”为了这个信念，母亲吃了常人吃不下的苦，除了和其他村民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赚工分，母亲常常要喂两头猪、几十只兔子、几十只鸡，家里的粮食肯定是舍不得拿来喂这些牲畜的，母亲天天要在劳动之余到山坡上打草，大捆大捆地往家里扛。村里人都说，“连云真有恒心，比一个男人还中用，是她支撑了那个家庭”。为了这些天天张嘴要吃的牲畜，母亲很少去镇上赶集，很少走亲戚，即使去看姥姥也是早上去，下午就赶回来了。那时交通落后，走亲戚全靠步行，母亲看一次姥姥也要走20多公里路，当天来回不算，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扛着沿路打的猪草、兔草。舅妈常和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孝顺你们的妈妈。看她可怜的，天天不睡觉，来趟娘家都不敢住，放心不下家里的猪和兔”。是啊，母亲怎么能放下这些牲畜，这些牲畜是家里的摇钱树啊，就是靠卖猪、卖兔、卖鸡蛋，母亲为我们兄弟们一个个凑齐了学费，凑齐了生活费。舅妈说妈妈不睡觉也是真的，母亲的时间太紧了，除了下地劳动、打猪草、兔草，母亲还要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负责一家人一年的衣服制作和缝补，能够睡觉的时间真是很少。我们小的时候，母亲一天小睡2、3次，中午为家人做饭、吃饭。收拾好餐具后，母亲会抓紧时间抽空躺一会，然后和大家一起去劳动；晚饭后大家闲聊或去玩的时候母亲抽空再躺一会。等大家睡觉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纳鞋底、剥玉米、煮猪食，实在太困了，就躺下稍微睡一会。通常是我们睡的时候母亲在干活，我们起床的时候母亲还在干活，根本不知道她夜里是否睡过觉。母亲乐于助人，从不放大别人对她的伤害，这样的宽容和友善帮助她赢得了亲戚和乡邻的普遍称赞，也让我们更快地健康成长。小时候，村里有位独居的郭老太太，非常寂寞，便经常到我们家串门。虽然家里穷，母亲还是经常留她在我们家吃饭、睡觉。老人感到不好意思，母亲就说，没关系，你一个人生火做饭太麻烦了，你也吃不了多少，我多加双筷子就够了。后来老人实在过意不去，就经常回家和好自己的面，来我们家煮好，浇一些菜吃。母亲还经常给村里的五保户和来村里乞讨的外地人吃东西，那时我们不大理解，但正是这些耳濡目染让我们明白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还是好人多。靠着母亲的不懈努力，在1978年国家恢复按才取人的高考制度后，我二哥1979年就考上了海军电子工程大学，三哥和我也分别在1985和1988年分别考上了著名的同济大学和兰州大学深造。值得妈妈骄傲的是，现在我们弟兄三人都已经是教授或教授级高工。二哥正在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默默奉献，三哥作为山西省建材科研设计院的院长正专注于山西省建材行业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而我作为国家科技部干细胞研发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正致力于干细胞的基础和转化研究，力图为人类的知识积累和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父亲一样，母亲在村里的劳作一直持续到1992年，93年三哥的儿子康振出生，为了给三哥他们搭把手，为了照顾自己的孙子，妈妈离开了村子，住到了三哥家。在康振上幼儿园，三嫂刚可以自己照顾好生活的时候，由于二哥经常要去卫星发射基地工作，二嫂又在医院上班，经常要值夜班，母亲又赶去二哥家陪伴康帅，并为他准备一日三餐。康帅考入大学后，母亲一直在两位哥哥和大姐家幸福地生活，我们兄弟姊妹都很孝顺，直到2014年5月母亲与世长辞，享年85岁。

立文纪念父母为社会、为村里、为家族、为孩子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们的奋斗经历和为人风范可以感染后来人，激励大家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18年12月4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