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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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越明

    （本文原题为《〈金陵春梦〉引发的一桩公案》，选自刘小磊主编《历史的反光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989年9、10月间，一位世交长辈从台湾回大陆祭祖省亲，途经上海到家中作客，在餐桌上谈及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状况：“在台湾，蒋中正逢年过节念文告，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一定是用宁波官话把中间那个‘泽’念成重音，结果听上去就成了‘毛贼东’。”随即他问道：“听说毛先生在大陆讲到蒋介石三个字时，是用湖南话说成‘蒋该死’的，是这样的吗？”无人应答，但报之以大笑。

 

的确，两大政治集团的领袖互视对方为仇雠，如果提到对方姓名时真有点“污名化”的小动作，也不足为怪。比这更严重的将政敌“妖魔化”的事例，在那个政治上二元对立、不共戴天的时代不胜枚举，不仅仅体现于政治宣示和立场定位，而且普遍渗入有关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自香港作家之手的长篇章回小说《金陵春梦》，便是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完成“妖魔化”塑造且风靡一时的登峰之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若论中国大陆最有吸引力的文学读物，唐人的这部《金陵春梦》绝对名列前茅，其吸引力不仅仅在于是一个长时期里描写“蒋家王朝”从兴盛、衰竭到迁台的唯一作品，还因为属于“内部发行”，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才可购买，无疑具有稀缺性和神秘性。那时候，谁能有本事觅得此书一阅，在周遭书友中足以夸耀一番。该书作者唐人，尽管身处香港，但在内地的名气之响，实不亚于有“八亿人民一作家”之称的浩然。如今回首，像我这一代人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的误读，正是始于这部作品，而刻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则莫过于其第一集对所谓“郑三发子”的描述。

 

《郑三发子》作为该书起首第一集，向读者详尽地揭开了蒋中正的身世之谜：原来，他贵为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华民国总统，本不姓蒋而姓郑，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到浙江奉化溪口时带来的，原名郑三发子。经此披露，其领袖群伦的“帝王”之气荡然无存！在旧时代，像这样寡妇再醮，叫做“二婚头”，而其与前夫所生子女带到后夫家去抚养，江南一带俗称“拖油瓶”。通常，负担养“油瓶”之责的男子会被当作笑柄，而直接“拖油瓶”过来的妇女则受人奚落，其子女更是极不体面，往往一辈子遭轻蔑，抬不起头来。蒋介石既是低下的“拖油瓶”出身，那么其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流氓行为以及严重的人格缺陷，逻辑上便不为无因。由于唐人写来妙笔生花，头头是道，这个人物出身的前置，就为一般的读者视若信史且恍悟而不疑。

 

香港作家唐人，本名严庆澍，写作《金陵春梦》时任香港《新晚报》编辑，该书《郑三发子》这一集于1952年完成，先在《新晚报》逐日连载，一纸风行。他发觉读者对这样的开头很感兴趣，更加用心搜集有关资料，几年内终于写完《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事件》、《三大战役》、《大江东去》等各集。其中，前五集在《新晚报》上连载三年，于1955年底在港出版，颇受读者欢迎，影响甚巨。但是，书中所谓蒋介石即是郑三发子之说，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质疑。“文革”前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杨奇在《唯真务实的报人风范》一文中回忆，1962年2、3月间，他曾安排并陪同全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与唐人在广州会面并共进晚餐。范长江在会面时就《金陵春梦》一书谈了五点看法，其中之一就是，该书作为一部演义，故事情节是允许虚构的，但主要的事实则应基本符合历史原貌；该书一开头说蒋介石本来姓郑，因随母改嫁入蒋家才改姓蒋，就违反历史真实了。其时范长江虽已离开新闻界多年，但他早年担任《大公报》旅行记者，以《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通讯名作一举成名，中共建政后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北京《人民日报》社长，算是唐人的业界前辈。对他的这些意见，唐人认真倾听，还摘要做了记录。这次谈话时，范长江还送给唐人一套全国政协编辑和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希望他能把该书改好。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对“郑三发子”之说直接提出批评的记载。

 

那么，唐人何以会用“郑三发子”演绎出整整一集的故事呢？换句话说，其所据为何？他在1980年第一期香港《开卷》杂志发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它》一文，首度言之凿凿，向公众解开了这个谜底：“是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30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唐人说，正是在“八行笺”的基础上，根据蒋介石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以及蒋的传记等等，逐一核对，再加上其成长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表现，他才深信这位侍卫官所述，而且确定此人没有“骇人听闻”的必要。他还说，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他这样解释，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小说中一切皆有所本，无一处无来历，信以为真而无从置疑了。

 

可是，唐人的“郑三发子”原创著作权，却在他身故后的1986年遭遇了挑战。大陆老报人、杂文家冯英子在当年3月14日南京《扬子晚报》副刊《繁星》上发表题为《关于郑三发子》的文章，明确表示他才是“郑三发子”一说的始作俑者。他在文中说，1948年底，他去香港工作，在由沪赴港的轮船上结识了原任国民党军队师长的张大同。到港后，他担任《周末报》总编辑，张大同赋闲公寓，彼此交往甚密，无话不谈。张告诉他，蒋介石原籍河南，姓郑，有弟兄三人，蒋是老么，名叫郑三发子。当时《周末报》有个版面叫“人海残渣录”，专对国民党政军界头面人物加以丑化、抨击。他就据此写了《蒋介石身世之谜》一文，刊于1949年底《周末报》。后来，唐人在写《金陵春梦》时袭用了这一说法，直接把“郑三发子”和蒋介石画上了等号。忆毕这段往事，冯英子在文末郑重 “郑三发子”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称“唐人先生那时候在《大公报》作秘书，《金陵春梦》中的这个故事，是从《周末报》上抄去的”。

 

如此一来，“郑三发子”的出处，又多了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柳苏在题为《唐人和他的梦》的文中说：“这个故事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他是有根据的。他把故事来源说得似乎有些神秘，有人说，其实他根据的就是建国初年《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香港文坛剪影》，三联书店，1993年2月版）柳苏即今年5月初辞世的香港资深报人罗孚，本名罗承勋，早年担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正是直接鼓动唐人创作《金陵春梦》的顶头上司，所言亦不无参考价值。

 

那么，唐人是否把故事的来源神秘化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与冯英子在香港发表的文章有无关连？三种说法中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由于唐人早在1981年病故，而冯英子也于2009年下世，恐怕已难考订究实，只能三说并存。

 

诚如罗孚先生所言，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传闻“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而且并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抗战时期，确实有过一个名叫郑绍发的人，从河南跑到“陪都”重庆，要认已贵为委员长的胞弟。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详述了这个有点离奇的故事，说结果蒋没有接见此人，而是让军统局局长戴笠把他囚禁起来，沈当时奉命带一个裁缝去给他量尺寸做衣裳，发现其面貌同蒋介石一模一样，不过口音不同。不久，郑绍发又被关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还把他在河南老家的家人接去，在监狱内专门造了几间房子作长期囚禁，但待遇较好，行动也有一定的自由。抗战胜利后，沈又奉命处理此事，释放时给了郑数千元法币，命他回去后不准再说是蒋的哥哥，否则严办，云云。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桩涉及蒋介石的认亲故事成为了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传闻，外界不明真相也无从辨析，有人不信，也有人信，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即使有过河南的郑绍发到重庆认亲之事，也并不能证明蒋介石就是其弟郑三发子，因为有个长相极为相似之人前来认亲，与彼此是否存在兄弟或父子的血缘关系不能划等号，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金陵春梦》一经连载，如同石破天惊，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于是，蒋介石究竟是奉化蒋肇聪所生，还是由河南许州（许昌）繁城镇郑姓家的逃荒媳妇“拖油瓶”而来的三儿子？这不仅成了读者大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为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自然引起了大陆的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由全国政协委托，宁波市政协承担了对蒋介石身世进行核实的任务，从1962年至1965年，多次召集包括蒋家近亲旧友在内的有关人士，重点调查奉化溪口蒋氏世系的变迁以及蒋介石一生与溪口的关联，在这个基础上与蒋氏宗谱参核；又自1979年始至1981年，再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之父蒋肇聪的职业和行踪，还在葛竹查核了蒋介石之母王采玉的来历和行踪，最终证实蒋介石确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其父母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因而可以断定传说中的“郑三发子”另有其人，绝不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上述调查形成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先后发表于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和《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反证《金陵春梦》只是姑妄一读的“小说家言”。在这一期间，1981年4月《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在《关于蒋介石家世》的题目下刊登了三篇文章，包括张仲鲁写于1962年5月30日的《一些传闻》、李延朗的《点滴见闻》和编者所写的《补充》，力陈蒋介石原为河南人，希冀说明其身世“另有隐情”而可能是郑三发子，但因缺乏第一手关键资料，可信度明显欠缺。

 

那么，唐人本人生前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杨奇在前文中说：“可是，到了1978年我奉调到中央驻香港代表机构新华社担任宣传部长时，严庆澍还未对《金陵春梦》进行修补工程，只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差错。”他改正的“一些明显的差错”中，并不包括有关“郑三发子”的描述。事实上，他对此不但没有修改的打算，而且还做了如今看来有点迹近荒唐的自辩。1981年11月7日，亦即病逝前不久，他在为北京出版社在大陆正式出版《金陵春梦》而撰写“作者自序”时，复述了上述有关郑三发子的资料来历，并对几份杂志上表示异议的文章进行驳斥，特地申明：“在此要答复这一类‘否定郑三发子’者的是，我一开始曾不信其事，后经研究而终信其事，然绝非为反蒋计，这在拙作中写得很清楚。”他还说：“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毁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并没有反对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

 

很明显，这些辩解并不能消除各方对“郑三发子”一说的质疑。唐人又举《河南文史资料》刊发文章为例，认为这“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可见，在当时基本可以定论的情况下，这位作家没有也不准备放弃在他看来是无可置疑的“郑三发子”之说。相比之下，冯英子晚年对友人表示，他当年道听途说而写的那篇文章看来是“厚诬古人”，表现了服膺真相、坦承错误的勇气。虽然唐人再三申明其写作“绝非为反蒋而反蒋”，但从冯英子忆述的事情经过可知，依据传闻确定蒋介石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是极为轻率而有害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蒋介石“妖魔化”的做法，无疑是出于与敌对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需要。然而，如若天假以年，唐人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国、共之间的坚冰正在融化，而读者的历史观也较为客观平实之际，会否“觉今是而昨非”摒弃陈见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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