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董天知生平事略

董天知同志原名董亮，到北平后曾一度易名董旭生。

一九一一年农历三月初三，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城关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父名董钧，字禀甫，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工资收入微薄，全家仅能以粗茶淡饭糊口，一遇天灾人祸，即不能正常生活，非借即贷。

董天知排行第三（大姐少锋、二姐少怡、三妹少范（邵芳）、小弟董育，字仲文），七岁入荥阳县城关镇南关国民小学，一九二二年考入荥阳县立高小。一九二四年因在学校宣传革命思想被学校当局开除。那时，他父亲正在郑州欣育师范办学，不久，他便考入该校。因他年纪太小，其父便把他送到另一高小继续读书。

一九二六年，董天知高小毕业后，考入本县初级中学，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曾一度辍学在家卖菜、卖粪，为升学积攒费用。后来在他大姐的帮助下，进入开封第一师范学习。他自幼聪明，并在父亲“勤能补掘，俭以养廉”的教导下，养成了一种勤奋好学的习惯。他性格温和，生活俭朴，但意志刚强，富于理想，不落俗套。他在小学时代就受到启蒙老师韩风楼先生爱国思想的熏陶。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正当此时，党的农民领袖彭湃同志经过董天知大姐董少锋的同学胡士青的介绍，并得到其父董钧老先生的支持，于一九二七年的六、七月份来到了河南荥阳县城董家避难隐居。

彭湃和胡士青住在董家之后，董天知一面精心料理他们的生活，一面聆听了彭湃讲革命道理。在他和彭湃、胡士青同吃同住的日子里，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要光明、要反抗、要革命的思想逐渐在董天知的心里萌芽。他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接受革命思想的。

一九二七年七、八月份，彭湃到汉口参加党的“八七”会议离开董家之后，董天知继续在开封第一师范宣传先进思想，并组织了一部分进步同学开展了要求改革教育制度，改革读死书、死读书的陈规陋习，要求开放民主、结社自由等活动。

一九二九年春，正当董天知十八岁的那年，他已强烈地感到，在开封这个小天地里，不能满足他日益增长的追求革命理想的需求，为了早日得到革命组织的指引，他弃学北上，到了北平，进入宏达学院读书。一九二九年冬，他大姐少锋也随着丈夫移居北平。为了生活和工作上的方便，他和大姐住食在一起。

进入宏达学院后，由于他勤苦学习又富于追求革命思想，便很快和山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郝德青、张衡宇等相识，经过他们介绍，于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参加了一个由山西的共产党员李舜琴、肖镇卿等人组织的党的外围组织鏖尔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进步青年阅读和研究马列著作，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鏖尔》、《转换》、《转变》，并秘密编写散发反蒋抗日的传单。一九三O年夏，董天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北平市共青团的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他任北平团市委组织干事兼儿童局书记，同时还参加河北省左联互济会的工作。为了对儿童进行革命教育，他和郝冠英（女）在北平西直门外办了一个名叫《好孩儿》的刊物。为了把刊物办好和具体组织少年儿童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亲自把刊物带到师大附设的贫民学校和中大附中，组织孩子们阅读，而且更多地是常到西直门外的灰渣堆上找拾煤渣的穷孩子和衣衫褴褛的报童去传播革命思想。由于他不辞劳苦，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把不少穷苦的孩子团结在共青团的周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其中一些孩子还为党开展秘密活动做了不少侦察和交通工作，使党的影响在群众中不断深入扩大，而他也成了北平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一九三一年二月，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董天知亦于六月十三日（一说是七月十五日）被国民党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虽经三次严刑拷打，董天知没供出敌人所需要的一个字。

由于被捕时没有抓到任何有力的证据，董天知同志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关进草岚子监狱，后转到北平军人反省院。

董天知等同志被转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后，在薄一波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狱中支部的领导下，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反动当局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董天知在狱中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小弟弟”。当时监狱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作为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要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并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学委会订立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和详细的学习计划，规定全体同志不论文化程度高低，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有条件的同志还要学习一种或几种外语。董天知不仅把支部布置的几十种理论读物都按要求读完了，而且还学了俄、英两门外语。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一说是九月二十五日），董天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董天知在薄一波带领下偕同杨献珍、周仲英、韩钧等同志肩负着党的重大委托，以阎锡山上宾的身份来到了太原。

这批同志到太原后，不做高官，不图虚名，并谢绝了阎锡山给他们每人每月二百元的高薪待遇，主动提出：我们是来帮阎锡山先生做事的，不是来做清客和做官的，坚决不要高薪，每人一律按八十元左右的标准领取薪金，并全部被分配牺盟总会做群众救亡运动的领导工作。

董天知初到牺盟会时，开始被分配到总会组织部，同时还兼管着学生运动的工作。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左右，阎锡山召集新旧两派头面人物开会研究“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时，董天知也应邀出席，并在薄一波的授意下，在会上说：日本人来了，不成立一支以进步思想武装起来的进步军队，是不足以抵抗日本人的。阎锡山事后私下对赵戴文、梁化之称赞说：共产党内是有人才！董天知那么年轻，就能提出那么好的问题，真是了不起！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太原召开牺盟代表会议，董天知被选为牺盟总会的执行委员，并曾一度到牺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担任过政治工作员。一九三七年四月初，又被选为山西抗敌先锋队总队长，旋即写信将他的三妹小范（邵芳）召来太原，也参加了牺盟会工作。

牺盟总会成立抗敌先锋队的时候，是想把这个青年组织作为牺盟会的核心组织加以培养和使用的。不但希望它能够在一般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骨干作用，而且还计划将它进一步地培养成为一个真正能冲锋陷阵的军事性的组织。所以，凡是参加“抗先”的人，大都是牺盟会中的积极分子。总会决定叫董天知担任“抗先”总队长的职务，是党对他的信任和重托。

卢沟桥事变后，牺盟总会立即组织所属军政训练班、民练干部训练团以及太原市各学校组成山西各界慰问团，到前线慰问二十九军全体抗敌将士。董天知代表牺盟总会参加了慰问团，并被列为慰问团团长。慰问团到达前线进行宣传慰问，对正在英勇杀敌的前方将士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他们刚到达门头沟前线不久，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北平失陷，后路被切断，慰问团被冲散，董天知不得不化妆潜伏于北平。在日军不断的大搜捕中，董又潜出北平，经天津、青岛、济南绕道回到他阔别六年之久的老家。

他回到老家时，由于在外连续多天的逃难生活，致使衣服褴褛，长发过耳，骨瘦如柴。不了解他蕴细的人，准会把他当成一个乞丐，当家中人看到他刚从监狱出来又遭到此不幸的时候，产生了深深的痛惜之情，想用成亲的办法把他留在家里，当媒公携着点心登门给他订婚时当着媒公的面认真地对父亲说，他已在外订婚，再次回家时可把她领回来。他这种猝不及防的回答，顿时父亲与媒公不知所措，婚事只好作罢。

由于责任心所迫，他在家里只逗留了几天，就毅然和亲人们告别，于九月初回到太原。这是他一九二九年离家后第一次返家。谁想到这一次与家中分手会成为永别呢。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牺盟会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下，为了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更加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促进阎锡山进一步走上了“民族革命解放战争”的轨道，在太原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牺盟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共十九人），董天知又一次当选为执行委员。

继牺盟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以后，崞县失守，太原沦陷迫在眉睫。牺盟总部为了使各地组织在和总部割断联系后也能有领导地单独活动，决定紧缩牺盟会总部的组织机构，除必须在总部坚持工作的极少数人之外，将所有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骨干力量，全部放在各牺盟中心区、县分会、决死队、自卫队、游击队中工作。董天知被分配到洪赵中心区主持工作，他在洪赵中心区任期虽短（一、二个月），但在整顿各级组织机构，发动群众抗日，组织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参军（约千余人）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并为太原失守后总部转移到临汾，在晋南一带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在到洪赵中心区任职前，曾于一九三七年初，代表牺盟总部到洪赵地区视察工作。据一位当年受到董天知宣传鼓舞后参加救亡运动的同志回顾说：一九三七年初，董天知在晋南巡视工作，他曾有幸与董两次会面。由于董少年英姿，谈问题敏锐，观点正确，表达简明生动，如一块磁铁把不少青年吸引在其周围。当时董天知正在学校师生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董的积极发动下相继有玉锋山基督教中学教员杨可嘉、城内天主教学校教员孙承烈等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同时，还动员了一大批小学教员投考了国民党军官教导团。这位同志的回顾从一个侧面说明董天知的才智过人，工作作风深入细致。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阎锡山命令决死三总队由太原向曲沃进发。不久，中共山西省委派杨献珍到三部队接替胡西安（胡调任汾城县县长）工作之后，由杨献珍推荐，调董天知同志到决死三总队任政治主任，十一月底董到任，并兼任曲沃县牺盟会特派员的职务。

董天知到三总队不久，便接到了要把三总队扩大为三纵队的命令。当时发生了三总队长李冠军发动兵变的事件。在三总队政委戎子和的领导和董天知的参与下粉碎了这次兵变。

李冠军兵变未遂，决死三纵队顺利组成。纵队党组织在曲沃大营盘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董天知和杨献珍、高治国、雷震、郝延珖、赵若襄组成，晋南特委派李哲仁参加，董天知任书记，负责全纵队党的工作。

鉴于李冠军曲沃兵变的教训，董天知到决死三纵队主持政治部工作之后，一方面深入各团队基层广泛和干部、士兵接触，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方面抓了各级政治组织机构的建设。

为了使政治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不断提高，除去组织干训队和把一些政工干部输送抗大、党校学习外，还在他主持下，编写了《军队政治工作》、《纪律条令草案》、《目前政治形势纲要》、《干训队的牺盟组织》、《用事实来粉碎对牺盟的一切造谣中伤与挑拨离间》、《民运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议》等十几种成套的政治教材，而这些教材又大都是集中在一九三八年编写出来的。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决死三纵队由曲沃、冀城、浮山开到晋东南长治一带驻扎。十月，董天知去吉县参加阎锡山召开的第二次古贤会议，并与在牺盟会工作的纪毓秀同志订婚（但未来得及结婚，纪毓秀就于三九年九月二十日病逝）。由于工作关系，他暂在牺盟会待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回到长治三纵队。在吉县和秋林的八个月当中，他除去在牺盟总部和“民青”分担一部分工作外，还临时担任了一段晋绥军官训练团附设的军官研究班指导员。在这段工作期间，他在团结改造旧军官工作中也很有成绩。当第一期受训的旧军官回到原部队后，大都竭力提倡改造旧军，说明受其影响较深。

是年五月，董天知在继任决死三纵队政治主任的同时，还曾兼任过一段山西省第五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治主任，并积极参与筹备《黄河日报》的出版工作。这时阎锡山顽固派的反共投降妥协活动和消灭牺盟会、决死队的企图已逐渐明朗。从此，董天知便把主要精力放到反顽斗争中去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中，由于董天知和其它纵队领导干部，对阎锡山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两面性还认识不足，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理解不够全面。只强调了我们“不打第一枪”，而没有认真地考虑到敌人会打第一枪；只注意了和旧军官思想上的斗争，而没有及时地从他们手中夺取兵权……，以致使决死三纵队损失了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部和三个正规团，共约损失三千五百多人。这个损失确实太大了，董天知每逢忆及此事，总是深深引咎自责。

一九四O年三月，部队转移到壶关、平顺一带进行整编，重新组成了新的决死三纵队，归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董天知任政治委员，戎子和任司令员。

一九四O年五月，董天知与刘湘屏结婚。

一九四O年八月二十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对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董天知接到大战开始的命令以后，为了配合我军对白晋路南段的破击而袭击山西潞城县之敌。他选定了居高临下、地形险要的潞城县王郭庄作为部队的出击地。一九四O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先头部队五十余人到达王郭庄准备粮草宿营时，日伪潜藏在王郭庄的密侦队小组长王过计（本村人）和地方分子、密侦队员王锁来商定，由王过计和罗群喜（密侦队员）两人立即向潞城县密侦队长秦寅卯报告说，村里来了五十多个独立营官兵，建议马上出兵包围。秦寅卯立即向日本宪兵队报告，该队派伪保安队一个中队（一百来人），伪警察三十人，日军五、六十人，密侦员十几个，共二百余人，分东西两路出发。密侦队王计丑、蒋吉仁、韩太昌、赵保枝、王过计带一路出西门；李旋珍、王库则、王松林、罗群喜、秦寅卯带另一路出东门，两路三更同时从潞城县出发，包围王郭庄，日军主力和指挥部设在靠近村边的山头上。

董天知先派出小股部队到王郭庄作宿营准备后，于十九日晚二更天气，才带领三纵队队部和第九团一部到达该村。

二十日凌晨三时左右，王郭庄村西面的石平岭用照明弹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四周枪声大作，全村陷入一片火海。董天知闻声而起，带领警卫排向西山石平岭方向抢占有利地形作掩护，把敌人火力引向自己，让大部队从火力转弱的东北方向的沟渠撤出。他带领二十八名警卫战士三次佯作向西突围之势，把敌人火力大部吸引至村西边的岩脑凹，坚持战斗两、三个小时之久，在多于自己六、七倍的强敌面前，他沉着应战，打死打伤敌人九十余名。凌晨五时，当他们胜利完成掩护部队转移准备突围时，终因寡不敌众，董身中四弹，与二十八名英雄一起，全部为国殉难，董天知当时年仅二十九岁。

战斗结束敌人撤退之后，村里群众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把董天知同志和他一起牺牲的二十八名战士一起埋葬在王郭庄村北的风壑岭下，竖起了纪念碑。后来决死三纵队和山西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又择太行山之巅，漳河之滨的平顺县阳高乡侯壁村外，漳河南岸的山岭，将董天知同志的遗体重新安葬。

在一九五八年肃反复查中，终于将杀害董天知将军的凶手，制造“八·二O”惨案的日本宪兵队密侦队特务李旋珍、蒋吉仁、王计丑、王松林、王过计、赵保枝等清查出来逮捕归案，并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枪决；将罗群喜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将王库则判处无期徒刑，为先烈报了仇。

……

 原载《山西文史资料》

（ 王生甫，原山西省文史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