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作为“总理信徒”的汪精卫--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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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一位哲人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句话说白了，就是纣王暴虐不道是个坏人，但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一个人因名声不好而居于下流，天下的所有坏事就都要归到他的头上。民间也有俗语：“好事花大姐，坏事秃丫头。”汪精卫（原名汪兆铭）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就好比是个“秃丫头”，但他毕竟不是生而就“秃”，在未“秃”之前，他也有过另一段与之不一样的岁月年华。

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汪精卫有过凄惨的童年，13岁丧母，14岁丧父。父母见背后，一家人生活全仗大哥汪兆镛一人负担。父亲在世时对他督学甚严，从而使他受益终生。他后来曾感慨地说：“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减轻大哥负担，17岁的他便出去当私塾先生。19岁那年，和二哥参加县试，兄弟二人双双考取秀才，并名列一、二，一时传为佳话。正是由于自己的才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才聘他为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修金10元。除此之外，他还可得到政府的“膏火银”，也就是“奖学金”20元。如此，他总算为大哥分担了一些压力。
　　1904年，他考取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官费生。所谓官费就是由政府出资，而个人无需筹措留学资费，这无疑是天上掉馅饼。在东京法政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视野开阔了。他曾说：“留学法政，从宪法中得知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抛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结合起来，便决定革命的趋向。”
　　这种“革命的趋向”，使其投身到孙中山麾下。1905年也就是他留学的第二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此前，汪精卫已和同在法政大学的广东同乡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等，与在日本的兴中会建立了联系。渐趋解体的兴中会中，只剩下孙中山、冯自由等少数人。孙中山正在筹组新的组织，也就是同盟会。汪精卫就在此时与朱执信一同拜访了孙中山，时间当在1905年初夏。孙中山给他留下极为美好的记忆，他说：“我有一件不能忘记的事，便是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先生。”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汪精卫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组，并参与起草同盟会会章，很快便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同盟会成立后，设立了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他担任评议部部长。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前身，这样说来，年纪刚过二十的他，可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了。所谓评议部就是主管舆论，以他的口才和文笔，担当此职可谓是最佳人选。
　　当时在日本除集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还集聚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双方就革命与改良的问题，进行过一番短兵相接的笔墨战。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他们就要不要革命，革命会不会带来“暴乱”或“瓜分”；要不要民主政治，依靠清廷能否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等主要问题，进行争论。真还有点类似今天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政体变革、转型前的一次具有实际意义的舆论酝酿和思想准备。
　　他接手主编《民报》时，也就二十几岁，可面对的对手却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取“精卫填海”的典故，在《民报》上用“精卫”的笔名，发表许多颇有战斗性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等。这些文章直指保皇派的改良之弊，阐发反清革命的真义，宗旨明确，文笔犀利，不仅使保皇舆论尽失阵地，更使革命深入人心，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荡人心的作用。
　　孙中山到吉隆坡筹组同盟会分会时，将他带在身旁。接着，他又随孙中山经新加坡到越南，成立河内同盟会分会，以配合粤、桂、滇边境的武装起义。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将发动武装起义筹款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奔走于越南、新加坡和泰国，在华侨中鼓吹革命，组织筹款。他在华侨中的演说极富煽动性。凡是听过他演说的人，几乎没有不留下记忆的。一位华侨领袖回忆，汪精卫演说时，“全场即无虚席”而当他“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另一位听过汪精卫讲演的人，说得更是神乎其神：“汪精卫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
　　就在他因《民报》而大出彩头之时，大哥汪兆镛恰在给两广总督岑春煊当幕僚。岑春煊和所有的晚清官僚一样视革命党为仇敌，汪精卫的名声越来越大，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与汪兆镛的血缘关系了。
　　汪兆镛为此愁断肝肠，他想约束弟弟的最好办法，就是早早给他完婚。他背着汪精卫，代其与同事刘某的妹妹订了婚。此时的汪精卫非彼时的汪兆铭，乃一时髦美少年，岂能让哥哥乱点鸳鸯谱。岑春煊终于知道他们的兄弟关系。一天，岑春煊乘着酒醉，硬要汪兆镛交出汪精卫，否则对他不客气。
　　汪精卫知道大哥的苦心和难处，为不牵连大哥及家人，立即写了一封《家庭之罪人》的信，以示与汪家脱离关系；汪兆镛看了这封信，在事关家族安危的问题上，也来不及犹豫，即刻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同时解除刘、汪两家的婚约。汪精卫终于了无牵挂，一心一意地革命了。

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笔

　　青年汪精卫不仅风流倜傥，而且颇有才气。写起文章来，总是那么的洋洋洒洒、引人入胜。他不仅文章做得好，还有极富煽动性的口才。他用带有粤语的普通话，能从国内讲到海外，从海外讲到家乡，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所讲多是号召华侨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解囊相助”、“毁家纾难”。

▲中排左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孙中山等合影。

　　孙中山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还在《民报》时期，就对他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精卫于民报第六号对于革命将瓜分之说，曾为文加以驳斥，其论析中外情势，使中国人士莫不大悟，外国恐怖症亦为之一扫；最近氏（指汪精卫）又发表一革命不致召瓜分说之长文，为证实其理论起见，引入种种根据，其卓见洞识，颇博读者快慰。其引用土耳其、摩洛哥近事为证，论旨坚实，究非为畏惧外国、谄媚满洲者所能企及。”
　　孙中山以“卓见洞识”、“论旨坚实”，赞誉他的文章。在追随孙中山的一批文职人员中，能得此佳评的，还是微乎其微。
　　1907年3月，孙中山派他去新加坡，发动华侨支持革命。行前，孙中山给新加坡的华侨领袖张永福和陈楚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兹特派汪精卫（民报主笔，替弟南来参与机密），黄龙生（河内殷商，热心任事）来新加坡与足下有所商议。所有弟所欲言者，统托精卫等面托。足下有所见，亦望与酌议为祷。”他已成了孙中山的全权信使，其信任之深和嘱托之重，已是不容置喙。汪精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奔走南洋，鼓吹革命，鼓动筹款。据当年的《东方杂志》所载，汪精卫的南洋之行，“组织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
　　孙中山用其所长，召至身旁担任秘书角色，负责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文件。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而《就职宣言》就是出自汪精卫的手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总统的施政纲领。汪精卫对这篇文字极为得意，曾向人夸耀：“这是我起草的，先生对于我所写的，一个字也没有改，照所草发表。”
　　他一直以“总理信徒”自诩，这虽多少有些过誉，但是，纵观他早期的活动，如他所说是孙中山的“极少数信徒”之一，大概也不为过。在孙中山的这些信徒中，当数他最精明，对孙中山揣摩得透彻，可谓“闻一而知十”，甚得要领。作为一名高等秘书人才，凡经他起草的文件，一般来说，孙中山确实是很少改动，仅此一点，就使他在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中，占有别人难以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毛泽东曾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这指的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汪精卫在此历史事件中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们不妨看看他为廖仲恺所作的《传略》是怎么说的，他说：“先是孙先生深念民国以来，暴乱无宁日。虽军阀肆虐，而帝国主义实操纵之。及俄国革命军起，则大慰，以为得良友。十一年（1922）冬，俄国专使越飞至上海谒孙中山，议论相契合。孙先生遂命先生（廖仲恺，作者注）偕越飞赴日本，越飞养疴热海，先生朝夕与相聚，议论上下古今。自是先生始决意力赞孙先生结连世界革命者以与帝国主义抗矣……十二年（1923）冬，布教令，改组中国国民党，先生赞襄最力。”
　　这段文字无疑也表明了他的态度。在国民党“一大”上，当改组工作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内的元老们，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提出反对意见，不允许跨党，也就是说要加入国民党就要退出共产党。他立即予以反驳：“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
　　由上可见他是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正是如此，他才在国民党“一大”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大会成立主席团，除孙中山为主席外，则由他与胡汉民、李大钊、林森、谢持组成。国民党“一大”是孙中山顶着党内压力召开的，孙中山对此极有感触。会议期间，孙中山在宴请“一大”代表时，大发感慨，并当众表扬汪精卫。毛泽东发表在《政治周报》的一篇文章中转述了孙中山的这段话：“‘二十年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追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先生一样的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
　　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行前对诸事作了安排，让胡汉民留守广州，带着汪精卫、宋庆龄、戴季陶、李烈钧、孙科等随行。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次年1月26日，就住入协和医院。3月12日，孙中山病逝。这期间，他一直守候在旁，并代拟了孙中山遗书。那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流行语。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笔。

不愿做远距离的革命家

　　同盟会频频起义，也频频失败，革命党人无不感到痛心。同盟会内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也借机攻击孙中山，也连带着诋毁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受孙中山指令恢复的《民报》，“今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
　　保皇党更是大肆污蔑革命，“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并且嘲讽革命党是“‘远距离的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少年气盛的他岂能忍受如此糟践。他拿定主意，要“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以证明自己决非是“远距离的革命家”。
　　在决定暗杀活动之前，他给孙中山去了一封信，对章太炎等的种种成见，表示极为不满。信中说：“先生谓弟死后，太炎等不知又如何舞文，此言弟亦虑及：小人之为不善，无所不至，不能保其不为此卑陋之行。故弟草遗南洋同志书。存展兄（指胡汉民）处，弟事发后，即为登之中兴报，以杜彼等之舞文”。不难看出，这里多少已表露出赌气争胜的情绪。
　　他已作好必死的准备，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孙中山、黄兴等不同意他去做荆轲，一再劝阻，而他却去意已决。他之选择暗杀，一是证明革命党的存在与力量，二是揭穿清王朝的所谓立宪骗局。
　　1909年11月15日，26岁的他给南洋革命党人写了一封绝命书，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成仁取义的豪气。
　　他从容地安排好暗杀前的各门功课，就偕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来到北京，与黄复生、喻培伦在琉璃厂火神庙设一秘密机关，对外公开挂着“守真照相馆”的牌子，实际是密谋暗杀的活动场所。
　　据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中说，汪精卫给在日本的吴玉章写信，让其尽快从日本寄炸药来。吴玉章也不赞成暗杀，回信说：“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精卫不甘心，又给吴玉章去了一信，继续要求尽快寄来炸药，并在信中再次表明自己的决心。
　　吴玉章终被说服了，将炸药等寄给了他。他们有了炸药，便开始实施暗杀计划。最先，他们把目标锁定为庆亲王奕劻，后又改为贝勒载洵、载涛等，最后议定摄政王载沣为他们的暗杀目标。吴玉章参与了这一行动，对此有着真实、生动叙述：“在1910年4月的一个晚上，喻云纪和黄复生偷偷来到这个桥（银锭桥）下。他们首先把炸药安好，然后再来安设电线，谁知电线事先目测不准确，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怎么办呢？不得已只好收拾重来。正在收拾的时候，暗中发现有人在桥边大便，于是他们只得暂时躲开。而这时摄政王府大门开处，有打灯笼的人等出来。喻、黄恐怕被他们发现，便顾不着去取炸弹了，只得任它埋在土里。等第二天晚上再去探取时，炸弹已被人取走了！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必定会惹起满城风雨；若是竟无声息，则是一般居民拿去了。过了一天、两天，一连几天皆无动静，他们估计无事，便派喻云纪、陈璧君再到日本向我取炸药，准备回头再举。他们回到日本，陈留在神户，喻到岗山来找我。就在那天我们正要去准备器物的时候，忽然报上登出了黄复生、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原来敌人非常狡猾，他们发觉炸弹并未声张，先拿到外国使馆找专家鉴定。这外国专家说：‘这炸弹威力强大，且较粗糙而车有螺丝，必是就近制造的。’于是清政府根据弹壳的线索，找到了那家铁工厂。然后由便衣侦卒带着那家铁工厂的老板四处寻找，又在琉璃厂附近认出了黄复生并发现了守真照相馆。于是侦卒们装着要照相，乘机把黄复生和守真照相馆的人全部逮捕了。接着又利用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带路，把汪也捕去了。”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被捕后，汪精卫料定必是一死，倒也是毫无惧怕之意，反而以平静的心态，写下数千言的供词，对于暗杀之举毫不遮掩。表示之所以暗杀，是想“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接着，他笔锋一转，以北京熟人多，为避人耳目，“故闻黄君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这些情节都是他的杜撰，目的是为了不牵连黄复生，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侠肝义胆。
　　供词以极大的篇幅，抨击清廷的所谓“立宪”。他似乎不是清廷囚禁的囚犯，而是在大学讲堂的教员，引经据典，纵论中外，从容不迫地揭穿清廷“立宪”的欺骗性，揭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指出“君主立宪”也罢，“民主立宪”也罢，都绕不开“一度革命而得之”的规律。
　　他还针对颇为迷惑人的“速开国会”的言论，进行辩驳。“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展之根本未有所变易，而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这就是说国体未变，国会只能是君主的附庸，如：“国会为君主傀儡”之土耳其，“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之俄罗斯，“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之安南（即越南）。请愿国会者意愿中的所谓国会，“其结果也不出此三者也”。而“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人所久已决议者也”。
　　最后，他痛心地指出：中国的外交地位“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中国必须自强，自强之路必是“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而决非“预备立宪”。
　　沦为清廷的阶下囚，他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变被告为原告，就清廷所谓“预备立宪”细致辩析，鞭辟入里。他不仅写下言正词严的供词，还留下了多首脍炙人口，悲壮激昂的狱中诗篇。《被逮口占》便是其中的一首：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确是一首慷慨抒怀的好诗，诗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当时革命党人口口传颂的佳句。他的另外两首狱中杂感，则是表现一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抱负。
　　汪精卫、黄复生谋杀王公大臣，是属于“谋反”，乃“十恶”之首，必在诛杀之列。可清廷的气数到此已是气息奄奄，再也没有当年的霸气和嚣张。时为民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在当时诸王中，可谓开明。当载沣力主判以死刑时，善耆晓以利害，指出：为“标榜立宪，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载沣觉得有理，只得依从。汪、黄这才由死刑改判永远监禁。
　　相传善耆爱才，对汪、黄法外施恩。据当时的《正宗爱国报》所说：汪精卫“在内城巡警总厅，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一、审讯时不用跪。二、饮食皆不粗恶。三、衣服衾枕皆准其将素常所用之物带入”。善耆为了软化汪精卫，又将他们的囚室改为一人一间，“行动皆得自由”，汪精卫这才“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武昌起义的枪声，终结了清朝的统治。汪精卫和黄复生等，由摄政王载沣签署大赦令予以释放。出狱的这天，好热闹的北京人早早地来到典狱司门外，以至“途为之塞”，人们多想一睹英雄的风姿。汪精卫本想“为薪”，“引刀成一快”，没曾想却“成釜”，好在“成釜”的牢狱之灾，也就一年多。而作为他来说，却因此而赚足了政治资本，以至对他素有成见的章太炎，在谈到由谁来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时，竟说出这样的话：“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可真是“失之东隅，则收之桑榆”。
　　汪精卫以61年的生命，经营了40年的政治。在这个舞台上，他也曾博得过许多的喝彩声。如：才子、壮士、名流、总理信徒和左派领袖等。唐德刚先生说：“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在黄、宋、胡之上。”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大汉奸，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是啊，假如当年载沣杀了他，怎会有后来的晚节不保，沦为民族的败类。残酷的是，历史从来是不能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