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简史从上古传说到近世兴衰，一文读懂千年长沙--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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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如今的湖南省省会，中南重镇，在历史上却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到唐宋时代走向极盛，却又因诸般原因而陷入衰落，此后虽然仍是一省省会，却风光不再，只能成为中游城市。

近年来，随着芒果台的强势崛起和连续二十多年的强力市政建设，颇有振兴之势，但软件上与一线城市差距尚大。

上古：边荒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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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仰韶文化在中原萌生并迅速扩张之时，百越文化也在长江以南狂飙突进，长沙地区的扬越作为百越的一支，发展出了与仰韶文化诞生时间大致相同的大塘文化，太阳神崇拜和干栏式建筑显示了扬越的文明之光，其陶器上彩绘的艺术成就并不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之下。

大塘文化的彩绘陶器与太阳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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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中原因为频繁的战争，传说中五帝时代接踵而至，传说中的夏王朝脱颖而出，一步步成型为中原共主，实现文明飞跃时，长沙却还属于“左洞庭、右彭蠡”（吴起语）的三苗之国。

虽然华夏族的炎帝和东夷族的少昊统治长沙的传说，说明长沙在远古时代与中原不无和平交流，但更出名的则是中原共主尧舜禹征服三苗的战争，尧“与苗蛮战于丹水”、舜“南征三苗，至于苍梧”，禹“蠢兹有苗，用天之罚”，把雄踞江汉的苗蛮集团从河南打到湖南，苗蛮集团在湖北屈家岭、石家河一带的政治中心崩溃，长沙地区仍然是聚落星布，未能捏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力量。

河北南部的商牧民族商朝建国后，历代商王嗜血好战，疯狂扩张，商王朝的影响范围从黄河流域扩张到长江流域，商朝以今武汉黄陂盘龙城为据点，向南扩大影响直到湖湘，商朝的若干望族戈族、冉族、旅族等进入湖南，与本地扬越人融合后，在宁乡炭河里出现了隶属于商朝的方国。

此后，商朝的中原文化与扬越的本地文化交融，发展出极具特色的青铜文明，今日传世青铜器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四羊方尊就是炭河里方国出土的旷世精品。与之齐名的人面纹方鼎那生动诡异的造型显示了原初民族巫风的炽盛，与巫风相配套的则是对音乐的热爱，巫师通过乐舞来沟通神灵，长沙地区的铜铙出现既早，出土又多，运用还妙，甚至领先于中原，扬越以其乐舞反哺中原，为华夏文明添砖加瓦。

与四羊方尊齐名的人面纹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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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经历商与西周的长时间沉静，直到西周被犬戎灭亡，天下秩序重新洗牌。崛起于江汉的楚国向四面八方开始了疾风烈火般的大扩张，楚军向北吞灭汉阳诸姬，威胁周室，向东攻占东夷、淮夷的小国，向西驱逐庸人、濮人，向南夺取百越民族的领地。楚人从两个方向进入湖南，东周初年已经从郢都杀进今常德地区，春秋中期则一面与晋国争霸，一面从鄂县杀进今岳阳、长沙地区。

楚人在长沙建城，将长沙建成南楚的重镇，作为经营百越的桥头堡，长沙城从此诞生。从春秋战国直到今天，长沙城的中心地带一直都是今天的五一广场一带，从未迁移，可以说历史感相当厚重。因为西邻湘江，长沙城的规划从建城开始就是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条形状，直到今天依然保持了这样的格局。

从这个时候开始，长沙城成为华夏势力的边疆，同时也是华夏族与越族的分界线，还是华南的一大贸易中心。

上古时代的东西商路远比我们想象的发达，受到中亚、西亚影响的氐羌民族从甘青草原向东辐射，一波又一波的往中原、四川、云南、湖北等地，同时也把内亚的商品和技术带到中国，长沙出土的彩色玻璃珠蜻蜓眼证实了这一点，而长沙人又结合中原的玉器文化和内亚的琉璃技术，制造了独具特色的琉璃器。

中西文化交融的琉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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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西商路的影响之外，从南北方向看，长沙又是华夏人和越人的主要交易站，四面八方的商旅辐辏，使长沙成为华南的一大贸易枢纽。同时因为中原铁器的传入，长沙还是楚国的一大粮仓。虽然此时华南的开发仅处于奠基阶段，长沙的人口也不过数万，但其优越的交通位置和肥沃的土地条件已经显示出成为大城市的潜质。

不过，长沙虽然通过楚人接触到了中原文明，但扬越族的特征仍然鲜明。湖北地区是楚人的大本营，在那里，巫风较重的楚文化与理性的中原礼乐文化交融，逐渐融入华夏主流文化；而湖南地区，则是楚越巫风的结合，虽不乏中原文化的间接影响，但原初民族的巫风依然是鲜明的特色，子弹库出土的帛书显示了楚越文化交融产生的独具特色的新文化。

公元前223年，秦国以倾国之兵消灭东方劲敌楚国，随后迅速统一全国，长沙成为秦制帝国的郡县。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以数十万大军征服两广的百越，长沙地区是后勤基地之一，可见长沙作为南疆重镇已经具备相当的承受力。

不过，华夏民族与百越民族的纠缠注定不会这么早就结束，百越作为湖南的地头蛇不会就此沉寂。秦末乱局中，出身越人部落的番阳令吴芮收盖世猛将英布为女婿，派出越人部队参与反秦战争，英布战力的恐怖固然给汉高祖刘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吴芮部将梅鋗随刘邦入武关灭秦则幸运的实现了及早站队，刘邦对吴芮十分感激，先封衡山王，后封长沙王，建立长沙国，定都临湘（今长沙市区）。

而当年攻打百越的秦军将领赵佗已经在两广建立了强大的南越国，有与汉朝争雄之心。汉初的七个异姓王刘邦前后对付了六个，唯独长沙王吴芮地处偏远，威胁较小，刘邦不但没有处置吴芮，反而借重他对抗南越。此时的长沙成为了华夏文明的南部边疆，吕后主政之初，赵佗有意北上，长沙国陈重兵于边境，加上汉军的支援，打消了赵佗的野心，从此汉与南越进入了数十年的和平共处。

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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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与楚文化、中原文化融合出的独具特色的新文化仍然是长沙的主流文化。吴芮的丞相利苍就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的主角，利苍和夫人辛追、儿子利豨的陵墓出土的棺椁画、帛画和竹简，表明古代长沙人既接受了中原的宇宙观，又在其中注入了自身浓重的巫风，堪称上古艺术的杰作。而历代长沙王仿效汉制，将陵墓设在河西（湘江西岸的王陵公园），并在王陵附近建设陵邑，迁豪强守陵，则显示了中原政治文化的强劲辐射。

不过，此时的长沙，对中原文明区来说依然是蛮荒之地，屈原、贾谊被贬到长沙后，都心情郁闷，创作出了《离骚》、《鵩鸟赋》等千古名篇。此后直到唐宋，长沙地区乃至潇湘的景物仍然会令迁客骚人感触百端，文思泉涌。

六朝：南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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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之后，与汉初在不习惯秦制的齐楚赵等地封建的王国一样，长沙地区也很快在汉朝的措置下实行了完全的秦制。

第五代长沙王吴著与汉文帝同年去世，并且没有子嗣，雄猜的汉景帝趁机取消吴氏长沙国，以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将硕果仅存的异姓诸侯也改为同姓诸侯，刘发谥号长沙定王，定王台就是刘发登台北望，思念他那不得宠的母亲唐姬之处，今日台已不存，却成为长沙最大的图书市场。

只不过，借助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春风，汉景帝剥夺了藩王的权力，将藩国权力集中在相当于太守的国相之手，又把强大的藩国尽数肢解，长沙国也被分出桂阳郡和零陵郡，统治区域比今天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也大不了多少了，这么说长株潭一体化也不是全无历史依据。等到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后，长沙就成为了真正的内地，以往一些适用于边疆的变通政策也没有了，成为完全的秦制郡县。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撤销刘姓诸侯，刘氏长沙国也宣告终结，长沙国按照古书被改名为“填蛮郡”，而正是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刘秀推翻王莽，建立了东汉。东汉初年曾经重建长沙国，但因西汉末代长沙王家族与刘秀的关系已远，东汉的长沙国被降为侯国，并且在第一代长沙侯死后侯国就取消，长沙从此不再有诸侯封建，长沙国成为长沙郡。

汉光武帝刘秀是长沙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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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因为中枢政治混乱和中原人口压力，不少人南迁到长江以南，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长沙虽然迁入人口不多，但也受惠于这一波移民潮带来的技术，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另外长沙附近又有武陵蛮等凶悍的蛮族，能招募到不错的兵源，所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就成为长江以南的军事重镇。

东汉末年，关东诸侯讨伐董卓，长沙太守孙坚的部队深受越族影响，剽悍善战，但其中也不乏长沙附近的蛮族。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连续击败华雄、董卓、吕布，一路杀进洛阳，逼得董卓裹挟皇帝迁都。后来刘表割据荆州，有与袁绍夹击曹操之意，曹操派桓阶游说长沙太守张羡反叛刘表，刘表以荆州之众与张羡激战多年才夺回长沙，为此还错过了官渡之战，长沙郡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长沙等荆南四郡，又从孙权手上借了南郡，以半个荆州为根据地，夺取了巴蜀、汉中。孙权为讨还南郡，与刘备差点爆发大战，最终刘备把长沙、桂阳两郡作为南郡的等价物交还孙权，孙权也接受了，可见此时的长沙郡的综合价值确实有所提升，能有江汉雄郡南郡一半的价值。

东吴对于治理长沙郡也十分上心，赫赫有名的走马楼竹简就是东吴官吏留存的巨量行政文书。长沙郡贮存了大量粮食，后来关羽擅取湘关米就是吴蜀反目的直接导火索。东吴袭取荆州后，长沙成为吴军征讨武陵蛮的后勤基地，军队、物资流动极为频繁，这在走马楼竹简中有大量记载。

走马楼简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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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东吴对长江以南不发达领地的大力开发，长沙作为军镇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具有了《读史方舆纪要》所说的地位：“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

西晋八王之乱导致中原残破后，南方郡县的重要性开始凸显，长沙郡因其战略地位被提升为湘州，成为晋王朝重点建设地区，但是北方战乱带来的流民潮也波及到了长沙，长沙土著与巴蜀流民的主客矛盾，引爆了益州秀才杜弢领导的巴蜀流民大起义，烽火遍及整个湖南，绵延数年。

随着东晋朝廷站稳脚跟，为了维系在南方的统治，大士族琅琊王氏出身的大将军王敦都督周访、陶侃、甘卓等南方名将开始建立长江防线。湘州作为长江以南的重镇，为东晋必争之地，陶侃等人经过数年苦战，终于镇压了巴蜀流民。

东晋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就其国防形势而言，国都所在的扬州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达四十里，北方五胡军队难以横渡，而荆州长江中游的江面远较扬州为窄，北方军队如果西晋灭吴一样从长江中游顺流而下，那才是莫大的威胁。所以东晋南朝常以重兵镇守荆州，而荆州军阀强兵在手，又往往对朝廷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分合荆州”就成了东晋南朝常用的策略。

当荆州军阀势力太强时，东晋南朝就从荆州里面分割出湘州，削弱荆州军阀的力量；问题解决以后，则又撤销湘州，让荆州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北方强敌。而长沙能够承担分割荆州的功能，其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晋元帝想要扩充皇权，与掌控荆州的大将军王敦产生冲突，就任用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从侧面牵制王敦。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荆州刺史陶侃心不甘情不愿的帮朝廷平定流民帅苏峻之乱，为了安抚陶侃，晋廷撤销湘州。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掌握朝权的刘裕在消灭掌管荆州的竞争者刘毅之后，为防止荆州刺史权力过大，阻碍自己谋朝篡位，重设湘州，局势稳定后撤销。

刘裕称帝后，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去世，临死前为防范荆州刺史刘义隆势大，威胁嗣君刘义符之位，重设湘州，以张邵为刺史，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为集中荆州力量北伐，于元嘉十二年（公元431年）又撤销湘州。

南朝皇帝个个合法性不足，为了拱卫皇室大量分封宗室，结果爆发无数次皇族内战，长沙在宋齐梁陈四朝都曾卷入内战，未能幸免。梁武帝末年的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残破，加上梁朝皇族之间争权，益州、荆州都被北周攻取，深处南朝腹地的长沙竟然一度成为南北交战的前线。陈朝果断出动大军争夺长沙，陈朝军队主力以岭南越人为主，十分凶悍，水军也远胜于北朝，最终大破骁勇善战的北周鲜卑化军队，收复长沙。

就在南朝前期，长江在太平、调弦两口频繁决口，大量江水涌入洞庭，使洞庭湖扩展到五百里以上，而湖北的云梦泽却急剧萎缩。灌溉条件大为改善的洞庭湖平原吸引了大量移民，而这些移民也逐渐分流到荆州南部的政治中心长沙，长沙人口大增，为唐宋的腾飞预备了条件。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沙其实还有两条在文献中隐而不显的社会脉络。

首先是与域外的经济交流，长沙地区出土的多件精美黄金饰品就是明证。在两晋十六国以前，中原文明对黄金只重视其贵金属的作用，多拿来窖藏，受到各种胡人带来的斯基泰游牧文化影响之后，中原文明也开始像游牧民族那样制作黄金饰品，故而长沙与中原一样受到世界贸易的影响，这是唐代长沙主动加入世界贸易的先决条件。

晋双凤纹圆形金饰

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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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则是北方先进农业技术如陂塘等技术传入长沙，长沙修筑了大量陂塘，粮产量得以飞跃，成为南方的大粮仓，今日长沙市区带“塘”的地名如东塘、侯家塘、左家塘就是当日陂塘的所在。

到了隋朝及唐朝前期，长沙改称潭州，因其政治军事职能的带动，已经成为相当发达的城市，文化上也出现了大书法家欧阳询、怀素等人，但是因为地处中原文明较边缘的地带，并未完全融入主流文化。

欧阳询出身越族，怀素出身贫家，虽然他们成就丝毫不逊于中原人物，但只有他们脱颖而出，正说明长沙的文化氛围与中原的贵族文化传统颇有差异。而在中原人士眼中，包括长沙在内的“潇湘”依然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概念，许多诗人见识了潇湘的独特文化之后，诗力竟能颇有进益。

唐宋：烟花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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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长沙真正腾飞还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安史之乱后，唐朝治下的西域及陇右河西的土地全部落入吐蕃之手，唐朝与阿拉伯、东罗马交易的陆上丝绸之路不通，只好转而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潭州因为这一转型，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潭州往南可以经湘江、灵渠、漓江、珠江至广州，往东可以溯湘江入洞庭湖，再入长江至扬州（当时是入海口，后世海水退去才成为内陆）。广州与扬州都是唐代最繁荣的贸易中心，胡商云集，可以说潭州基本上处在这两大贸易中心的十字路口，虽然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十字路口应该是岳州（今湖南岳阳），但是中唐以后潭州作为湖南观察使驻地，成为湖南一带的政治中心，而中国从古到今政治地位对城市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所以长沙成为湖南地区的商业都会。

因此，湖南名窑岳州窑也逐渐被新兴的长沙窑取代。虽然青瓷最早在商代就出现在中原，但百越民族的青瓷技术更胜于中原，故而湖南地区扬越的后裔也是烧青瓷的好手，岳州窑就是唐代六大名窑之一，烧青瓷极早，有汉安帝时的青瓷出土，而其釉下彩技术又催生了长沙窑的辉煌。其实岳州窑的窑口多在湘阴县，而湘阴离长沙不远，明清时长期归长沙府管辖，岳州窑与长沙窑完全可以看作一花两叶。

长沙窑即今日望城区的铜官窑，虽然长沙窑的瓷器以价格低廉的民用产品为多，但其影响遍及海内外，堪称商业史上的奇迹，而支撑这个奇迹的主要是过硬的技术和超前的观念。

长沙窑承袭岳州窑的釉下彩技术，加以创新，烧出了青釉、白釉、酱釉、绿釉、黑釉、红釉、窑变釉等多种色釉，并且能在瓷器上烧制多色釉，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鼎足而三，并称“南青北白长沙彩”，有技术上的独门绝活。

但更了不起的还是用户导向的商业观念，对文人学士，长沙窑在瓷器上写诗作画；对一般市民，长沙窑在瓷器上进行题材丰富的模印贴花；对小朋友，长沙窑设计了精美的陶瓷玩具摩睺罗；对域外人士，长沙窑瓷器主动适应当地文化，刻上当地人喜欢的图案、花纹，如有名的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背水壶，以及大量的胡人乐舞、对鸟椰枣、西亚女神、佛教莲花等图案，销往中亚、西亚北非、东南亚和南亚；长沙窑还会在瓷器上给作坊打广告，具有极先进的品牌意识。

长沙窑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背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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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超前的商业观念，长沙窑瓷器不但走红中国，而且畅销世界，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沉船“黑石号”上打捞出唐代瓷器6万件，其中5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风头，而长沙窑的技法也因此影响了伊斯兰地区、日本和朝鲜的陶瓷。商业理念的发达正是市民社会的先导，也是唐宋变革的核心内容，而潭州也因此成为中晚唐的繁华之地，也和整个长江以南一样成为中晚唐时代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

在频繁的商业往来中，长沙与中原主流文化交融加速，虽然晚唐考上进士的长沙人刘蜕实际上只是湖南地区第16个进士而已（第一个是开元年间的欧阳稚），但却被北方视为湖南地区“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这应该说明晚唐湖南的变化对中原人士有一定震撼。

而唐时作为东亚文化纽带的汉传佛教也在长沙留下深刻的印记，禅宗高僧摩诃衍在吐蕃风靡一时，因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想摆脱唐朝的文化影响，从印度请来藏传佛教之祖莲花生与摩诃衍辩论，很可能是在拉偏架的情况下挤走了摩诃衍，清除汉传佛教的影响，摩诃衍回到汉地后即驻锡在岳麓山的麓山寺。

虽经历唐武宗会昌法难的打击，佛教依然随着南宗禅的兴盛而继续传布，佛教宰相裴休任湖南观察使时重建的沩仰宗祖庭宁乡密印寺、新修浏阳石霜寺等，都是禅林名刹，使湖南跟江西一样成为禅宗的重镇。

比开福寺牛得多的麓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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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末五代乱世，马殷占据湖南，建立十国之一的马楚，定都潭州，改潭州为长沙府，扩建长沙城，从此长沙城市格局基本定型，一直持续到明清，而其四子马希范将花园的一部分施舍给僧人用作僧舍，后来成了有名的开福寺。

今日长沙香火最盛的开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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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楚政权对长沙乃至湖南都意义重大。马殷的谋主高郁是经商奇才，他一面实行免税政策鼓励商贾来湖南贸易，一面又在楚国发行铅铁钱，替代铜钱的流通，这样外地商贾到湖南买卖之后，必须把得到的铁钱在湖南买货花完再走，否则到了湖南以外的地方铁钱无法使用，形同废铁，此外，马楚还主动到全国各地设立商行“回图务”卖茶，长沙成为南方最大的茶叶市场。

这样的政策极大的促进了湖南的商业发展，带动了结构和设施的升级，虽然马殷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五马争槽”，导致湖南大乱，人口锐减，但马楚打下的基础到了承平的宋代焕发出极大的活力。

北宋时，潭州成为荆湖南路的首辅，到宋徽宗年间，潭州地区户数接近44万，在籍人口达到96万，是都城开封府（44万）的两倍有多，是第二名成都府（近59万）的接近两倍，京兆（西安）、苏州、杭州、鄂州（武昌）、福州、泉州等名城也被远远甩开。（注：数据来源《宋史·地理志》，仅指在籍人口，非全部）

虽然宋朝的制度是财赋聚于京师，潭州的繁华肯定无法与开封相比，但在籍人口一项能胜过世界级大城市开封已经很了不起了，按张祁诗“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描写，潭州光城区就有十万户人家，制茶、造船、开矿等行业都形成规模，十分发达，农业也大为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是当之无愧的大都会，而两宋也是长沙最为风光的时代。

两宋时代，不少贤臣在潭州做过官，如名臣李纲、大词人辛弃疾、理学家真德秀、大英雄文天祥等，今日的营盘街就是当时辛弃疾所练飞虎军的营盘所在。而这也正是中原与长沙文化进一步交融的写照，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国土局促，更加重视开发湖南，各种文化交流碰撞之下最终催生了著名的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是理学的一支，以理学的开创者湖南道县人周敦颐为始祖，传承周敦颐和程颢、程颐的学说，以胡安国父、胡宏子为先导，至胡宏弟子张栻与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而蔚为大观。朱张会讲与鹅湖之会一样，是南宋儒学史上的盛世，当时朱熹、张栻辩难两月有余，观者云集，盛会之后湖湘学派遂进入鼎盛，北宋初创的岳麓书院也成为理学圣地，至今已不愧千年学府之称，仍然是长沙最值得游览的名胜古迹。

长沙最值得一游的景点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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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此前长期处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本地人颇有一种从扬越时代以来的蛮勇之气，本土观念与理学结合以后，就表现出勇于任事、不怕牺牲的特点；因为之前形而上的哲学观念不甚发达，湖湘学派又表现得特别重视具体的事功。于是，在理学使中国政治走向伦理化的时代，湖湘学派反而出了理学家名将吴猎、赵方等不少擅长军政实干的人才。

然而，宋朝的外患总是相当严重，处于腹地的长沙也不幸多次沦为战场。两宋之际金兵就曾攻陷潭州，屠城而去。1258年，蒙古消灭大理国后，大将兀良哈台从云南包抄两湖，配合蒙哥、忽必烈全面攻宋，被宋将向士璧阻挡于潭州城下，因蒙哥汗死于钓鱼城，蒙古军退走。

1275年，元军已经攻陷襄阳，席卷江南，南宋大势已去，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李芾在强弱悬殊的情势下阻挡元军三个月有余，城破后以李芾为首，潭州官民多举家自杀，壮烈无比，而岳麓书院五百师生登城抗敌，几乎全部战死，以生命实践了湖湘学派的道德理想。

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作《长沙竹枝词》记长沙人物，李芾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殷宫前江水流，定王台下暮云收。有井犹名贾太傅，无人不祭李潭州。

近世：分合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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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州之战，长沙军民死伤惨重，虽然元军攻陷潭州后并未屠城，但长沙从元代开始，因为商业干线的改变和政治地位的丧失，完全没有了唐宋时的风光。

汉唐时代定都长安，长沙通过湘江、长江、汉江水道与京师联系；宋朝先后定都开封、临安，江西通过赣江、长江、运河更靠近主干道，洪州（今江西南昌）日益发达，但长沙通过长江也还有一定份额；从元朝开始定都北京，把大运河改成直线，从北京直达扬州，不再折向洛阳，河南、陕西腹地全线衰落，长沙也因为远离主干道，经济地位直线跌落。

另外，元朝因统治地域广大，取消了宋朝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的设置，改设辖地巨大的湖广行省（包括湖南、湖北、广西、海南、贵州），虽然一度以长沙为治所，但仅四年之后就迁治武昌，长沙丧失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这在以政治地位为城市发展重要因素的古代，是非常大的打击。

荆湖南北路的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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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两项变迁，长沙从宋代的中心城市跌落回了一般城市，重新边缘化，其历史也变得乏善可陈。

明代，长沙是潭王、谷王、襄王等朱家王爷的封地，后来长期归属吉王王系，从朱棣以后藩王虽然没有军政实权，但是奢华无比，吉王府占掉大半个长沙城，可见一斑。

明朝延续了湖广行省的设置，长沙一直低落不振，不要说跟武昌、南昌去比，甚至比邻市湘潭都有所不如。明清时代湘潭因为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号称“金湘潭”、“小南京”，对长沙发出了强劲挑战。

但长沙的军事地位始终没有下降。明清之际，南明曾经有多次收复湖南，并进而入据长江，以图恢复的机会，但都因为没能攻下长沙而失败。

1648年，江西金声桓反正归顺南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等乘势反攻湖南，收复湖南大部，因何腾蛟与反正农民军互不信任，未能攻陷空虚的长沙城，等到清军援军进入长沙，南明军再无能为。

1651年，南明李定国在桂林消灭清定南王孔有德，在衡阳消灭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形势大好，却因永历朝主政的孙可望嫉妒其功劳，撤走其部队，导致势单力孤，难以收复长沙，最终失败。

元明末年因为战乱，湖南人口损失极大，明清初年都主持和推动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潮，故而湖南近世有“江西老表”的叫法。而江西移民进驻得最多的就是湘东地区，其中长沙是一个移民重地，而移民文化对长沙在近代的腾飞会起到重要作用。

到清朝雍正年间，湖南逐渐繁荣，长沙名列全国四大米市、四大茶市之中，文教也日益兴盛，当时湖南士子要去武昌乡试，渡洞庭湖时常有人淹死，于是许多人索性不参加科举，对此雍正帝决定让两湖分闱，湖南士子到长沙乡试，这一举措极大的提升了湖南人参加科举的热情，促进了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时湖南人才呈井喷之势，不久雍正帝又将湖南从湖广分离，设为独立省份，长沙再度成为区域政治中心，成为近代腾飞的起点。

被张之洞评为“道光以来人才第一”的陶澍，是长沙近世兴盛的关键人物。陶澍是湖南安化（当时属长沙府，今属益阳）人，学成于岳麓书院，后来成为道光朝的封建大吏，在超卓的政绩之外，以慧眼识人著称。

近代湖南振兴之祖陶澍

他发掘了贺长龄、林则徐、李星沅等封疆大吏，幕府中有魏源等大才，在晚辈之中又发现了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奇才，在胡林翼儿时就将女儿许配，定下娃娃亲，又与全无官职的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这两位是湘军的关键人物，而最关键的曾国藩虽然想拜访陶澍未能如愿，却在仕途和学问上得到陶澍提拔的贺长龄、李星沅和陶澍好友唐鉴的巨大帮助。可以说陶澍组建的以湖南籍为主的官僚网络，是湘军崛起的重要因素。

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则是湘军兴起的另一个关键。元明清三朝长沙再度边缘化，两湖分治以后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为时尚短，所以本土再度提升的蛮勇之气与理学结合，又呈现出南宋湖湘学派的面貌，就是极度重视实际事功，因此湖南士人很少空谈性理，而是在儒学之外兼修各种杂学，重视军政能力的培养，像左宗棠就长期以诸葛亮自居。虽然书上得来的学问缺乏实践，离专业化还有距离，但这是湘军能够建立起来的技术保障。

另外，明清以来的大量移民，筚路蓝缕、草创基业之时需要抱团，所以湖南乡土、宗族观念极重，小共同体相对牢固，乡党、亲党之间互相关切，这是湘军战斗力的根源。

故而，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湘军迅速崛起。受陶澍影响的曾、胡、左及其乡人贡献了一大半的湘军大佬，如曾国藩、曾国荃、李续宾、刘蓉、刘松山，湘乡人（当时属长沙府，今属湘潭）；左宗棠、郭嵩焘，湘阴人（当时属长沙府，今属岳阳）；胡林翼，益阳人（当时属长沙府，今属益阳）。

1852年，太平天国起事，太平军从广东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围攻长沙府城。太平军虽然以汉人为主，满清虽然确实很不怎么样，但太平天国所作所为比满清更邪恶一百倍。湖南巡抚张亮基恭请左宗棠出山，处理湖南军务，在天心阁城楼一炮秒杀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太平军只好绕道北上，祸害武昌去了。

天心阁城楼

城墙前面的太平天国雕塑请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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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于危难之际保住长沙，有利于集中全省力量支持湘军。不久，湘军练成，开始了与太平天国长达十年的拉锯战，最终攻陷南京，消灭太平天国，可以说是保卫了华夏文化或者说“文化”本身（因为太平天国基本上灭绝一切文化）。

随后湘军以及从湘军分出去的淮军成为清朝的国防力量，湘军诸将担任总督、巡抚的数不胜数，左宗棠建立了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的偌大功业，湖南乃至长沙人才辈出，以一隅之地影响全国，后来维新派之谭嗣同（长沙府浏阳人）、革命派之黄兴（长沙府善化县人）都出于长沙，是长沙近世辉煌的顶点，进入20世纪，粤汉铁路及后来的京广线经过长沙，带动了长沙近代经济的兴盛，使长沙重新超过南昌，也建立了对挑战者湘潭的绝对优势。

不过，湖湘学派给湖南人带来了泛政治化的特点，这在军政上容易成事，在人文关怀和哲思高度上则有所欠缺，一些灾难因此而来。这两方面在旷世逸才湘潭人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中都有体现，积极面如“若道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消极面则如“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抗战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闹乌龙导致了“文夕大火”的悲剧。大敌当前之下，“焦土抗战”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文夕大火”完全是一场乌龙，当时日军离长沙尚有200里，被误报为20里，夜间伤病医院意外起火，却被视为放火的信号，于是长沙在没有收到日军的威胁的情况下被白白烧毁，两千年古城绝大部分被烧成白地，民众伤亡也很惨重，因为事情太惨，“焦土抗战”的政策被中止。

今日长沙硕果仅存的零星古迹当时都在长沙城外，所以才逃过一劫。好在薛岳指挥的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大捷，在长沙的抗战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