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到1926年最后卸任,其在任将近10年,但实际在校执掌校务时间不足5年时间。在近10年时间中,蔡元培一共提出过7次去职请求,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一次被政府批准。直到1926年7月,张作霖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被终止。在这7次辞职中,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第三次辞职原因众说纷纭。


1919年蔡元培辞职风波之时事概览


  5月4、5日,钱能训总理召开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京大学,教育总长傅增湘拒绝副署命令,又有人主张撤换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5月8日,在将5月4日被捕的学生营救出狱后,蔡元培提交辞呈。学生得知消息后,由学界联合会推举代表二人到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希望教育部能出面挽留蔡元培。同日,安福系提议由政府任命林纾或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
  5月9日,“蔡元培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刊发。
  5月10日,蔡元培在赴天津途中修书一封,向北京大学学生说明9日辞职启事中“杀君马者路旁儿”不是责难学生,肯定学生的举动是爱国行为。同一天,教育部决定派林长民到天津劝留蔡元培并商谈大学善后事宜。同日,蔡元培坐火车南下杭州。
  5月11日,林长民到天津,北京各高校派往天津挽留蔡元培的代表27人也到达天津。但蔡元培已于10日南下杭州。
  5月12日,中学以上教职员推代表9人谒见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要求宣布对教育界的切实态度、善后办法和留蔡诚意。
  5月14日,政府发挽留蔡元培明电。
  5月15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袁希涛接任。
  5月20日,蔡元培致总统、总理、教育总长电,坚辞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6月5日,教育总长袁希涛辞职引退,任命傅毓棻为教育次长,
  6月6日,任命胡仁源为北京大学校长。
  6月7日,北京大学教授学生拒绝胡仁源。
  6月15日,蔡元培作“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6月17日,国务院致蔡元培电,希望蔡元培能早日到校视事。
  6月18日,教育次长傅毓棻致电蔡元培,并派其秘书赴杭州请蔡元培北上。
  6月20日,蔡元培复国务院和傅毓棻电,再次坚辞北大校长之职。
  6月26日,教育部傅毓棻再致电请蔡元培北上,并派其秘书到杭州面见蔡元培。
  7月9日,蔡元培复电教育次长傅毓棻,答应北上。同日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告知欲北上视事。
  7月11日,蔡元培致电北大理科学长温宗禹,告知欲北上,但归期未定,请其继续代理校务事宜。
  7月13日,蔡元培致电浙江广西北京等地教育会,告知欲北上视事。
  7月21日,蔡元培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学生上课。
  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启事,以蒋梦麟为其代表先行赴北大理事。同日,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希望学生能静心读书
  7月25日,教育部令蒋梦麟以教授代行北大校长职权。
  7月30日,大总统下令,免去胡仁源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9月1日,政府拟议由蒋智由任北京大学校长。
  9月2日,蔡元培致电蒋智由,希望蒋智由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
  9月3日,蒋智由复电蔡元培,表明绝不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9月8日,北京大学学生电请蔡元培北上,以免政府学生均陷难境。
  9月12日,蔡元培抵达北京,但借口身体不好,闭门不见客,不到校视事。
  9月16日,蔡元培发出“视事北大启事”,决定9月20日到校视事。

 

 ▲北大校长委任状


  9月20日,蔡元培到北大上班,在全体学生欢迎会和全体教职员欢迎会上分别进行了演说。


1919年蔡元培辞职风波之原因


  在5月8日的辞呈中,蔡元培自述的辞职理由是“窃元培自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引退。”而在第二天的辞职启事中,蔡元培借用了《风俗通》和《毛诗》中的“杀君马者路旁儿”和“民亦劳之,汽可小休”两句说明辞职的理由是太累了,想要休息。面对舆论界尤其是北大学生对“杀君马者路旁儿”的误解,5月10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同学诸君”中又说此次学生运动虽是爱国运动,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同时说明之所以不在运动一开始就辞职,是因为还有学生被捕,作为校长理应保护学生。而从5月17日《益世报》披露的5月10日蔡元培在天津火车站与友人的对话中则知,蔡元培辞职完全是政府中某些人的逼迫:“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在其6月15日未发表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又隐晦地将辞去北大校长的原因归结为北大的官僚主义、北大的旧派顽固等。在6月20日“复国务院电”中将辞职原因归为“奉职无状”和“卧病经旬”。因病辞职之说,就连他自己也在8月9日承认这些都是借口,“托病居然引到真,旧病未尽更添新”。在9月21日北京教育界欢迎蔡元培复职的话会上,蔡元培又说:“这回的事,无论学生之是与不是,我们处于国立学校校长地位的人,不能不引咎辞职。”那么蔡元培辞职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从当时的《申报》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一曰政府压迫。持此观点者认为政府或政府中某些人对蔡元培的仇视由来已久。“民国六年之秋,段氏二次组阁之日,蔡君本欲南下,而范源濂时长教育,绝不相舍,系维之殷,几同监视,故蔡君绝不能去。……及三次段阁成,段氏即欲去之,谓大学分子之某种印刷品似涉于无政府主义,疑为蔡君所倡导。而傅增湘则持种种不可去蔡之理由以与之争。”“其辞职之原因传说不一,有谓其因小徐(徐世昌)逼迫者,有谓曹章诸人惩办者,闻已定聘林纾或马其昶继任校长之职”。“前几日阁议中多数阁员对傅教育甚有责言,钱(钱能训)并谓傅云‘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能动摇,若蔡鹤卿死则何如?’”。“某要人语人‘政府决留不住蔡先生,或者派学生前往可以留住。’某要人尚非极端排蔡者,而措语如此恶谑,其余可知。”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没有政府要人或政府排挤蔡元培之实,也就不会有坊间传闻之事。更何况《申报》绝非一般小报,靠捏造事实、吸引眼球为生,实际上上述言论不仅出现在一般新闻报中,还出现在其时政评论中,足见其报道的真实性。二曰新旧学派之争。“北京大学新旧之争,肉薄(搏)已久,在旧派心理(里),犹是专制王朝,学术定于一尊之观念,摧残异说,视为莫大责任,暗潮之鼓动,本非一日,不幸此次学生事件,会逢其适,蔡君以一人之身,当内外交之冲,又焉得而不走?”“蔡君之办大学,于新旧学说,听人自有主张,此间旧派多疾之者而又不敢动摇其位置。……今春新旧学派之争愈烈,大学以内有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学派及刘光汉黄侃等之旧文学派,《新潮》《国故》两种杂志同时并行,而新派谩骂旧派,旧派排斥新派,又以《新潮》中骂林纾,林言之徐树铮,请政府干涉大学。府院多旧派人,亦力主干涉大学。”蔡元培自己也说“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时间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
  由此可见,蔡元培自述的“奉职无状”和“卧病经旬”只是其辞职的一个借口而已,其辞职的真实原因在于政府要人的挤压,在于旧派学者的排斥。但是,如果仅仅把蔡元培辞职的原因归结为这两点也的确有失偏颇。尽管这两个原因是蔡元培此次辞职的主要原因,但非全部。实际上北大内部派别林立,相互暗斗由来已久。当时北大主要有三派,其一是章太炎门下的弟子,包括黄侃、鲁迅等人,但这一派内部又分为左、中、右三派,既有旧派学者,又有新派学者,且相互斗争;其二是以胡适、陶孟和等为代表的英美派,这一派虽资历尚浅,但人脉较广,且深受学生拥护;其三是被胡适称为的“温州学派”,这一派以马叙伦为代表,尽管这一派比较“中庸”,能与前两派“和平共处”,但该派热衷于政治,其政治人脉较广,在北大的许多重要事务上都有其参与的痕迹。除此之外,学生也有裂痕。既有像傅斯年、张国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但也有一部分支持旧派和拥护政府的学生。此外,北洋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元培忙于应付政府部门的各种公文与检查,无暇潜心于学问,这也是其辞职的一个原因所在。总而言之,1919年蔡元培辞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1919年蔡元培辞职风波之复职历程


  蔡元培此次辞职态度颇为坚决,“此次出京,事前极为秘密……已将在校内所有应用物件皆行搬运出校,足证其去志甚坚。”蔡元培对秘密出京的解释是“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而“北京大学及各校学生群疑蔡君出京或受他种势力之胁迫,于是有一律罢课待罪并与蔡校长同其去留之议决。”教育部在得到蔡元培辞呈后,教育总长傅增湘亲自打电话挽留,在得知蔡元培已经离京赴津的消息后,立刻派林长民赴天津挽留。而各高校学生联合会、和平联合会等纷纷致电政府,要求政府出面挽留蔡元培。5月14日,政府下令挽留蔡元培。由此可见蔡元培虽去志坚决,但全国舆情一片哗然,使得政府不敢轻免除其职,也就决定了其去职不成。
  尽管蔡元培无法去职,其复职道路也是坎坷难行。先是6月6日“大总统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原为蔡元培门生,在其受命之日,便梦想通过拉拢北大新派人物来实现就任目的,胡仁源找到了当时学界的知名人物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其出任北大校长,虽然胡适明确地告知他这种做法将会激起学界的极大反感,但胡仁源一意孤行,结果遭到了北大师生的一致反对,且激起了学界的鄙视,他们认为“然则蔡孑民能回京乎?当胡仁源力争位置之中,蔡固必不肯来”将其视为蔡元培复职的一大障碍。进入六月,刚刚平息的学潮又由于青岛问题、抵制日货、巴黎和约等问题再次兴起。段祺瑞及安福系的对日态度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抵制。在此情况下,国务院和教育部再次致电蔡元培,希望能复职挽救时局。此时舆论界也认为:“今学生之留既如是其殷,政府亦已有留之之表示,则蔡氏之出,此其时矣。不然而罢课之举成,非特益陷全国教育于纷扰,且适以快彼日夜摧残者之心。蔡氏之忍乎?”面对各方面的要求,蔡元培不得不决定复职。在7月9日其回复教育部的电文中说:“感谦之余,宁敢固执初见。谨当暂任维持,共图补救。”在同日,蔡元培致电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部也声称:“重以各方面责望之殷,似不容坚持初志。”虽然蔡元培做出了复职的决定,但政府绝没有立刻表态,舆论认为:“当局之于学界,本利其分裂,如胡仁源之所为,亦乐于旁观,以待其变者。”“北大校长一席,政府虽徇学生之请,挽留蔡氏,实则某派既不怜于北大,政府亦唯某派是从,挽留之举,本毫无诚意,故蔡氏虽应允回校,而北上之期仍遥遥无日。”因此蔡元培尽管做出了复职的表示,但并没有动身赴职的举动。而是在7月1日致电北京大学理科学长温宗禹,希望其能继续代其执掌北大事务。但在社会各界的一致要求下,蔡元培也不得不派蒋梦麟为其代表先行赴北大处理校务。蔡元培之所以派蒋梦麟为其代表,是有其良苦用心的。首先,政府虽然在这次学潮中低了头,但不能保证其不秋后算账;其次,蔡元培一开始坚辞北大校长,后又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如果立即北上,有失脸面;再次,蒋梦麟是蔡元培的亲信,派其北上不至于做出与己不利的事。
  7月25日,教育部下令由蒋梦麟暂时主持北京大学校务以待蔡元培的到来。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于7月30日下令免去胡仁源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然而政府中的倒蔡派并不想就此认输,就在北京大学开学之际,又以“大学开学,校长未定,蔡孑民君未能北上,拟以蒋智由君任北大校长。”诚如《申报》所言:“慰留者欲用之意也,排斥者欲去之意也。然而当局之手段,则往往互用。表面上欲勉从多数人之意,则不得不出于慰留,慰留又不便于己派,于是阴行排挤之,使不能自留而去。”面对政府的两面手段,蔡元培于9月2日致电蒋智由,希望蒋智由能接任北大校长一职。但蒋智由绝非胡仁源,他早已看明白了政府中别有用心者的惯用伎俩,于是致电蔡元培绝不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同时登报明志:“现以北大开校,蔡先生病未北上,校长莫定,有拟以智由长大学者,业已驰书决谢……校长之职,虽异仕途,亦绝不投身其中,致受牵连。”而此时的北京大学师生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校内稳定的情绪陡起变化,大有学潮再起之势。9月7日北大师生再次致电蔡元培,希望其能迅速北上视事,以“免政府和学生均陷难境”。蔡元培只好打点行装,于9月12日抵达北京,并宣布于9月20日到校处理校务。至此,蔡元培辞职风波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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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人物春秋】1919年蔡元培辞职风波发布于2021-05-07 11: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