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日，陪都重庆罗家湾的一个大院里正在举行隆重的庆典，一时之间，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原来这是军统局为庆祝所谓“革命情报工作”建立十周年而召开的大会，下午继续进行的会议中，在1000多大小特务的瞩目下，主持军统工作的戴笠，把当年和他一同开创特务工作的另外9人请上主席台，一一介绍给与会人员。连同戴笠在内，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军统特务，被称为“军统十人团”，为军统特务工作的创立发挥过重要作用（沈醉《沈醉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杨者圣《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10人中，却有一位曾经是中共党员、托派分子，他就是梁干乔。
梁干乔的人生，从投身黄埔时立下反攻先驱的宏愿，到最终走向反共先锋的结局，其间经历，鲜为人知。
从黄埔军校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梁干乔，本名梁昭桂，1903年9月出生在广东梅县松口镇大塘村一户殷实人家，中学毕业后，因家道中落失学做小工，后在一所小学做了5年教员（赵龙文辑、梁干乔遗著《火焰的人生》，中华书局1947年版）。
其时正是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风暴激荡全国。1924年春，黄埔军校创建并开始招生，梁昭桂赶去投考，顺利考进了黄埔第一期步科，从此改名梁干乔。在入学新生调查表上他写道：“为列强帝国主义者所压迫、本国军阀所摧残、宗法社会之忠臣礼教所束缚，所以决然做一个反攻的先驱。”。焕发出革命精神的梁干乔，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冬天，黄埔第一期毕业，梁干乔被分配在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任见习排长。
第二年春天，盘踞在粤东的陈炯明，趁孙中山前往北方的时机，准备对广州发动进攻，广州方面遂决定以黄埔校军为主力发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东征首役淡水之战中，在排长、机枪手相继阵亡的情况下，梁干乔沉着指挥，并亲自用重机枪击退了敌军的反击，为攻克淡水做出了贡献。此战之后，梁干乔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1925年秋，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专为中国培养革命骨干。这所学校一般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中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影响深远，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中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等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员。梁干乔也被选送中大学习，成为中大的第一期学员。在中大，梁干乔开始系统学习政治理论，也萌发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抱负，后来他回忆道：“去国之前，我是以一个政治的小学生看待自己的”，“严格说来，我的积极的‘党的生活’，是在莫斯科留学时代才开始的。”
那时苏联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极力反对斯大林，在党内形成了被称为“托派”的小集团。而中大自校长拉狄克以下很多教员都是托派分子，他们把托派思想带到了学校里。梁干乔和陆渊最先接受了托派思想，开始在学校中积极活动起来，尤其是梁干乔，经常在各种会议上以高亢的声音发言，在同学中很快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吸引了很多学员参与托派活动，中大副校长库秋莫夫还给他取了个“被压迫民族的领袖”绰号（李樵《徐以新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据陆渊回忆：“经过我们两人的宣传和煽动，不数月间，留俄学生之同情反对派者，几占全数之半。”（陆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1931年第3期）
中大托派的活动引起了联共（布）领导层的注意，1927年5月，拉狄克被撤销中大校长职务，两位托派教员也被开除。但中大的托派活动并没有停止，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隆重庆典，梁干乔、陆渊等中大托派成员也混在游行人群中，他们经过列宁墓时，突然亮出早已准备好的“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向主席台高喊“托洛茨基主义万岁”等口号，与维持秩序人员发生冲突，引起红场一片混乱。
“红场事件”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极为震惊，责成中大校方彻底清查。很快，中大就作出了开除梁干乔等人党籍、学籍的决定，遣送回国。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托洛茨基秘密召见了梁干乔等人，向他们交待了回国后的任务，并说如果形势需要可以组建自己的组织。
中国最早的托派
1927年底，梁干乔等中大被开除人员经海参崴乘船回到上海。当时，大革命刚失败不久，中共党组织内比较混乱，也缺乏干部，而这批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分子在出国前都是党团的骨干，所以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工作，梁干乔被分配到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工作，以化名“梁大慈”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梁干乔等归国的托派分子虽然又回到中共内部工作，却没有放弃托派的思想，并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9月，东江特委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特委书记彭湃脱险后转任中央农委书记，梁干乔被派往东江接任彭湃的工作。但12月初，他即擅自离职，前往上海秘密参加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成立的会议。梁干乔为该组织起草了政治纲领，还被委派为华南方面的负责人（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1931年第3期）。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梁干乔等人也成为中国最早的托派。第二年，他们开始编印一份名为《我们的话》的刊物，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其成员继续在党内隐瞒自己的托派观点和活动，并伺机扩大托派的组织和影响。梁干乔回到香港后，与在太古船厂担任中共支部书记的托派成员区芳一起，在船厂工人中建立了托派的一个支部和三个小组，梁干乔的托派身份随之暴露。
1929年7月初，广东省委开除了梁干乔的党籍。从此，梁干乔开始专门从事托派组织的活动。此时，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接受了托派的观点，打算带领他的追随者参加“我们的话派”，但梁干乔等人拒绝了他的要求。陈独秀、彭述之等遂自行组织了被称为“无产者社”的托派组织，此外，又有托派分子成立了另外两个组织“十月社”和“战斗社”。
这四个托派组织都标榜自己是托派正宗，相互攻讦。经远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调停，1931年5月，他们在上海召开了“统一代表大会”，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统一的托派组织，还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选举中按照名额开票时，梁干乔和彭述之因得票数相同而在末位并列，于是为他们两人重新投票，结果梁干乔落选了。说来梁干乔落选的原因很可笑，竟是因为他在广东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化名“梁大慈”，据同是“我们的话派”的陈亦谋说：“因为香港四个工人不晓得梁干乔，只晓得梁大慈，因此没有投票。”
梁干乔参加托派活动数年，生活上困顿不堪，加之没有成为托派的领导人，感到没有出路，于是他纠合陆渊等人跑到南京投靠了国民党当局。梁干乔的这个表现在托派中还不算是最坏的，追随陈独秀参加托派、号称“无产者社”四大金刚的马玉夫，竟因为没能当选“中委”，而跑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使托派中委9人中被捕了5个、常委5人中被捕了4个。
复兴社十三太保和军统十人团
梁干乔投奔国民党后，写了一篇名为《回忆与展望》的文章，算是和自己的托派生涯告别，其中写道：“历史以最轻薄的态度对待了反对派。反对派在今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当然，他自己是找到了“地位”，成为了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的“中华民族复兴社”创建时期的十三位核心骨干之一，即俗称的复兴社十三太保。
梁干乔之所以能成为复兴社最早的成员，是因为蒋介石希望能发挥留苏学生搞农工运动的特长，所以刻意搜罗一批留苏学生。梁干乔与负责筹建复兴社的康泽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有在中共和托派组织内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正符合蒋介石的要求。康泽带梁干乔等人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在见过这批人后，对康泽说：“这些人都很平平。”但复兴社筹建迫在眉睫，梁干乔等人终于还是成为第一批复兴社成员（康泽《复兴社的缘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复兴社是效仿法西斯的组织，其主要活动是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康泽出任复兴社的宣传处长，追随他的梁干乔就担任了助理。梁干乔仿造此前的托派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我们的路》周刊，大造反共舆论，忙得差不多每天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睡觉。当时，蒋介石委派戴笠组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梁干乔也参与了特务处的组建，并先后担任第三科（交通科）科长和特务处书记长，成为军统开创时期10名骨干之一，即后来俗称的军统“十人团”成员。
梁干乔工作中的卖力表现，让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地位也逐渐上升。1932年10月，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少将训育组长，同时兼任军委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1934年，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理事；1935年后，又出任复兴社干事，还被蒋介石派到张学良创办的四维学会担任理事，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里也有政训处长的名义。
这种种社会职务，其实都是梁干乔特务身份的掩护，他所做更多的还是特务工作。比如他当时招募特务就很有一套。程一鸣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从苏联回国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住在南京留俄学生招待所里。梁干乔听说后，就以自己主持交通研究院，需要老同学帮忙为名，把程一鸣拉到了交通研究院工作，以此为名把程一鸣拖下水做了特务（程一鸣：《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桂系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梁干乔被戴笠派去负责瓦解广东空军。他首先策反了在广东空军担任电台台长的亲戚梁伯伦，使在南京的特务处与广州方面取得了直接联系，并通过郑介民等人工作，于7月初，策动广东空军47架飞机飞到南昌投奔蒋介石。陈济棠为防止再发生叛逃，下令把剩余飞机锁在机库内，并派宪兵严密看守。这时候，梁干乔又与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琳拉上关系，唆使陈卓琳以备战的名义说服陈济棠，把封存起来的飞机重新开上跑道，结果在7月17日，广东空军剩余的62架飞机全部投奔了蒋介石。次日，陈济棠即宣布下野，两广事变得到平息。可以说，梁干乔等人策反广东空军，对加速两广事变的失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得以为戴笠所重用，政治野心也进一步滋长。
▲陈济棠
1937年冬，梁干乔被戴笠派到北方工作，他私下招收了近千名来自各地的流亡青年，又向黄埔同学胡宗南等人要了一批武器，在郑州彭公祠办了个训练班，企图扩充自己实力。这事被人密告了戴笠，戴笠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赶到郑州，要求梁干乔把这批学生送到正在湖南筹备的特务训练班。梁干乔拿到戴笠信时正在喝酒，读信当即大怒，把酒杯摔到地上以示拒绝。没过几天，戴笠又派人来，还是带来一封亲笔信，不过这次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说如果不交出这批学生，就要给他纪律处分。梁干乔终究斗不过戴笠，虽然每天大骂不止，但还是不得不在1938年2月交出了这批学生，他也随即挂冠而去。
自此以后，梁干乔与戴笠决裂，后来他对军统的活动也很少主动参与，除非军统方面主动来找他，比如在军统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亮个相。抗战末期他到重庆治病，听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边立了块“无名英雄碑”，一时兴起，也跑去看看。没想到当他走近碑时，守护的哨兵不晓得他是军统十人团的元老资格，还按一般人员一样要求他脱帽、肃静，他当即恼羞成怒，也是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这事传到戴笠耳中，也是无可奈何，只得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喽。”
胡宗南的反共先锋
脱离了戴笠特务组织的梁干乔，再次投奔了康泽，在康泽手下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干了几个月，他觉得很是无味，遂打定主意投奔胡宗南，在1938年8月中旬去了西安。
梁干乔的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此时坐镇西安，指挥第十七军团，是黄埔系中权位最高的人物。梁干乔向胡宗南陈述了自己希望能得到带兵的机会，胡宗南也算帮忙，准备为他编一个旅的部队，但此事还得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同意。梁干乔又赶往兰州谒见朱绍良，朱绍良的态度却不甚积极，与他谈了一番政治问题就把他打发了。组建部队没有结果，心情低落的梁干乔返回西安途中还意外遭遇了日军的轰炸，幸亏身穿的棉军服抵挡了弹片，仅受轻伤，但他的听力却因此而严重受损。
▲胡宗南
经过在重庆一段时间的治疗，他伤愈重返西安。胡宗南先后派他担任战干四团游击战术教官、中央军校七分校学生总队长和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但他均觉不甚如意，始终想带兵。1940年8月，国民党军委会成立了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梁干乔也如愿被派任邠洛区指挥官。
当时，蒋介石交给胡宗南的主要任务就是封锁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有一块狭长的延伸地带直指国民党管区的核心，让胡宗南很是头疼，称之为“囊形地带”。梁干乔辖下的邠洛区，包括旬邑、淳化、耀县3个县，正是从西而南再向东北半包围囊形地带的区域，其中的旬邑和淳化县城还是胡宗南派兵从中共手中抢过来的。梁干乔出任邠洛区指挥官，自然就成了胡宗南封锁边区、从事反共活动的先锋。
他通过建立武装、组织民众，企图实现强化保甲制度、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目的。1942年，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迁到淳化，并兼任了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掌握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更进一步加强了反共活动。他沿陕甘宁边区边沿建立了碉堡封锁线，到处书写反共标语、订立公约、清查户口，并派警备班不断袭扰边区，制造反共摩擦。他还组建了对边区渗透的特务组织。《新华日报》评论道：“他是胡宗南的得力干部，一身兼数职……他在任内，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称之为‘活阎王’。”
梁干乔的严苛统治引动民怨沸腾，加之国民党高层内部权力斗争，虽有胡宗南庇护，他终于还是被罢免了官职。他在任时，淳化有民谣说：“梁不断、桥（乔）不倒，淳化百姓不得了。”他倒台后，淳化百姓额手称庆，又有民谣说：“梁塌啦、桥（乔）断啦，淳化百姓欢赞啦。”他离任后，原来的部属发生哗变，引发了国共之间的严重军事冲突，史称“淳化事件”。事件闹得很大，舆论哗然，1945年7月晋陕监察使童冠贤以“破坏行政，纵属殃民”等六条罪状弹劾梁干乔。
此前，梁干乔的身体健康状况就不佳，经过这一番罢官、弹劾，他精神大受打击，遂一病不起，1946年1月8日病死于西安。死后，他的故交和亲属把他葬在了西安郊外翠华山的一处公墓。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