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柳小瑛孤独的骑士

孤独的骑士

　　在当代，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像摩罗这样彻底而残酷地审视自己，“描述耻辱”而又“咀嚼耻辱”。没有哪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发出凄厉而又悲壮的呼号：只要还有一个人处在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耻辱。

　　学者林贤治说，思想者以孤独显示强大。

　　此言不虚。摩罗是弱小的，也是孤独的，他因思想而在孤独中强大。

　　他的强大，是文学界的希望；他的强大，为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余杰评论他的文字，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

孤独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圣梯。让我孤独吧，因为我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摩罗如是说。

　　以悲天悯人情怀，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寻找民族精神资源，是摩罗思想的核心。

　　为什么要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为什么坚持个性主义？他说，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别林斯基说：“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以及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

　　鲁迅为了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的道路，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

　　他自觉地加入了鲁迅精神界战士谱系，充分肯定人的尊严，人的地位，“必须确立这样一个最高准则：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为了解放人，一切有碍的事物必须予以反叛的否定：文化、民族、集体、国家，政党、道德、风俗、传统，以及每一个非人自身。”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甚至说，这是一场“全人类全民族的普遍而又浩大，艰难而又漫长的精神文化活动，有时甚至是社会政治活动”。

　　“一个人只要稍有一点独立精神，他的不幸也就从此开始，要么是消灭独立精神以保存自己，要么是坚持独立精神而走向厄运。”尽管如此，但他依然不掩锋芒，呼喊，探寻，深入无物之阵，拼命冲杀。他相信，自由的曙光如同真理的火焰一般必将照彻茫茫暗夜。俄罗斯的作家们为了坚持“个体精神自由”被流放，甚至遭屠杀。摩罗沿着这条路，孤独地走着，一路步履蹒跚，泪流满面。他所能依靠的只有手中的笔和怀中的书，这支笔是堂吉诃德手中的剑，对着邪恶与不公正，发出正义的威光。

　　鲁迅指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有“吃人”二字，中国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在乱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在治世，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先生呼吁第三样时代的到来，第三样时代到了吗？我们生活在了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了吗？我们丰富的个性，鲜活的创造力常常被“工头”被“总管”手执钢鞭残暴扼杀。面对血淋淋的皮鞭，我们到哪里去呼唤自由？

摩罗从个体体验的角度提出，成为真的人的第一个前提，是意识到自己是非人，并且承认自己非人的丑陋；成为真的人的第二个前提，是具有实践的勇气和权利，并且不顾一切地投入实践。在反叛身为非人的自己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一切非人都是我的耻辱，一切丑恶和罪恶都是我的耻辱。

　　摩罗出生在社会底层，他也因此遭遇了一切穷人所能遭遇到的困苦与屈辱，因而他比谁都更懂得困苦与耻辱的滋味。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感自己与农民血脉相连，深知底层农民的真实的生活与心态，因此他自信能够说出无切肤之痛的人们无法说出的真实，他能达到一般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当别人习惯了大吃大喝奢侈糜烂时，他常常禁不住心里这样盘算：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和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

　　多年来的苦难生活让他那么寒酸而卑微，即使生活在大城市，他依然孤独而寂寞。他以人的苦难来同情人的困难，以人的意识来爱苦难的人们，以人的意识来向造成苦难的一切力量对抗。他终于在那个颤抖的黄昏干泣：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和自救能力，谁来拯救他们？谁来为他们谋求利益？更有谁以人的意识来体味他们的痛苦，来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利呢？

　　贫穷这个魔鬼，冷酷无情地将他摁在了耻辱石上，千百次地推拉磨砺，险些要了他的性命。可是贫穷没有想到，耻辱也没有想到，他却被磨砺成了一支尖利的标枪。是的，自此以后他成了标枪。他以勇者与智者的姿态刺向社会也刺向耻辱本身。他说：“一切非人都是我的耻辱。一切丑陋和罪恶都是我的耻辱。只要还有一个人处在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向非人的命运反叛，向非人的耻辱反叛。”

　　他甚至说：“我真想生出十一亿手指来，指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塌鼻子大声吼道：你不是人，你是非人，你是猪猡，你是虫豸，你是人的最丑陋的敌人，让我们一起灭亡吧，一切非人应该彻底灭亡。”面对人们的迟疑观望，他发出雷霆一般的吼声：你不去参与，民主从何产生？你不去劳作，面包从何产生？你不去战斗，自由从何产生？难道真的要等待救世主把这一切布施给我们吗？

　　摩罗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民族精神资源的重要性。他说，仅仅靠个人的天才和意志成为文学匠人的，古今中外尚无一例。如果把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从俄罗斯民族中抽离出来，他们也许不过是一些或狂躁、或忧郁、或神经质、或才子气的文人或绅士，而不会成为我们今天所能感觉到的这么光彩夺人。无论非人的力量是如何强大，他们都有足够的血性和心力反抗之，摧毁之。这就是俄罗斯文学最根本的资源。正是那个民族的伟大精神资源，赋予了俄罗斯文学一种任何别的民族都不可比拟的伟大、深沉、悲悯的独异气质。

　　鲁迅说，知识分子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势力的附庸，而是社会公正的维护者，精神价值的守护者。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托尔斯泰说卢梭是18世纪世界的良心。巴金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摩罗说，在中国，鲁迅是20世纪上半期的良心，如果巴金能都多一点自卫意识，多一点拒绝的力量，也许他就可以被称作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良心。我想，摩罗也可以称得上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半个良心。

面对孤儿遗弃现象，当别人忙着谴责时，他却洞察深层次的原因：那些遗弃孩子的父母，基本上都是被世界遗弃的人。是遗弃造成了更多的遗弃，是伤害造成了更多的伤害，是不义造成了更多的不义，是苦难造成了更多的苦难。他由此以悲悯之心呼吁：不要仅仅谴责不义，让我们承担不义吧；让我们尽力抚慰不义所加给人们的伤害，挽救不义所造成的恶果。

　　中国的土地上也曾出现过一批爱心天使，只可惜他们无比孤单无比凄凉地远去了。为什么中国的善举总是这么孤单？为什么中国人即使要做善事，也必须要接纳外国人的创举？回首中国历史，有没有一个人因为某种善举而成为著名人物，成为享有崇高社会声望和历史地位的人？摩罗终于这样发问。朱学勤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无悲剧意识的时代。”

　　他终于明白，仅仅依靠自己不可能实现他的期望。

　　他是那样的孤独，他对人类又是怀着那样深彻的刻骨铭心的爱。他借用雪莱的诗句悲叹道：西风啊，就当我是你的竖琴吧，请用我弹出你深情的歌声，虽忧伤而甜蜜。

　　骑士在孤军奋战中，终于累了，也倦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卑怯和懦弱。他说自己在《耻辱者手记》里所表达的期望，没有一条自己能够做到。而他在书中对知识分子群体所提出的批评，他却在不折不扣地重蹈覆辙。

　　他是悲凉的。在伤痕累累中，他终于选择了沉默。在短期的“清谈”之后，他终于拖着残笔断剑以爱国的名义唱起颂歌。

作者介绍

　　柳小瑛,名若女，性乃男。80年，生庄浪。教学谋生，文字喜好，侠骨心肠，性情中人。尝求古仁人之心，埋首书海，乐而忘忧。在各级报刊发表小文数十篇，荣获小奖三五个。

　　曾如此自励：如果非要成为什么家，那就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思想家；如果可以讲很多话，那就应该最先讲真话；如果有一天我连话都说不成了，我就要用良心去坚持正义与真理。所以趁我还健康时，还有时间与精力去思考时，我就一定要写出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