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张述——一个没有抗日纪念章的抗日斗士

一个没有抗日纪念章的抗日斗士

张述先生（1909-2000），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193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南洋从事华文教育。但无论身在何处，他总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坎坷，为祖国、为身边的同志们，付出了满腔的热忱。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但于境外参与组织援华活动，之后更亲自回国投身抗战和侨务工作，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九一八”事变后，当时身为热血青年的张述，积极参加了厦门大学同学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曾与一批同学一起扒火车赶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请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

张述从厦大毕业后，赴南洋从事华文教育，出任越南福建堤岸学校校长，后转往新加坡受聘任福建会馆属下道南学校校长（陈嘉庚先生曾任该校总理、董事会主席）。在新加坡时，张述先生先后加入了新加坡厦门大学同学会、集美校友会、新加坡惠安公会、张氏公会（宗亲会）等社团组织，成为骨干和中坚。他与惠安富商刘玉水（1950年独资创办惠安荷山中学）两人曾代表惠安参加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开的南侨抗日筹捐会，跟随侨领陈嘉庚先生向南洋各地华侨华商筹集抗日捐款、募集物资支援国内抗战前线，还协助招募南洋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些活动在陈嘉庚先生所著《南侨回忆录》中均有详细叙述）

日军南侵前夕，张述先生在新加坡与黄天爵、陈育菘等人组织支援抗日社团“扶南社”，其与林谋盛先生（新加坡华侨，以身殉国的抗日志士）任正、副秘书长。后虽形势急转直下，未有展开，但可见赤子抗日之心。（后来这却成为他个人历史的“污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马来西亚，南下进攻新加坡。当时英军以护卫舰抵抗，但不幸被日本“神风敢死队”的飞机轰炸击沉。在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先生被集美校友接往印尼避开日军追捕。张述先生和林谋盛先生等一批抗日活跃人士，则立志回国投身抗战事业，经陈嘉庚先生安排乘坐英国最后一班难民船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沿途遭到日本飞机追截，所幸有英国军舰护航，幸免于难。而向南驶往澳洲的难民船则不幸被日军舰鱼雷击中，全船遇难。

张述先生抵达孟买后由当地慈善团体接待，后经印度辗转到缅甸，再经滇缅公路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回到国内云南，暂时寓居同乡曾纪华先生在昆明的公司，之后乘公司专车共同赶赴重庆。

在重庆期间，张述积极参加敌后抗战，因此与侨领林谋盛先生曾两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获授予“中正剑”褒奖（张述先生于1957年将该剑亲手交给老家惠安崇武镇政府），还接受委派，出任国民党中央侨民事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之后经国民政府安排，与陈嘉庚先生长子陈济民、胡文虎先生长子胡蛟等三人同时被委派为福建省临时政府的参议员（专责侨务工作），回福建看望、安抚南洋华侨在闽家属，救济战乱中海外侨汇中断的困难家属，协助联系恢复侨汇渠道，并继续争取海外爱国侨商的抗日捐款。当时福建省临时政府所在地为永安，张述先生接受任命后就直接投身抗战工作，而未曾绕道惠安先行看望其久未见面的母亲及亲友们。

为配合英军反攻马来西亚，林谋盛先生受命提前潜回马来西亚，但不幸被日本人发现并关进集中营，后在集中营被处决（新加坡政府追授其抗日英雄称号）。

张述先生在永安（临时政府）任省议会驻会委员期间，曾协助美国新闻处蓝德先生联络安排选址，设立新闻办事处（蓝德先生为处长），宣传报道福建及全中国的抗日消息、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蓝德先生在抗战胜利后，还到南京采访国共和谈的新闻，后又到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相关抗日情况。蓝德先生之后被称为“新中国之友”。1985年，蓝德先生的儿子彼得·蓝德先生还集合了抗日战争期间曾到访中国的美国记者（包括已逝记者的子女）故地重游，追忆当年冒险来华报道抗战的艰辛历程，之后将这些报道和见闻集结成册，出版了《走进中国》一书。

彼得·蓝德先生也成为了解中国、介绍中国的“中国之友”。张述先生所著《孟嘉诗文存稿》中有一篇关于蓝德先生初到永安的记述。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张述先生曾在红卫兵拷问中被判定为卖国通敌，面对那些没有经历抗日烽火、无法正确理解的人，他也无言以对。

1944年4月，福建省参议会会议上，张述先生与陈村牧先生等四人联名提案《要求陪都重庆政府恢复台湾省制》，以号召台胞抗日及策划收复接管。这掷地有声的提案，凛然正气，为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统一祖国仗义执言。

张述先生在永安期间，还协助台湾的谢东闵先生（时任美国新闻处驻闽办事处日文翻译）筹备支援台湾的抗日活动，由于身边的钱款不多，还慷慨地将自己珍爱的翡翠钻戒一并捐出，支持谢东闵先生开展回台抗日、收复台湾的活动。谢东闵先生后来成为台湾的副总统，两岸通邮后他和张述先生书信来往，还签名题赠了他的自传书籍（此书已捐给永安纪念馆收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述先生与黄天爵先生一同从日本手中接收厦门，后黄天爵先生出任厦门市市长。张述先生受其委托，为战后百废待兴的发展，克服经济困难，以一己之力及其个人在侨界的声望，历尽艰辛，向海内外侨胞侨属集资筹建厦门市银行，并出任行长。但由于国民党当时内部贪污腐败、专注打内战，在发行金圆券后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没过几年就倒闭了。不过，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厦门地下党领导人刘双恩先生长期住在张述先生家中，利用他的身份安全潜伏，隐秘地开展了地下工作。当时，许集美、施能鹤等地下党同志也经常出入其家中，共同进行各项工作的研究部署。后来，张述先生还在最危急关头，协助刘双恩先生离开厦门前往香港，继续开展地下工作，随后张述也不得不避居香港。张述先生老年常回忆起这段经历，还遗憾先前止步重庆，后又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更多的贡献。

1981年张述先生获准赴港探亲访友，本可留居香港安享晚年，但仍接受了厦门市委统战部邀请，毅然返厦，加入以侨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致公党，出任刚成立的厦门市致公党工委会首任主席以及侨联副主席。张述先生一心希望发挥他在港澳台及南洋华侨界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吸引海外侨胞投身改革开放大潮，回国投资兴业、捐资兴教及开办其他公益事业，并为和平统一台湾出一分力。

张述先生一生坎坷，辗转国内外，无时无刻不惦念着祖国，在动荡的局势中不是考虑自己的个人安危和家庭牵挂，而总是把能为国家、为同志多做些什么放在第一位。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积极参与组织和协助各种抗日活动，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抗日斗士。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家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虽然他早已过世，无法获政府颁发那一枚满载荣誉的抗日纪念奖章，但是，我们仍应时刻铭记他生前所做出的那些无私的贡献，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发扬光大，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