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毅二战纪实文学作品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的几点问答
您觉得这些远离我们的故事价值何在？
“二战”的欧洲战场离中国的确很远，但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却离我们很近。这不仅因为我们民族的命运曾和那场战争息息相关，还因为德国人的“二战”经历和观感对我们有很多思想启迪上的价值。所以，这些故事并非和我们无关，也并非只值得“军迷”们关注。
在电影《拉贝日记》中有一段对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拉贝问他的中国翻译：“你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的？”，翻译回答说：“是为了下雨时不让水流进脖子里。”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德关系历史写照。当时的中国窝囊到了家，国家的军队就连自己首都的老百姓的安全都保护不了。首都遭屠的事例，在“二战”胜利国中只有中国一家。拉贝当时是南京老百姓的“大救星”，带头保护了25万南京平民的生命安全，他这样居高临下地对中国翻译说话也属正常。
现在中国强大了，是否我们就得到了德国人的尊敬？我看还是没有。现在德国人不敢再问中国人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的了，因为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已经有求于中国了，但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对我们只有礼貌，而很少有发自内心的敬重。我问过德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是：对未来缺少预见和指导力。说白了，他们眼中的我们多少带有暴发户的特征。
邱吉尔说过一句话，历史中隐藏着所有智慧。这也就是说，总结历史越深刻的人，在设计未来时就越聪明。人的进化，是代代积累的结果，这其中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两种积累。如果把应该积累的东西忽视了，回避了，错读了，人就难以进步。以我的看法，一个智慧的民族，至少要有前瞻一百年的能力。要做到这点，它就要把历史读懂悟透。
看历史有两种方法，一是借鉴前人的历史，一是借鉴他人的历史，《德意志的另一行泪》是为后者提供见识。
欧洲的“二战”远离中国万里之遥。恰恰是这种距离为我们提供了客观评价和借鉴欧战历史的条件。当局者迷，置身于一个事件之中的人，往往难以对事件做出清醒和全面的评判。和借鉴前人的历史相比，借鉴他人的历史更容易做到客观和全面。
“二战”是人类的梦魇，人类如果足够智慧，应该能从中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但可惜的是，战后的各国普遍缺乏自省。为什么？因为胜利和弱势都会妨碍人们自省。打胜了的人会说：胜利者不受谴责，我凭什么要自我反省？打输了人会说：我已经够惨了，干嘛还揪住不放？因为缺少自省，“二战”留下的很多史实都没有被认真研究过。更严重的是一些史实还会因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需要而遭到扭曲。这就造成了在很多重要历史问题上达到共识的困难，比如：
—— 由英、法、美在“一战”后主导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和后来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有什么关联？这属于在政治智慧上的思考。
—— 在纳粹德国对欧洲和平形成巨大威胁时，英、法、苏三方的各自对德政策对希特勒实施侵略战争所产生的作用是何等性质？这属于在历史责任上的思考。
—— “二战”的起点是德军侵入波兰，因为由此引起了英法对德国宣战，而和德国共同占领了波兰的苏联为什么不算发动“二战”的国家？这属于在是非评判上的思考。
—— 在素有忠孝传统，重视气节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全世界惟一一支总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伪军武装？这属于在文化传统上的思考。
—— 在“二战”中付出最大牺牲的中国为什么会成为唯一在战后丧失大片国土的胜利国？这属于在强国方略上的思考。
自省精神的缺乏，导致解决国际间利益冲突的最高手段至今仍然是战争。不要以为战争已经远去，当代的国际矛盾比“二战”前夕更为复杂，人口更拥挤，资源更紧缺，极端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面对这么多问题，人们如果缺乏深刻的历史反思，就很容易只见战争的功效，不见战争的代价。
防止战争悲剧的重演，各国精英需要提升政治智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史为鉴。所以，了解肩负沉重历史教训的德国老兵的故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我们。
采访德国老兵罗迪
德国人为什么能够深刻反思历史？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个人忏悔的例子并不罕见，唐玄宗，卢梭，“文革”中的一些老红卫兵都是例子，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忏悔，德国恐怕是惟一的例子。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曾施害于他人，而为自己的受害者建造大型纪念碑的只有德国。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和政府犯下过大罪，但为自身罪行举办展览和建设反思遗址的也只有德国。
德国的“二战”反思之所以这样彻底，决定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外因就是教训和压力。
“一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首次“物质战”，但在游戏规则上仍属于“传统战”：先是宣战，然后调兵遣将，拉开阵势，你来我往地打上一连串的大战役，抗不住了就认输、签约、赔款，战争并不直接伤及平民，给战俘的待遇也基本正常，更不存在种族灭绝的罪行。德国在“一战”中虽然死人多，战后赔偿负担重，海外殖民地系数丧失，但毕竟国家未亡，主权犹在，后方也没有遭遇过战祸，战争对德国民众没有痛彻心扉的触动。相反，德国人还因为不满战胜国的高压管控而产生起了强烈的翻身诉求。
和“一战”相比，“二战”给德国人的教训要沉重的多：国家被打烂，主权被剥夺，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被四大战胜国分别占领，一千多万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战后被迫放弃世代家产，被驱赶到胜利者留给德国的那块缩小了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德国的工业设备被苏联拆走，技术人才被美国夺走，如果不是冷战的出现，德国在战后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东、西两个德国的形成让德意志民族分裂了41年，也被战胜国军事监管了41年。对于纳粹的受害国，德国从对国家到对个人一口气赔偿了半个多世纪。
在“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犹太人追杀纳粹罪犯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仅犹太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一人就追查到了1100多名纳粹罪犯并把他们送上法庭。
德国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惨痛的战争代价让德国人记住了教训，战胜国的持久压力让德国人记住了历史，板上钉钉的罪证让德国人记住了自己的欠债。
采访德国老兵豪斯特曼
曾有一个德国老兵对我说：到美国旅行是一件很“他妈妈的”事。问其究竟，老人说：“战后我有一次去美国，入境时需要填一张入境卡，那上面要求我填写是不是参与过纳粹做的坏事。”当时我认为这个入境卡的故事肯定早已成为历史，但我在2006年去美国时才发现，这个绿色的入境卡仍在一成不变的使用，上面的提问是“你是否在1933年至1945年之间参与过任何与纳粹德国及其协约国有关的迫害活动？”旁边有Yes和No的用于两个选择划钩的小方框。在战后半个多世纪还把这样一个老问题留在美国的入境卡上其实早就没有了实际意义，但它至少证明美国人还在警惕着自己在历史上的敌人。
说到促使德国人反思的内因，我觉得宗教意识、民族性和国家体制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德国是基督教国家，按照圣经的说法，一个人身背着原、本两类罪过。原罪是与生俱来的，“二战”时的德国又加上了本罪，所以德国人对自身错误的正视，忏悔和救赎意识是有信仰基础的。
从民族性来说，德国人的特征是诚实和务实，遮盖、扭曲和涂抹某一段历史的做法不符合他们的秉性。他们一旦辨清历史潮流，就不会再为局部的和短期的利益，或者因为面子的缘故而逆潮流而动。在某一种意识形态被确定没有出路时，他们就会彻底地告别它，还要把它说清楚了以警示后人。
但要把上述两点转化为全民反思的事实，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建立。而公民社会的基本标准，就是法制、民主和自由。德国在战胜国的推动下选择的联邦制国体，对应的是一个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民社会。只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德国社会精英引领社会价值观的作用才可能得到发挥。
与克拉茨教授
和战前相比，德国民众在“二战”后的显著变化在哪里？
和德国“二战”老兵的接触，让我有了在新、老德国人之间进行比较的条件。我觉得现在的德国人在以下四个方面明显有别于过去：
德国人重视等级，讲究服从，崇尚义务的特质，曾被纳粹用来发动对外侵略，并形成了巨大破坏力，人民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痛定思痛，战后德国人学会了使用民主权利。德国在战后的崛起，证明了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民众不仅学会了如何通过“代议制”来表达政治主张，还学会了在与政府出现立场分歧时如何采取行动，如1968年的西德学潮，行业工会组织的历次争取福利的大罢工，民间的反战大示威，民众每年雷打不动的阻拦核废料运输的行动……都证明了德国人民从迷信权力到主导社会的转变。在国际关系方面，德国拒绝和盟友之间的主从关系，反对单边主义，和英国无条件追随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
极端的民族主义曾在德国催生了纳粹主义。战后的德国学会了以合作和相融的态度处理民族关系。他们根除欧洲重演大战的方法是推动欧洲联合。
在联邦德国的成立初期，社民党在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设计中曾提出建立“自信，自立国家”的主张。而由阿登纳领衔的执政党基民盟则坚持要“向西整合”，倡导和西欧的历史宿敌握手言和，共同走一条欧洲联合的发展道路。这种观点和战前德国以邻为壑的民族思维有天壤之别。阿登纳的这个主张，为后来的欧共体和欧盟奠定了基础，而决定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彻底告别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历史上是诞生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温床，德国抛弃民族主义的决定带动了欧洲的进步。在欧洲走向联合的进程中，德国一直是出钱最多，付出最大的国家。尽管在德国一直存在着排外的极端组织，但这些力量已在法制框架下不可能再成为德国的政治主流。现在德国在欧洲各国的眼中已经不是和平的威胁者，而是和平的维护者和欧洲联盟的核心动力国。在上世纪接纳越南难民、东欧难民，本世纪2015年接纳叙利亚难民时，德国的人道主义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它对纳粹主义的彻底背离。
德国人曾经对在“一战”中失去的主权和领土耿耿于怀，所以希特勒的步步对外扩张才能换来举国拥护。“二战”后，惨败的德国和日本一度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但在这两个国家发展起来后，他们对历史旧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在对战争灾难的回顾中，日本人记住的只是死于美国原子弹的同胞。而德国人则从历史中读懂了一点：纠缠历史意味着现实危险。战后德国从不致力于收回“二战”后失去的东部土地。在两德统一后，德国总理科尔还特别申明德国不会向波兰提出任何领土要求。今天的德国和任何一个邻国都不存在领土纠纷。德国记住了对别人的亏欠。
2010年末，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缺少维护资金，欧洲各国纷纷解囊，其中半数以上是德国主动掏出来的，一下就拿出了6千万欧元。你听说过日本政府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维护和管理掏出过哪怕是一个日元吗？
德国人曾经热衷于“万众一心”式的集体形象，使“按计划成长”、服装统一、步调一致、无条件信服领袖……成为了当时的社会常态。而现在的德国人则更强调在个性视角务实看待事物，没有虚热，不爱煽情，更不唱高调。无论是在地标性建筑的高度上，还是在对国际公共事务的态度上，他们从不热衷于追求排名位置上的“天下第一”。对于那些为救助他人而牺牲生命的公民，德国人只会表示尊敬，但不再竖立英雄。
战后德国无英雄，这是因为人们不再依靠英雄来为自己树标杆明是非。一个崇尚自由、法治的民族是不需要权力指定个体榜样的。现代德国的英雄存在于历史，而且都是在民意的基础上站起来的，比如因反纳粹而被送上断头台的朔尔兄妹、为阻止希特勒毁灭德国而冒死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他们所做的，恰恰是在追求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正常德国。
在很多在我们看来需要统一思想和步伐的事情上，德国人甚至表现出“很不爱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决定谁来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侯，柏林和北京曾互为竞争对手。在我们想象中，在柏林第二次举办奥运会，是多好的一个向世界展现德国进步的机会！德国人怎能不热情支持？实际情况不然。在申办期间，居然会有一批批“缺乏情调和觉悟”的柏林居民上街游行反对申办奥运会，他们质疑的是筹办奥运会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是奥运场馆的建设对自家正常生活的干扰，是奥运会越铺越大的面子工程给地球资源带来的的持久负担。德国申奥失利，民间竟然会“喜大普奔”。
以上四方面的变化，足以解释何谓德国新生。
德国人书写和对待历史有什么独特之处？
德国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国家。我在和德国老兵的接触中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老人喜欢历史书，青年喜欢当代书，孩子喜欢科幻书。如此看来，我爱看历史书的习惯，说明我的阅读心态也在老化。看德国人写的历史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具体表现为写史的客观：不添油加醋，不隐瞒修改，不融入感情色彩，不按需要写史。为了面子而回避一部分真实历史，这在德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德国人对历史罪行的认账态度，反映出了一种在大众诚信的基础上直面史实的态度。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出版了那么多揭露前辈罪行的母语图书。
和德国人的这个特点相比，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显然不够理性，比如说把传说和正史混为一谈。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写起的。因为是传说，我们的史学家就可以对我们的“三皇五帝”有很多版本的解释。不可否认，我们就是在传说和神话的基础上有了当前这样的始祖和祖先崇拜的，而且动辄就是寻根、大祭，一说就是“一脉传承”，却很少思考这种血统归属感是否严谨和科学。我们的另一个问题表现为写史和讲史的实用性，喜欢从一定的价值观出发，喜欢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有选择地去写史讲史，淡化不够“提气”的历史，回避不利于稳固当前价值观的历史，省略政治异类的历史。
德国人这个能力是需要全世界学习的。国内有人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在对“二战”历史责任的态度上，德国和日本在骨子里其实没有区别，只不过德国人的智商比日本人高一些，他们更懂得策略。
采访德国老兵科尼希
我回答说，如果说德国对历史过错只认账而不忏悔，只会向被害者下跪而没有实际补偿行动，你可以这样说。但事实是，德国政府在50年代初就宣告说：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德国人有义务对纳粹受害国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补偿。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的企业和纳税人一直在赔偿纳粹受害国和受害人的损失，至今还没有完全结束。和德国相比，日本在战后七十多年做过多少？
德国人喜欢思考，喜欢问为什么，既然国家在历史上犯了罪，自己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当然要搞清原因，搞清楚的这个过程就叫做“反思”。
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在德国掀起的“去纳粹化”行动并不是一场思想运动，而是一场清算隐藏在政权与民间的纳粹分子的行动，所以“去纳粹化”对德国民众的历史反思起不到多大推动作用。德国人的反思，是他们在历史的教训面前，在国家进步的任务面前的一种态度选择。
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初，深受纳粹思想影响的德国民众普遍没有负罪感，很多人还觉得自己遭的罪和国家犯的罪已经扯平了。对历史的反思，是在德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引导和推动下一步步完成的，这个过程我在书中已有大致交待。
那么反思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德国抛弃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选择了公民社会和融入欧洲的战略，维护自由、民主、人权、和平成了大众的长远共识。德国所脱离的废墟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
这一切可不是仅仅因为德国人比日本人更懂得策略。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德国知识分子的深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分析、总结和书写历史的主要任务在知识分子。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具备长期发展的潜力，不在于它当前掌握的财富有多少，而在于它当前是否拥有一个足够独立、正直和睿智的知识阶层。
什么是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专业知识，有了高级职称就是知识分子了吗？从我们的一般理解上好像是这样。但从一般的国际理解上说，知识分子负有三大社会责任：思想启蒙、科学发现和价值观引领，学历和学识不过是履行这些责任的基础条件。
要承担这三大责任者必须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深远的前瞻能力，而做到这两点的前提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独立性和批判性。因此，讴歌权力、回避社会矛盾、用“顶峰论”界定当代成就……这样的人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最多只能算是学者。德语和英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的直译应该是“智者”。纳粹德国时代也有很多富有知识的人，但他们称不上是智者，这不仅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极权思想的诠释者，还因为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无为。
战后德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公民社会的保证下出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思想是独立的，但又服从于社会正义，并非信马由缰无所顾忌；他们是批判的，但目的是营造一个更理性和公正的社会，并非要把一切搅乱。
德国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在读史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对本民族的历史错误不但要说出来，还要分析透彻。这是智者应有的智慧。
这一点从他们管理史料的条理性上和记载历史的周密性上可以清楚识别。在此我举几个和中国有关的例子。
我曾经参加过由一位德国女学者组织的私人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的‘老三届’》。她为了写这本书多次到中国调查，采访，寻找证物。她写了中国“老三届”的构成、特点、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命运，在时间背景上从“文革”前、“文革”中、上山下乡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和一部分“老三届”人出国留学。
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以后的中国人如果有一天想认识自己的“老三届”前辈，有可能在中国找不到系统的历史记载，反而需要跑到德国来找她的这本书。
有个德国学者专门就中国人使用自行车的历史写了一本书，从自行车从西方进入中国一直写到汽车进入中国的家庭。他的研究视角很广，不仅有历年在中国出现的自行车品牌、数量、材质、性能、价格，还有中国人存放自行车的方法、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数变化、自行车带来的社会问题。
还有个德国人记录了中国家庭的厨房炉火的发展历史，从煤炉、煤油炉、碳火锅、缠绕电阻丝的圆盘电炉、灌装煤气炉一直写到电磁炉、微波炉，一应俱全。
最近我还在德国看到一本图片书，上面集中了很多在中国公共场所出现的英文公告牌的照片，每张照片旁都附有对公告内容本意的说明，十分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和世界接轨初期在使用英语上错误频出的尴尬。记载这样一些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史实似乎无关紧要，但在几百年后就会显现出它的意义。那时我们的后代也许要在德国了解到他们的祖先的生活了。
有人对这本书有“亲德”评价，您怎么看？
在德国柏林墙
在迄今为止的“二战”读物中，由外国人从德国老兵视角上写的书是很少看到的，德国军人眼中的“二战”，对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来说几乎是空白，由此就造成了世人对德国老兵的整体化和面具化的印象，同时在对战胜国的认识上也容易存在简单化和片面化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德意志的另一行泪》在带给人们另类的信息和观点的同时，难免也会对传统的“二战”历史观带来一些冲击。有些读者在面对这种冲击时很容易出现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能这么看呢？怎么可以站在德国兵的立场上解读“二战”历史呢？
我写这本书的基本立场其实是反战。我认为反战应该是“二战”各参与方共同反思历史的立场前提。
对纳粹主义当然要坚决反对，书中展现的德国民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种种痛苦，都是对纳粹的控诉。但单单声讨纳粹，并不能使人类在经过“二战”之祸后变得更为理性和聪明。在一场世界性的浩劫之后，人类需要的是集体反思。如果一定要说这本书“亲德”，那么它亲近的就是举世无双的“德国反思模式”。
写历史纪实文学包含三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了解历史背景，要求作家查询和消化历史资料，可以比喻为发现历史的树干；
第二个任务是记载口述历史，要求作家找到历史见证人并记录他们的故事，这可以比喻为发现历史树干上的枝叶；
第三个任务是解读和写作，要求作家通过对素材的有机融汇形成一个附着有自身价值观的作品，这可以比喻为把树干和枝叶合在一起，还历史这棵大树以一个截面。
任何历史的截面都不可能依靠素材的简单堆积而成。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作家素养，都会导致这个截面景象的不同。要使你的展现达到足够客观和深刻，你本身最好和这个截面保持足够大的距离。换句话说就是，最好的“截面”应该是由第三方来描绘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写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口述史，由“德国好人”拉贝的后代来写，就比由我作为一个中国抗战老兵的后代来写更有说服力。我不是不赞成中国人去展示抗战历史，相反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鼓励中日战争的旁观者加入到记载和解析这段历史的队伍之中来。
我写“二战”德国兵，就是“第三方”，因为我是从一个欧战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那段历史的，不融入个人好恶，不夹杂个人情感，要比由英、法、俄等和德国打过仗的国家的作者来写德国老兵的口述史更为客观。
2007年爱沙尼亚拆除了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2009年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提出欧洲议会应把8月23日命名为“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2010年捷克的布尔诺市还要修改苏军解放者纪念碑……为此，俄罗斯专门成立了“与篡改历史行为斗争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作家有可能去展现苏军强奸德国平民妇女的那段历史吗？
不可否认，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主流价值观的，比如说尊重人权，崇尚民主，维护和平，科学发展……但在很多国家面前，这些价值观一出了国界就是另外一回事。严重的现实，决定了由“第三方”做口述史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不是“亲德”的书，而是“亲人类”的书，因为它的矛头所指是更广义上的人类过失。
有读者问我是否有“德国情结”。我们对“情结”的一般理解往往是一种深沉的钟情状态。而心理学中的“情结”是一种诸多无意识感觉的组合，在英语中直译为“综合体”。如果按照“无意识感觉的综合体”来解释“情结”，那么不光是我，每个人在德国长期生活过的人都会有“德国情结”。你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久了，自然会有很多难以言表的感觉在你心里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你对这个地方的特有感受。这和你爱不爱这个地方并没有关系。这就像“文革情结”、“知青情结”一样，在很多人心中都存在，却并不说明这些人欢迎文化大革命重现，喜欢再从城市钻进山沟去种地。
我可以明确地说，“钟爱”之说在我对德国的感觉中是不存在的。德国人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整体。严谨、率真和务实，是这个整体的典型优点；冷淡、傲慢、刻板是这个整体的典型缺点。这些缺点在德国人与外国人交往时尤其显得突出。成年之后进入德国的外国人，到死也很难交上几个德国好朋友。当然。能够请你吃饭，愿意给你帮忙的好心人很多，但那说不上是挚友。
我们的下一代人是吃德国面包长大的，说一口地道德语，做事百分之百的德国风格，但他们也只能在熟悉的朋友圈里被德国人看作是自己人。一走到社会上，他们还是被当成外人看。我认识一个在德国生，德国长，拿着德国护照的伊朗人，直到大学毕业了他还在被人问：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在德国觉得自在吗？你什么时侯回伊朗啊？
我的“德国情结”，在于多方感知德意志民族性后留下的深刻印象，其中有的是负面的，有的是正面的。这些感知是二十多年积累的结果，很多东西不仅对我个人有启发意义，对不了解德国的中国人也有借鉴意义。所以尽管我对德国并无深情厚谊，但这并不妨碍我正视这个民族的长处和经验，并把他们中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故事写出来。搞文学创作的人，一般都会去写自己比较熟悉的人物、事情、行业、地域和文化，何况德国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琢磨的国家。
超越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来回顾历史，以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观来评判历史，这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就大历史达成共识的两大前提。《德意志的另一行泪》做的就是这种尝试。
采访德国老兵哈摩斯坦博士
新纳粹主义现象对中国的年轻人的警示是什么？
“纳粹崇拜”是当代青年信仰迷失的一个突出标志。纳粹灭亡70多年了，恐怕连希特勒自己都不会想到，他会在纳粹德国覆灭之后成为世界上一大批青年的精神偶像。
当前，新纳粹组织已经在全球蔓延。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有法西斯历史的国家里存在新纳粹还可以理解，但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是，新纳粹组织在当年与纳粹德国敌对的美国、俄罗斯等国，在当年深受纳粹侵害的波兰、捷克等国，在惨遭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在和纳粹德国没有什么历史纠葛的蒙古，竟然也会出现！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作恶多端的政府、政党、军队，组织，为什么唯独纳粹能够成为如此顽固的极端主义精神象征？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在哪里呢？我觉得很简单：只要你知道三十年代的德国人为什么拥护纳粹，就能理解纳粹主义为什么在当代仍然滋生的原因。
当年德国民众拥护希特勒的原因，在于纳粹主义的四大特性。
一个政党的口号和纲领再好，只要它不能排解社会问题，不能消除不公正现象，不能给经济带来发展，它就不可能赢得民众。魏玛共和国在体制上明显比第三帝国要先进得多，但它没有解决“一战”后德国的诸多问题。相反，希特勒上台后却能迅速振新经济，消除大失业，减小阶层差异，收回“一战”丧失的主权，这让德国人看到了极权政治的有效性，于是纳粹就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当今世界之所以存在新纳粹，同样和社会弊病的存在有关。政权的腐败，阶层的固化，货币的贬值，分配的不合理，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一切都会导致一部分人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于极权。改变现状的思维模式有很多，对社会现实不满而又头脑简单的一部分人只知极权高效而不知极权危害，最容易把纳粹主义视为改变社会现状的出路。
纳粹的种族主义把德国的民族构成主体定义为优秀人种，把德国内部的经济问题解读为外族的盘剥和控制，把民族间的差异和分歧放大为不可调和的生存权的争夺，于是就煽动起了社会主体的排外情绪，并步步演化为有组织的迫害、驱逐和屠杀。世界历史上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争夺和迫害屡见不鲜，但纳粹排斥外族的极端、残忍和效率是登峰造极的。这就给当代世界的极端排外组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行动样板。这些人无需思考理论和途径，直接打出新纳粹的旗帜就能明确无误的完成政治立场表述。
第三帝国从成立到灭亡，12年内一直是一个高度封闭的政治体。当时偷听“敌台”在德国是重罪，纳粹的集中营屠杀行为对德国军队和民众也完全封闭信息。德国人只知道纳粹施政的有效性，不知道其它国家民主政体的成就；只知道德意志民族的优点和能力，不了解其它民族的长处所在；只知道德军的战绩和纪律，不知道德军的败绩和罪行；只知道军内抵抗希特勒的活动是背叛誓言，不知道这些组织的救亡目标和纲领。
当代的新纳粹主义的滋生同样需要封闭信息和新思想，但在网络技术充分发达的今天，这种封闭只能表现为自我封闭。新纳粹的思想存在的前提是拒绝和普世价值观的对话，他们拒绝反思纳粹罪行给世界带来的危害，拒绝研究社会主流意识下的人文科学，只能用现成的极端政治符号来表达极端的政治主张。
狂热需要煽动。纳粹德国煽动民众的法宝就是通过高效的宣传催生出引导和统一社会意识的效应。看过纳粹电影《意志的胜利》的人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做洗脑。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都觉得有一种震撼感，在不知不觉中就产生出一种激情。希特勒的煽动讲演、军队的大面积列队、准军事化劳工大军的铁锹阵、丛林一般的群众行礼手臂、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和欢呼……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具有服从传统的民族中间，又是在一个德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全方位激进的大背景下，万众一心的狂热氛围自然形成。有一位在德国留学的人看完这部影片说过一句话：“太牛了，也许再看一遍我会成为新纳粹”。
当代极端右翼思潮要想把政治主张转化为社会行动，需要实现组织化，而要建立和扩充组织，就需要借鉴纳粹的煽动性。被极端思想煽动起来的狂热，必然背离理智和思辨，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德国能够成功地策动一场全民投入的战争，为什么当代新纳粹分子的行为总与暴力相联系的原因。
除了新纳粹组织之外，当代世界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崇拜希特勒、党卫队、国防军的“第三帝国控”，在中国也大有人在。“控”是一种新式表达，和“迷”的含义接近，但在程度上更重一些。
在这里，我想给“希特勒迷”介绍一下希特勒是怎样看待追随他的德国民众的。
1941年11月7日，德国在发动“二战”以来还从未受挫，德军已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在柏林会见来访的丹麦和克罗地亚外长时表示：“如果德国人民不再强大，并且不准备为其生存献出自己的鲜血，它就应该消失，由其它更强大的力量予以消灭。那样我将不会为德国人民流一滴眼泪。”换句话说，民众只能跟随纳粹争取战争的胜利，或者给纳粹殉葬，完全没有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希特勒对追随他的人民的态度。
如果有人认为希特勒仅仅是说说而已，那么我再讲两个事实。
1939年9月1日，就在德国发动“二战”的第一天，希特勒下达了一个处死德国重病人的书面命令，在后来的两年内，纳粹共处死了10万名被称为“没用的吃饭者”的德国人。我采访过的一个老兵说他有一个罹患忧郁症并自作主张做了绝育手术的姑姑就死于这场政府对人民的屠杀。
在纳粹德国面临覆灭的1945年4月，希特勒曾下令炸毁德国的所有工业设施，不给德国人民留下任何生存下去的可能。不知现实中的纳粹崇拜者在了解这些事实之后，会不会摸着后脖梗子庆幸自己的偶像没有完成称霸世界的计划。
纳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劫难，一片误区，一个教训，一种警示，在知道可这些情况还要继续做“纳粹迷”的人如果不是智力存在严重障碍，就必然是另有用心。
告别专制独裁的最好途径，是了解这种黑暗政治造成的社会后果，这就是研究和反思“二战”历史的意义所在。但现实情况却是，即便在德国这种正视历史过错，研史不设禁区的地方也会有新纳粹势力兴风作浪，这就足以说明人们需要何等力度和广度的反思才能走出循环出错的历史怪圈，遑论历史这面镜子被遮蔽、涂抹或扭曲了。
朱维毅
节选自《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究竟是什么样的德国人才算得上是大众心目中的“二战”英雄呢？
2003年夏季，德国电视二台在民间组织了一次对“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共有150万德国人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伟人选举”。这次活动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通过这个由德国人自己选出的德国英雄的排行榜，人们无需任何语言的解释就可以洞察这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
在占据英雄榜前5位的德国人中，有3位与“二战”有关：
阿登纳——反纳粹的官员，领导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马丁·路德——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现代德语的奠基人。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创始人。
朔尔兄妹——慕尼黑地下反纳粹学生组织领袖。
勃兰特——反纳粹的民主斗士，战后促成德国和东欧和解的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
朔尔兄妹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在德国民众来说却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哥哥汉斯.朔尔是一名医科的大学生，在读书之前已履行完了帝国劳役和国防军兵役。妹妹索菲·朔尔在1942年6月进入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专业。
在大学里，索菲接触到了一批反纳粹的进步学生，并且发现哥哥汉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她的哥哥曾试图阻拦她涉足这个危险的圈子，但索菲在经过一番努力后还是加入了这个反纳粹的学生组织。
在1942年的后半年，朔尔兄妹伙同哲学系教授库特·胡贝尔发起成立了一个大学生反纳粹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和汉堡、弗莱堡、柏林、维也纳等大学的地下组织合作，连续制作和散发传单，揭发纳粹迫害犹太人、发动侵略战争和误导青年的罪行。他们的组织叫做“白玫瑰”，主要负责印制和传播这些反纳粹传单。
“白玫瑰”小组在被秘密警察破获之前，一共制作和散发过6批传单，最大的印量达到了9000份。这些传单不仅出现在慕尼黑建筑的墙上、电话亭里、路边的汽车上，还通过在其他城市的地下组织传到了科隆、斯图加特、柏林和维也纳等大城市。在纳粹独裁政权控制下的一潭思想死水里，“白玫瑰”小组的反纳粹传单像一颗颗巨型炸弹不断在德国掀起巨大波澜。
第一批传单指出：“对于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说，最大的耻辱就是不加反抗地听任一个不负责任，带有阴暗动机的统治集团的领导……”
第二批传单揭示了纳粹大批屠杀波兰犹太人的事实，并指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玷污人类荣誉的最可怕的罪行，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罪行……”
第三批传单号召德国人民起来破坏纳粹的战争机器。
第四批传单向独裁者发出了战斗宣言：“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被你们仇视的德国良知，白玫瑰不让你们有片刻安宁！”
第五批传单提出了在德国开展反纳粹运动的系统程序。
第六批传单是“白玫瑰”小组被秘密警察破获前的最后一批传单，在1943年2月中旬印制完成。鉴于战争形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出现了不利于德军的转折，传单中号召德国人民行动起来推翻纳粹政权，建立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欧洲。
索菲·朔尔的被捕地点——慕尼黑大学日光大厅（左图）至今还保持着原样。右图是2005年德国影片《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中的索菲被捕情景。拍摄的地点就选在1943年索菲被捕的原址。
1943年2月18日，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散发第六批传单。上午11时，正当妹妹索菲在学校的日光大厅抛洒最后一批传单时，她被校方的管理人员发现并擒获。兄妹两人很快被交给了秘密警察。根据盖世太保的审讯记录，朔尔兄妹在被捕后一直试图保护“白玫瑰”小组的其他成员，坚称自己就是负责人。妹妹索菲异常冷静地说：“我们所说所写，正是很多人的所想，他们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4天后，慕尼黑的纳粹“人民法庭”以“卖国亲敌、准备谋反和试图摧毁国防力量”三项罪名正式宣判朔尔兄妹死刑，当日下午5时，朔尔兄妹两人和另一个“白玫瑰”小组成员在监狱里被处死，死刑的执行方式是砍头。操作断头设备的执行官是在一生中行刑逾3000次的德国第一刽子手莱歇哈尔特。此时妹妹索菲·朔尔22岁，哥哥汉斯·朔尔25岁。据称，小伙子在走向断头台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一句被无数人喊过的口号：“自由万岁！”此刻，这个口号产生出了最感人的力量。
后来人们在整理妹妹索菲·朔尔留下的信件和日记时发现，姑娘最常引用的是法国哲学家马玛利的一句名言：“人要有坚硬的精神和柔软的心”……
朔尔兄妹用他们的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打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始的怪圈。他们先开始了，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是悲哀的，因为民众并没有跟随他们未竟的事业。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战后的德国人终于把他们认定为正义的象征和德意志民族的伟人。
朔尔兄妹的事迹和精神纵然可歌可泣，但我还是对他们在德国人民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而大感意外：居然仅仅只有3位具备世界级重量的德意志伟人排在了他们的前面，而德国历史上众多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大人物如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贝多芬……则一律排在了这两位因印发反纳粹传单而丢掉了性命的大学生的身后！
40万字真实访谈录，300幅视角独特的战争图片
构筑出一部罕见的全面反思“二战”的口述纪实作品
书名：《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朱维毅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回顾知青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
《生命中的兵团》
史诗笔法，全面展现屯垦戍边中兵团历程
口述纪实，深度揭示风云际会下荒友命运
书名：《生命中的兵团》（上下册，带光盘）
作者: 朱维毅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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