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回关内，震惊国内。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未组织有效抵抗，寄希望于国际调停，求助于当时的“联合国”——国际联盟。在此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民国外交名宿颜惠庆不辞劳苦，在国联大会上尽自己所能，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
一、施肇基“折戟”国联
首先出场的是施肇基。施肇基在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驻英公使。1930年出任中国国联全权代表兼国联理事会中国全权代表。九一八事变次日，南京国民政府十万火急致电在日内瓦的施肇基，电令他要求国联出面主持公道。
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请求国联出面干涉日本。彼时的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幻想国联主持公道，因此，一再训令施肇基在国联积极活动。可惜国联是个泥塑的菩萨，或者说欧洲列强并不想插手日本在亚洲的事务。22日，经施肇基再三要求，国联做出决议，不分青红皂白，妄论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向双方政府同时发出了紧急警告，避免扩大事态，息事宁人，寻求撤军停火办法。
25日，面对国联一致的态度，日本想回避与国联全体的冲突。其代表称，日本政府预备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施肇基表示，日本已占领中国领土，中日直接交涉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并再次要求国联令日军撤回18日前的位置。
此后，施肇基及时向国联递交日军在东北行动情况报告达41件，报告日军不断的军事行动。他还指出，日本企图将东北军的飞机掠为己有，是非法的，因为这不是战争中的俘获，这一报告得到了德国驻沈阳领事的证实。在此期间，施肇基还拒绝了日本妄图越过国联，直接交涉。施肇基表示，日本如不撤军，中国绝不谈判。
▲施肇基
11月25日，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请求国联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可以以退让换得暂时的喘息。谁知半月后，12月4日，外交部又紧急更改指示，要求施肇基在国联大会上发言，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谓锦州中立案中方不能接受，如日本进攻锦州中国将不得不采取自卫办法。政府政策前后矛盾，施肇基焦头烂额，备受煎熬。南京政府这种不抵抗政策、单纯依靠国联的做法，早已引起国内的不满和愤怒，而施肇基在巴黎也被中国留学生攻击受伤，身心十分疲惫。12月5日，他向南京政府电辞国联代表职务。施肇基在国联的使命就此结束。
二、颜惠庆出山赴国难
1932年1月，南京政府派外交耆宿颜惠庆接替施肇基出任国联代表和理事会代表职位。上任伊始，日本就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事变次日，中国代表颜惠庆引用国联盟约第十五条，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提交大会讨论。
自1926年受到张作霖的排挤下野后，颜惠庆一直在家赋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颜以外交元老身份应南京国民政府征召，起初出任驻美公使，后来接替施肇基被任命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颜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像施肇基那样没有主见，只听洋顾问的意见，不理中国人的意见。在处理上海“一·二八”事变时，究竟该援引国联盟约第十一条，提交理事会讨论（这是施肇基的做法），还是援引第十五条，提交大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的洋顾问和中方人员的意见不一，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也是个重要的决策。颜惠庆首先和中国的洋顾问们进行商议，这些人不赞成将上海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用国联秘书长杜阿蒙的意见“如将中日问题移交大会，可能大会和理事会都不管”。
然后，颜惠庆又和中方人员进行商量，中方人员的意见是主张提交大会讨论，理由有二：其一，如果提交理事会，理事会讨论中日争端的话，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日本是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上次施肇基的提案之所以被拒就是因为日本投了反对票。上海事变的处理方法显然不能再走上次的老路。其二，如果提交大会讨论，国联盟约第十五条规定，提交大会讨论，相争双方不能参与投票，日本就无法行使否决权，中国与日本便处于相同的地位。在理事会，那些欧美大国都不愿意得罪日本，而大会中有许多小国，他们对侵略者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因此对我国表示同情和支持。由于小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方人员建议提请大会讨论。
▲颜惠庆（左）
颜惠庆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权衡利弊，决定采纳中方人员的意见，援引第十五条，同时包括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国联尊重所有成员国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第十五条规定，一旦大会报告通过，三个月内任何一国不得挑起战争。
日本代表深知颜惠庆这一招的厉害，极力反对将中日争端提交大会，日本代表污蔑中国，说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保护日本侨民，所以“国联”盟约不能适用于中国，坚决反对将此案移交大会。颜惠庆马上用娴熟的英语进行反驳，中国政府和人民极盼统一，组织一个现代国家，恰恰是日本不愿意中国统一，经常煽动中国的军阀们混战，从中牟利。颜惠庆紧接着反问日本代表佐藤，日本是个有组织的国家吗？日本代表才在国联理事会上做出种种不扩大事态以及撤兵的承诺，转身日本就挑起这次的上海事变，故中国完全适用于国联盟约。一席话说得日本代表哑口无言，瞠目结舌，也赢得了在场所有外交官们和记者的好感。
国联理事会允准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后，决定于1932年3月3日召开大会。当日，大会正式开幕，讨论中日争端。首先由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发言。颜惠庆如实陈述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经过和日本践踏违背国联盟约等事实，有理有据。最后颜惠庆代表中国恳请大会：一、请国联大会依据盟约规定，认真研究并尽力解决中日一切争端。二、请大会就能力所及之内，停止日本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并尽快撤军，然后按照盟约精神，本着人道主义，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中日间的一切争端。三、请大会承认盟约已经破坏。四、请大会郑重宣布：中国政府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在关于满洲、上海和中国其他方面。请大会宣布后，应动员所有道德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中国亦深信此种办法可解决此类冲突。随后是日本代表切词狡辩，发表无耻谰言，说自己在上海的行动属于不得已的自卫，是为保障自己在上海的权益。等到上海平静，日本自然会撤兵。至于满洲问题，日本代表认为不应提请大会讨论，因为彼时李顿调查团已经出发，他们的调查结果自然会解决中日问题。
▲颜惠庆与泰戈尔等人留影
随后，与会各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相继发言，果如颜惠庆等人所料，与会各小国一致支持中国，包括瑞士、挪威、印度等。特别是捷克和瑞士两国的发言最为激烈，矛头直指日本，谓其在上海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3月11日，国联大会拟定一决案草案，要点如下：一、大会鉴于盟约精神，认为此次中日争端完全适用。二、大会郑重宣布，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即与盟约精神相反。三、大会应中国政府请求，认为此次争端完全适用盟约第十五条，并应中国政府所请，提交大会讨论。本大会对此次中日争端负有调解的义务，必要时负有说明建议权。
大会同时决定组织一个十九国委员会，成员由当事国以外的理事会会员国和秘密投票选出的其他会员国代表组成，大会主席为委员会主席，代表大会执行职务，同时接受大会监督。那么依据盟约第十五条规定，中日均不能参与投票，出席会议的其余国代表一致通过此次决案草案。
十九国委员会成立后，多次举行会议，讨论上海的停战和日本的撤军问题。由于中国上海驻军的英勇抵抗，再加上中国代表颜惠庆和十九国委员会的斡旋，日本不得已在5月5日，与中国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所载主要内容有：一、中国军队暂驻现在防地。二、日本军队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恢复事变前原状。三、为证明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加入友邦代表为共同委员，协助双方移交事宜。次日，共同委员会成立，日军无条件撤离，上海战区陆续归中国接管，从而宣告日本的侵略上海阴谋暂时没有得逞。中国政府在军事以及外交暂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三、颜惠庆的外交艺术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对日外交取得暂时的胜利，离不开颜惠庆在国联的纵横捭阖。除了他体现在把中日争端提交大会的策略方面十分正确，使日本无法使用否决权。还体现在他与其他国家的交际也很妥善和巧妙。当时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团，加上中日合计共44国，每个代表团有代表、副代表、秘书六七人，共计300人左右，国联秘书处组长以上高级人员也有二三十人，这些人都需要联络。
颜惠庆联络这些人并非依普通的国际惯例，开一个大酒会邀请所有人来饮酒，那样达不到联络的目的，或者说效果寥寥。颜惠庆独辟蹊径，采取了利用晚餐和午餐时间，分别邀请客人来中国代表团驻地吃中国菜，这样就可以达到针对的效果，既有从容的时间与各个代表团成员交流，了解各代表团情况，又可以让他们享受中国的美食，对中国产生好感。仅一个月时间，颜惠庆就把各国代表团成员和国联秘书处所有高级职员都请了一遍（当然不包括日本代表团）。至于支持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们，颜惠庆也没有慢待。颜惠庆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设立了一个新闻处，记者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新闻，这样可以及时地与他们沟通联络。
颜惠庆对内要求中国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要提高素养，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维护国家形象。下面一件小事可见一斑。时任代表团秘书的宋选铨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副代表罗忠贻向其借了一本英文词典，3个月了都未归还。作为下级也不好向上级索要，他就与驻美使馆参事夏晋麟说了此事。夏晋麟对宋说道：“此前，颜代表要罗副代表写一个说帖，罗呈上后，颜代表用笔把拼错的词语，一个个勾出来后又退还给罗，所以以后罗写稿时，就会用词典一个个核对准确后，才敢呈上，这也就是他没有还你词典的原因吧。”宋选铨知道原委后，心想，颜博士要求真严格啊，因为罗是剑桥大学硕士，时任中国驻丹麦公使，而且是颜惠庆大使专电外交部调来日内瓦为其做副手的。颜惠庆对他尚且如此严格要求，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笔者认为，这是颜惠庆的性格使然，他出身名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高材生，曾做过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教师六年，亲自编过英文词典，所以对英文单词天生的敏锐度，事关国家利益和中国形象，他怎能不要求严格呢？
四、无奈的结局
上海事变结束后，中日之间在东北的冲突依旧还没有结果。国联调查团已经在行动了。
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筹备赴远东调查团，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原政务次长李顿为团长，成员有美国欧战时运输司令、少将麦考易，法国欧战前驻华部队参谋长克劳德，德国殖民地专家希尼，意大利伯爵、曾任驻德国公使的马克提，中、日各一名代表，以及秘书若干。中方代表即为顾维钧。调查团历6个月之久，编制了11万余字的文件。10月4日返回欧洲。
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于1932年12月6日，正式提交特别大会讨论，经大会审议，交十九国委员会研讨。十九国委员会草拟大会决议案两件及说明书一件。
草案第一号根据调查团的报告，建议国联协助中日两国进行谈判以求和解，并且认为美苏两国能加入是最为恰当的，这个议决案草案准备作为调解之基础，先送交中日双方征询意见。
决议草案第二号是对调查团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说明书是对第一号决议案草案进行说明，特别提到该报告的两个原则：不能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也不能维持和承认伪满洲国（这一条对中国不利，但终归还是否定了满洲国。）。
果然，该草案送交中日两国政府后，日本政府态度蛮横，不承认该决议草案，认为满洲国既已成立，各国就应承认，日本绝不退出满洲。中国政府虽然不赞成不能九一八前的原状，但为表示妥协精神和孤立日本，表示接受该草案。
十九国委员会自感调解无望，乃写成大会报告书草案提交大会。草案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李顿调查团的意见，认定满洲是中国领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有预谋的侵略，不被认为是自卫，中国对满洲事变不负有任何责任，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傀儡组织。第二部分：是主要论述国联对此次事变的处理经过。第三部分：是根据李顿调查团的意见说明此次中日争端的性质。第四部分：对此次事件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
1933年2月1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讨论上述报告书草案时，时任中国首席代表为颜惠庆，第二代表为顾维钧（驻美公使，刚随李顿调查团归来），第三代表为郭泰祺（驻英公使）。颜惠庆早已知悉日本绝不可能接受报告书，为争取主动和孤立日本，为取得国际支持，颜惠庆代表中国，首先严正声明中国无条件接受报告书。这样就将日本置于不利地位。日本代表紧接着发言，果然宣称日本不接受该报告书，并请各国代表不要通过议案。
颜惠庆紧接着说：“日本对我国东北实行积极政策，正是由于日本军人田中上日皇奏折中有此主张。”日本代表立马进行否认，并要求中国代表团拿出证据来。中国代表团早有准备，早已备好资料。颜惠庆立即答复日本代表，说松冈本人（也就是日本代表）所著的某书某页中即提到田中奏折，故此我们认定此奏折存在，而且日本此次在中国满洲的行为，正是此项奏折中积极政策的具体体现。
中方第二代表顾维钧和第三代表郭泰祺也分别进行了发言，辩论结束后，大会主席宣布将报告书投票表决，除日本一票反对外，泰国弃权，其余国家一致投票赞成通过报告书。大会主席当即宣布，报告书通过，根据国联盟约精神，该报告书已经正式通过。并且根据盟约精神，凡是遵守报告书之国家，国联各会员国不得向该国采取敌对行动，在3个月内，无论如何不能有战争行为。希望中日双方接受调解之建议，不要再有行动，使冲突进一步延长和加剧。大会及时宣布闭幕。
就在颜惠庆在日内瓦唇枪舌剑的同时，国内已是战火弥漫，日本大举进攻我热河，在长城一带与中国军队接战，遭遇我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暂时未能前进。故当时的世界舆论同情中国占优势。日本由于在外交上被孤立，且受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便于3月27日正式通知国联秘书处，宣布退出国联。日本开始肆无忌惮，不顾世界舆论，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