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鲁才父亲的这三十年

父亲的这三十年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通知里指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一个月后我出生了，那年父亲三十七岁，也属兔。同年6月12日，邓小平说——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父亲好像对这些政策没有多少了解。第二年四弟出生了，接着五弟也来到了人世上。我和老三是双胞胎，上面还有一哥一姐。这样算来，我家共兄妹六个。这在当时农村，都是不少的数目了。

           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原白于山区。山大沟深，靠天吃饭，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我老爷（曾祖父）在世时曾经是修桥补路、富甲一方的英雄好汉，但是到了爷爷这位公子哥这里，家业没落，分家时爷爷只分得了一口米缸和一小书桌。后来，爷爷逃荒走了山西，这也便成了爷爷留给父亲的仅有家当。直到我和三弟出生前一两年，一家人才有了三口像样的窑洞。殊不知，那是父亲将沟里的石头一块一块儿背上山垒砌起来的。为此，母亲说她也吃了不少苦。那时候她正大肚（当时正怀着我和三弟），每天拉着毛驴跟父亲翻沟走梁。

        母亲一向身体不好，加上生产队白天打坝、晚上修梯田，这般日夜劳顿，身体自然吃不消。加之生养过多，常常卧病在床，有时候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于是父亲通常是既当爹又当妈。春天送粪，一手撑口袋一手装粪。去地里的时候，搭链一头是我，另一头是三弟。四弟出生时我和三弟还不会走。母亲说，白天我俩用绳子在炕上拴着。晚上睡觉不好照料，父亲就缝了个大布袋，装上荞麦皮子铺在炕栏下面，这样我们掉下去也不会有大碍。四弟七十天头上给一个亲戚抱走了。理由很简单，母亲身体虚弱、几无气力，家里又没钱买奶粉，用父亲的话说是当时抱出去是为了让活命。母亲身体好转后又有了五弟。五弟出生后西安有个双职工家庭想抱养，父亲咬咬牙把人家赶走了。父亲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爷爷只生了父亲一个儿子，有四个女子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山西。所以父亲倍感势单，饱受了没有帮手的难处。如此说来，父亲要多生儿子就没有难理解的了。当时舅舅们不知道是因为亲还是由于别的，笑父亲说“嗨，鲁家把穷根扎下了。”父亲淡淡一笑，没屑一顾，好像儿子多反倒是他这辈子最荣誉的事情了。直到现在，当与别人谈及我家兄弟多时，父亲都呵呵一笑说“多或（无论何时）儿多些~好”。我现在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了。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为我国新时期改革指明道路。差不多一个月后，我过完了六岁的生日，这一年父亲四十二岁。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对父亲的记忆开始愈来愈清晰。

         在我的印记里，父亲一直是大忙人。我家是种田大户，父亲更是种田老手。什么时候种什么好，头一年的茬第二年该当种什么，阳坡种什么沙地种什么，嫁接桃果梨枣，看云识天气等等，父亲根本不需要思考张口就能说出来。春耕时，地里上的粪没有一个鸟蛋大的疙瘩；夏忙余，地里看不到一棵个儿大的杂草。秋收季更是把撒在地头的豆子都一粒粒捡回家。农忙时，父亲跟着劳苦大众一样忙。农闲时，别人打麻将喝酒梦胡（一种赌博），父亲则走乡串户做起了小本生意。倒牲口，贩豆科，收废铁，卖卤冰……做了那么多年生意，很少听父亲赔过。加上母亲勤俭持家，日子很快好起来，我哪里晓得我家当时在方圆十里都算是好庄户。可是，每次半夜醒来，都能看到父亲嘴里噙着旱烟锅，若有所思。母亲说，父亲天生就是愁命。从母亲嘴里，我还听到她对父亲评价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舍不得。舍不得还有一种说法是细。父亲的确很细。我们乡下有赶集的传统，父亲贩卖牲口更是每集必赶。我家离镇上近三十里地。那时交通不方便，父亲都是步行赶着羊去镇上。每到集会那天，我们都还在睡梦中父亲便赶着羊出门了。而每次回来基本上都是晚上八九点。即便是在这一整天里，父亲从不舍得买吃一顿饭。一次我跟父亲去镇上，当时有“三元管肚饱”的面，我看着直流酣水（哈喇子）。读者有所不知，我的小时候家里吃白面次数特别少，一般是都在节日里，一年也就数得见那么几回。父亲看在眼里，只说了句“贵的，吃那做甚了。”我只能默默作罢，望洋兴叹。那天忙完起身返程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我饿得浑身打颤。最后父亲花了两元给我买了一包糖果馅。一包四个，他没舍得吃上半个，我知道他还惦记着我家里的两个弟弟。现在想想，这越想越像我十岁以后应该发生的事情。难道是我真的记错了？不过有一点我肯定没记错，父亲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南巡这件事，更别说南巡的意义了。

            1994年2月1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指出，贫富差距就是知识差距。过完了这一年的生日，我上了小学。别的父亲在供孩子上学这件事上都很积极，我父亲却不然，他更像是在尽义务。我想这跟他的教育背景有关。爷爷虽然读过不少书，但灌输的思想都是中庸和无为一类的，所以他教导父亲也大多是“先生是个引路人”“不傻不得精”之类的话，而对仕途没有一点概念。父亲当时上学，更是连铅笔都买不起。让这样一位父亲去大力供我们去读书，也有些不合常理。我想，即使是父亲当时听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贫富差距就是知识差距。”这句话，最多也只会说“什么联合国？那都是国外的，我只认中央文件里的……”。每次我和弟弟拿着奖状回来，父亲总是迷着眼一笑，之后又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1997年2月19日，也就是我过完生日的第四天，伟大的变革家邓小平离世。就近这一两年，村里终于有了石破天惊的改变――有电这种“新生物”了。也就是这一两年，爷爷和奶奶拖着年迈的身子从山西回到我家，用他俩的话说是“人老了，要跟儿子在一起。”爷爷和奶奶一向爱犯糊涂病，这时候又怎么能清醒的了？刚回来没多久又嚷着要去山西。父亲阻拦，他俩便四处宣散父亲的不好，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又去了山西。这对父亲打击很大，凭白无故留下一个不孝的名声。爷爷奶奶头一年腊月二十几去了山西，哥哥第二年正月结的婚。不用说，他们的走对哥哥的婚事也有很大影响，尽管女方怯着胆同意了，但花了不少钱。我现在才知道，哥哥结婚后父亲的家当已经所剩无几了。

          2000年我那不争气的爷爷奶奶又从山西回到了我们身边。依然糊涂，依然不安分。2001年前后母亲得了肺结核病，其实也跟爷爷奶奶带来的气有关。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等把母亲病吃清（检查出来）已经花完了父亲的全部积蓄，但哥哥姐姐在救治母亲这方面并不得力，我们小兄弟三个又无能为力。父亲急了，开始变卖粮食、牲口。就在这时候，医院以不可医治为由要父亲接母亲出院。就这样，父亲将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母亲接回了乡下，并把我们都召回家，开始着手准备后事。没想到母亲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谁都不曾想到母亲能活过来，但她真的活过来了，她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活过来了。母亲活过来对父亲的鼓舞很大。之后，我家院落又开始变得整洁利落了，几年里荒废的土地又肥腾腾地长出了庄稼苗子……

            母亲看病期间，我那不争气的爷爷奶奶又从山西回到了我们身边，在我们乱的团团转的时候回来了，好在由哥哥分担了一部分压力。2003年，爷爷过完了他的第84个年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母亲还只能在炕皮上爬动。很少哭的父亲眼睛红了，我不知道他当时内心有多沉重。

           2007年我高中毕业，只考了三本。那几年正是村里争相供孩子上大学最火热的年（劝说岁，村邻都以供出个大学生为荣。熟悉的村里人知道我底子好，常在父亲跟前打劝），要我再复读或者上三本。一天夜里，父亲跟我提及这件事情，并说了他的分析，让我自己考虑。我斩钉截铁地跟父亲说：“我早考虑过了，坚决不上了。”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开始了在外漂泊的日子。每年最多回去一两次，有时候甚至过年都不回去。每次回去，更像是串亲戚，我问父亲一些家里的生活，父亲向我打探一些大城市的“新生物”，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父亲留给我的记忆也越来越少。后面的年月里，兄弟几个相继结婚。有一天，我忽然发现父亲变得不再那么争了，就像我忽然发现他的口里少了几颗牙一样。渐渐，父亲话也少了，我估摸他还没从快速城镇化中反应过来。

           2014年，母亲把疯疯癫癫、九十三岁高龄的奶奶扶上山（养老送终），这让父亲很欣慰。父亲说母亲是这个家的功臣，说比他对奶奶都好。父亲说的可能是实话，但这何尝不是父亲的福分呢？上次回老家探望父母。那天父亲得知我们第二天要走，忽然要我给他理理发，我竟然毫不犹豫答应了，其实在这之前我是从来没有给别人理过发的。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接这样的差事，后来思想，也许这就叫做担当吧。父亲说我能执住推剪，要比五弟稳妥的多，我没说什么。父亲哪里晓得，我在执推剪的时候内心有多杂乱。要不是给他理发，我怎么都不会知道他苍老了那么多。只见颧骨挺立，周围松散处没有一丝红润。头顶光秃，发须尽现斑白。我执住推剪小心翼翼在父亲凹凸不平的颧骨之间、耳边和后脑勺处移动。剪耳边头发时，父亲忽然轻声跟我说：“呀~，推剪斜立起来能行吗？”我立即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是信誓旦旦跟他说：“这种推剪不伤人。”父亲便乖乖坐好，不再多说什么了。我感觉他这时候更像个小孩，多么需要一种呵护。原来，父亲真的老了。

           回城那天，父亲备了驴拉车送我们到班车上。还没等天亮，父亲便把要给我们拿的东西一撮撮包裹好，接着小心翼翼地装袋，小心翼翼地封口，小心翼翼地分堆……打我记事起，父亲都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活着。我知道他细，其实也是一种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