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杨至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魔术师--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杨至成

　　杨门宗史出名将，至感天地留青名。诚将智勇保革命，神机妙算谱传奇。杨至成（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的“后勤之父”。他金戈戎马，身经百战；他鞍前马后，任劳任怨；他神机妙算，雪中送炭。同时，他还是我国军校建设和教育的拓荒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1955年，杨至成被毛泽东授予“开国上将”军衔。但在人们眼中，他是“半个神仙”。他把自己的一生和全部的智慧才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后勤工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保驾护航，谱写了火线供给的神话。

一、谎报年龄考黄埔，变身红军“大管家”

　　杨至成，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一个侗族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性格温和，却拥有满腔爱国热忱。小时候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杨至成也梦想着创办实业，振兴家乡，从而富强国家。所以，1917年，杨至成考入了贵州甲科农业学校。在学校学习期间，杨至成认识了学生领袖周逸群，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1919年，杨至成参加了贵州学生声援北京青年“五四”运动的爱国游行活动，这也让他认识到，在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旧中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农校毕业后，杨至成于1922年辞别亲人，加入滇黔联军准备北伐，走上了从军之路。
　　虽然在旧军队中，杨至成很快就升任了营长，但他却看不惯军队里的官僚作风，也不满足于自己的现有知识和才能。所以，1926年，当他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时，他马上做出了脱离军阀，报考黄埔军校的决定。他收拾行装来到了广州。但是了解到的消息又令他有些失望，黄埔军校十分注重办学质量和招生的纯洁度，因此对前来报考的人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首先是年龄问题，黄埔军校希望招收一些年龄较小的青年才俊。其次，不招收在旧军队中从军时间长、职位太高的人。这两条杨至成都不符合。可能大家在杨至成的生平介绍上看到的他是1903年生人，但据杨至成的儿子杨珠江说，“这个年龄是父亲为考黄埔军校而填报的，父亲其实和周恩来是同一年出生的，都是1898年。不过后来履历里一直这样，父亲也就一直沿用，直到去世”（北京晚报《江山》特刊创作团队：《百年中国史补白——寻梦》，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这么说来，那时的杨至成已经28岁了，为了考黄埔军校，就谎称自己1903年生，年龄报小了5岁，又称自己在旧军队中仅仅是个军需官。这样，杨至成的条件就全部符合了，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竟从此与后勤结缘，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杨至成在黄埔军校时，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在湘南起义中右腿负伤。后来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官长，随同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又被任命为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也正是在井冈山，杨至成见到了他十分敬仰的毛泽东，他们之间的将帅情后来也成为一段佳话。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杨至成作战英勇。其中，七溪岭战斗成为杨至成从军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次战斗中，杨至成腹部负伤，再也不能在前线指挥作战了，他只好留守养伤。这期间，杨至成被任命为井冈山留守处主任，负责后勤保障供给工作。
　　虽为留守，却也能建立奇功。在黄洋界保卫战中，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留守红军的英勇作战连连击退敌人的进攻，这惹恼了敌军指挥官，便用迫击炮猛烈轰击红军工事，红军装备简陋，根本无力迎击。情况万分危急，杨至成急中生智，突然想到了在湘南起义中缴获的一门迫击炮，他立刻组织红军把炮拖到黄洋界山顶上，对着敌军连发三炮。但是，第一炮是瞎弹，第二炮因为潮湿也没有达到轰击的效果，神奇的是第三炮，威力震天，炮火在敌人指挥所上盛开了花。敌军乱了阵脚，又看到四面山头上旌旗挥舞，以为红军主力已回到山上，便吓得溃逃了。杨至成凭着一声炮响，唱了一出精彩的“空城计”，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在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后心情振奋，随笔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最后一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将杨至成打出的那一炮永远地载入了中国革命战争史册。
　　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进行整编，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他的军队后勤领导工作由此开始，直至逝世。

二、火线供给保革命，雪中送炭暖军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红军的吃穿都难以保障，当时流传着“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可见生活条件的艰苦。同时，红军兵力薄弱，装备又差，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红军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一切对亲身经历的杨至成来说体会更是深刻。在井冈山留守处时，根据地内粮食紧缺、弹药紧张、医药卫生用品贫乏的严峻形势，使杨至成意识到了后勤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杨至成早就看到红军的衣服大多破烂不堪，而且井冈山地势高，昼夜温差大，红军晚上经常挨冻。所以，杨至成当上副官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红军定制统一的军装。他利用各种途径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工厂建立以后，杨至成立刻带领全厂职工投入生产，不分昼夜地加班工作。才几天的时间，4000多套崭新的军装全部完工，红四军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包括每人一套带领章的灰色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和两双‘陈嘉庚皮鞋’”），全军的士气大增，面貌焕然一新。
　　从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杨至成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的被服、粮秣、饮食、财务、武器弹药、医疗卫生用品等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数量日益增加，而根据地贫穷落后，人民群众生活困难，无力保障红军的生活需求，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封锁，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领导军队后勤工作的杨至成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他意识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于是就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兴办了一批后勤工厂，如枪械厂、弹药厂、纺织厂等工厂。一方面充分利用打胜仗得来的缴获，另一方面秘密潜入国统区进行采购，以此保证工厂的原料供应和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同时，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劳动竞赛，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产节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根据地的军工企业蒸蒸日上。有了这些军工企业，到1934年3月，红军部队“春夏季的衣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保障，步枪子弹的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手榴弹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又增加几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而且还能保证部队的需要”（《杨至成上将：功勋卓著的解放军“后勤之父”》，《党史博采（纪实）》2010年第5期）。杨至成的努力为冲破敌人的封锁，粉碎其“进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成为前方作战的坚强后盾。

▲杨至成全家福。后排左一为杨子江，后排左二为杨至成

　　这一时期，杨至成还完成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就是苏区兵站的建设。1933年1月，遭遇前三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恼羞成怒，调集了20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第四次“围剿”，红军形势危急。要抵抗如此集中迅猛的攻击，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红军以瑞金、宁都和兴国三地为中心，向外开设了5条兵站线，即建宁——广昌——宁都线；建宁——石城——宁都线；东陂——洛口——宁都线；招携——黄陂——宁都线；瑞金——宁都线。这5条兵站线如同5条大动脉贯通了各个战场，在杨至成夜以继日、紧张有序的指挥、运筹和调度下，源源不断的弹药、粮食、药品等物资火速地运往前线。与此同时，这些传递网络也使得信件、报纸、书籍的运送畅通无阻，由此创办了红军的第一个“赤色邮政”。杨至成还看到装备落后的红军仅靠邮政通讯，信息传递滞后且效率低，不便于军队领导及时了解情况，作出有力的应对决策。所以，杨至成又开始筹措资金，将缴获的电讯设备维修再利用，还派人秘密购买了一批电讯器材，部队之间终于通上了有线电话，红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讯事业。有了杨至成川流不息的火线供给，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杨至成领导的后勤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杨至成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负责开路和后勤保障工作。“1935年初，先遣工作团仅在贵州遵义、桐梓两地就筹集到银元6.7万元”，还有一大批粮食、布匹、黄金，红军每人得到1元零用钱，各部门也有一部分钱用于物资置办，这些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役准备了较为充实的物资条件。
　　在红军准备翻越大雪山前，作为开路先锋的先遣工作团深入群众，向他们了解雪山的环境和生存知识，然后购买了大量的羊皮、羊毛、辣椒、酒等用于御寒，准备了大量的竹竿、木棍等用于辅助登山。这样，红军才得以成功翻越大雪山。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队伍壮大，人员增加，供给更加困难。周恩来找到杨至成，要他在3天时间内筹集5万斤粮食，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杨至成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他左思右想，迫不得已决定武装筹粮。他从中央警卫营要了一个连，要他们到附近的村子里，先鸣枪吓跑村里的人，再进村找粮，又一再叮嘱战士，一定不能伤人，拿走粮食后，一定要给钱。就这样，杨至成奇迹般地在3天内筹集到了5万多斤粮食。后来，由林伯渠、叶季壮、杨至成组成的“筹粮委员会”又在毛儿盖、黑水等地筹集到粮食115万多斤和一些牛羊肉，这些物资保证红军通过了人迹罕至的茫茫大草地，保存了红军的主干力量，为革命的胜利保留了火种。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杨至成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患上了肺结核。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让杨至成到苏联治病、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杨至成的理论得到了升华。他在笔记中写到：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革命胜利后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先进的、有规模的工业，是绝对不行的。
　　1946年1月，杨至成回国，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部长。因为解放战争时期以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为主，战争规模大，后勤战略物资消耗量大，杨至成认为，没有充足可靠的、源源不断的后勤战略物资作保障，就无法保证战争的胜利。他常常告诫下属：“我们名为后勤，其实有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去，只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已经是不够了。现在打仗，后勤有时还得起先锋官的作用。”因此，他把在苏联学到的经验和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一大批军工企业。在那激烈的辽沈战役中，在东北极端严寒的天气下，杨至成领导的被服厂突击生产的冬装如雪中送炭般温暖了每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们冲锋陷阵，使得战争火速推进，东北胜利解放。

三、兢兢业业办军校，孜孜不倦育人才

　　杨至成不仅在后勤工作上成就卓越，而且还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院校，并亲手创办了我军第一所后勤院校，一边开展后勤保障工作，一边致力于办学。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培养了一大批经济、政治、军事人才，为新中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因而不少人知识水平有限，又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尤其是一些指战员理论经验都不足。鉴于这种情况，1931年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瑞金开办一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2年初，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校务部部长。办学初期，困难重重，校务部承担了诸如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教职工管理、学员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工作。杨至成为此东奔西走，筹措钱财和物资，呕心沥血却乐此不疲。1933年，红军学校改为红军大学。这所大学成功培养了众多的营团级中级指挥员，还造就了大批师军级指挥员，他们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可靠保障。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杨至成认识到，仗越打越大，越打越频繁，越打越复杂，要完成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不培养和提高红军后勤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水平，是绝对不行的”（徐刚：《杨至成与红军供给学校》，《军事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所以，经请示批准，1932年11月，杨至成在瑞金创办了一所红军供给学校，专门培养后勤工作人才。学校最初有学员200多人，杨至成亲任校长。从办学方针、选配教员、设置课程、编审教材到后勤生活等等，他都考虑得周密细致，事必躬亲。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讲授后方勤务课程，阐明后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同时，他还力邀根据地的专家和领导人承担教学任务。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符合并服从于战争需要的方针，“先后共培训8期学员，每期60~120人不等，学制8~12个月”。他们是我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人才，为红军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把抗大的教育方针定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风定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2月，杨至成被任命为抗大校务部部长。杨至成到任后，分析了当时的实际和学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延安，生活保障尤为重要。因此，杨至成组织校务部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方针，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并通过各种途径为学校筹集资金和粮食，同时动员大家的力量，在课余时间开展生产，养猪种菜，办小作坊，从而增加了学校的收入，改善了全校的生活。随着学校人数的不断增加，住宿又成了一大难题。杨至成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自己动手建造校舍。但是，建校舍需要一大笔资金，而且需要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杨至成通过调研、比较和分析，认为可以用窑洞来代替房子。因为挖窑洞造价低，人人都会干。于是，他派人勘察附近的地势、土质、水源，确定位置，制定计划，然后发动全校人员挖窑洞。才两个多月的时间，175孔窑洞顺利完工，住宿问题得到了解决。杨至成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从这所学校出来的罗荣桓、谭政、杨成武、彭雪枫等人在谈论起杨至成这位校务部长时都是赞叹不已，敬佩之极。
　　解放战争时期，从苏联养病学习回来的杨至成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委员，负责东北地区的后勤工作。在苏联的学习和深造使他从内心感到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的高素质的军队，就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才，而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要有正规化的高水平的培训基地，军事院校就是重要的基础设施。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杨至成在佳木斯先后创办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和护士学校，为东北的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财会、医务、车辆驾驶人员和后勤管理干部，有力地保障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初，杨至成参加了我军最高军事科研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组建工作，任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为培养我军高级军事人才，发展我军军事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62年初，杨至成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同时，他还接受中央军委布置的组织编写全军后勤史的任务。他指导编写组成员客观公正地认真分析、总结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军的后勤历史，并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虽然这部后勤史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未能全部完成，但它为我军抢救了大批不可多得的后勤史料，为后来的后勤史的编写打下了丰富坚实的史料基础，是我军高等军事学院建设，国防的正规化、现代化、科学化建设的宝贵文化遗产和智慧的结晶，也为世界军事后勤领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7年，杨至成于北京逝世。他的一生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勤勤恳恳，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的后勤事业，并出色地完成了红军“大管家”的光荣使命，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却像一座丰碑，永远地矗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他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