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美学从“花道、茶艺”开始说起！

西方美学只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聚焦生活。

 

Oriental life aesthetics

作  者  的  话

 

 

东方美学，从根儿上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这种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且更是诉诸于“践行”的现世传统。

 

有趣的是，“东方美学”这个词却不是东方人提出的，法国人雷纳·格鲁塞在1948年《从希腊到中国》中最早用过，而后有东方对自身美学传统的“自觉意识”：不是我们没有传统，而是我们从前没那么看。由此，也形成了最初的“比较意识”：如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但实际上，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它们皆为一种倡导生活化的“生活美学”。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当中体味到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传统就是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它往往为百姓日用之内而不知也。

 

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学，从民俗节庆到民艺之美，皆是如此。

 

 

西方美学只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聚焦生活。在新千禧年之后，“生活美学”已成为当今全球美学的最新主流，在西方人那里只能加以重建，但在东方人那里则“自本生根”的。在本专栏当中，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中国人找回我们自己的“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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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夫  插  瓶  花  ？

 

 

1643年中秋节，钱谦益对着前、后《汉书》“挥泪对宫娥”，好不悲戚！这一天虽然是节日，却也实在难捱，不光是因为又见到了珍贵的古书，勾起了伤心事，更严重的是收到了时任凤阳总督马士英寄来信，通报围剿李自成农民军的战况——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名义上还是朱姓天下，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疆土内奉行着三个年号：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张献忠的大西义武元年，李自成也在襄阳称“王”，距离建号恐怕时日无多。

 

不过钱谦益也着实无能为力。他已经被罢官闲居十四年之久，虽然时常同朝中大臣互通声气，但在国家大事上，却谨小慎微，不敢发表太多见解。这从他写给马士英的回信中就能窥见一二：“腐儒衰晚，不能荷戈执殳，效帐下一卒之用。”——这显然是说，老夫戴罪之身，不便妄议军国大事，只求“安顿一身”了。

 

那我们就看看他是如何“安顿一身”、享受清闲生活的：这一天，他给福建人郑瑄的《昨非庵日纂》写了一篇序，大概是为了赚取“润笔”；在给柳如是兴造的“我闻室”中供奉了一尊观音像，祈求菩萨保佑久病的柳氏早日康复。到了晚间，与柳如是对坐灯下，陪她插瓶花，并不时发表些品评议论：

 

水仙秋菊并幽姿，插向磁瓶三两枝。低亚小窗灯影畔，玉人病起薄寒时。

浅澹疏花向背深，插来重折自沈吟。剧怜素手端相处，人与花枝两不禁。

懒将没骨貌花丛，渲染繇来惜太工。会得远山浓淡思，数枝落墨胆瓶中。

几朵寒花意自闲，一枝丛杂已斓斑。凭君欲访瓶花谱，只在疏灯素壁间。

 

明 陈洪绶《隐居十六观图册》之一

 

从这几首绝句中，我们大概能读出钱、柳二人插瓶花的技艺与风格。花的种类不多，只取时鲜的水仙、菊花两种，数量也只有三两枝，取其疏朗、简约的清幽淡雅之美。

 

插花时不尚秾艳，第三首所说的“懒将没骨貌花丛”即是如此——“没骨法”是传统中国画技法的一种，讲究不用线条勾勒形貌，而只是依赖于墨色浓淡、颜色深浅来层层晕染，“懒将”一语说明钱谦益对这种晕染繁复、色泽明丽的艺术风格并不感冒，他所追求的是“远山浓淡思”，也就是萧散淡远的审美效果。最后一首诗说明，他对二人的成果颇为自矜，认为即使拿来“瓶花谱”相比照，也不过如此。

 

清 陈宇《人物故事图册》之《升庵簪花图》

 

读到此处，相信许多人会大惑不解，乃至愤怒不已。愤怒的是国家存亡的危机之秋，一代文宗、士林领袖钱谦益竟然无动于衷，依然沉醉在缱绻缠绵的儿女私情中；困惑的是即便钱谦益不恤国计民生，专注于享受闲适生活，也应该是琴棋书画、茶酒泉石，而不是大丈夫作小儿女态，摆弄纤仄便娟的插花游戏吧？

 

这实在是委屈了钱牧斋，我们有必要为他做些辩护。

 

首先，明王朝之所以岌岌可危，全然是由于它自身已经腐朽、衰败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不管是内部的农民军揭竿而起，还是关外的满族铁骑虎视眈眈，都是大势所趋。明朝的覆亡不过是朝廷上下咎由自取，是中华文明史长河的一次自我淘洗和生命力更新罢了，这一点，熟悉历史的人自然都了解，无须赘言，因此没有必要挥舞着道德的大棒，要求钱谦益为气数已尽的明朝殉葬。

 

清 禹之鼎《王原祁艺菊图》

 

其次，大丈夫作儿女态、插瓶花，在古代实属司空见惯。或者说，大丈夫插瓶花在古代并不被认作是“儿女态”。与时下大多是家庭主妇研习花道的习俗和观念相反，在传统时代，文人士大夫才是花艺、花道的主力军。

 

且不说古典文学中难以计数的以吟咏、描绘瓶花、插花为主题的诗文，单就传世的瓶花类著作来说，也全部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作品，著名的有五代时期张翊的《花经》、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事》、明代张德谦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屠本畯的《瓶史月表》，以及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槃余事》、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生活美学著述中有关瓶花的部分内容等。

 

比起来高濂、张德谦、袁宏道、屠隆、李渔等大约同时代的人，钱谦益的插花技艺或许还不入流——他不过是明代瓶花风气和时尚中的一个追随者而已，连谈花道的专门著述都没有，只能算作“门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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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一日无茶”？

 

 

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饮茶之风起源甚早，茶艺、茶道也向来被看成是有闲、有钱之人的专利，鲁迅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不错，茶的香气之浓淡、色泽之深浅、味道之甘苦，以及泡茶所用之水的优劣……这些细微的差别，只有感觉细腻、敏锐的人才能体验得到，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工夫”。此种工夫，只有生活优裕、闲适恬静的人才能训练出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哪里有这等闲暇！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摄影：周昂）

 

但是，我们又都熟知一句概括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基本物质需求的俗语——“开门七件事”。哪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中国人都对“开门七件事”的具体内容了然于胸，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这句俗语，已经流传了八百年之久。生活于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前后的吴自牧，在其著作《梦梁录》里说过一句话：

 

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

 

到了元代，“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成了人们对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概括了——这就是说，至迟在八百年前，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茶了。如果再加以追索，这一时间似乎至少还可以上溯二百年。如北宋名臣王安石就说过：

 

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饮。

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明 陈洪绶《停琴品茗图》

 

为何人不可一日无茶？这自然首先要从茶的疗疾、养生和保健功能说起。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已经发现了茶的特殊药用功效，如东汉华佗的《食论》、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弘君举的《食檄》等著作中，均记载过茶之药用和养生作用。

 

随着饮茶风气的盛行，茶的功能也逐渐被进一步发掘出来，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茶的功效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概括：降火祛暑、提神破困、解酒食毒、祛痰利尿等——茶既有如此功效，自然会不胫而走、无翼而飞，成为天下人杯中常饮之物。唐代诗人卢仝曾经写过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形象地描绘了饮茶后身心俱畅的体验：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这是说，日晒三竿的时候，卢仝还在酣睡，忽然军士叩门，说是孟谏议的书信到了。打开层层包裹，原来是价值不菲的月团茶。这茶之所以珍贵，因为它是皇家贡品，惊蛰春雨之前采自深山，又经过一番精致的烘焙和包装。皇帝亲自品尝后才赏赐给公卿大臣。卢仝一介布衣，获此馈赠，不免喜出望外。所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等，既说明了此茶功效非凡，又流露出受宠若惊的兴奋与喜悦——孟谏议蒙天子赏赐贡茶，自然地位崇高，他把如此珍贵的茶转赠卢仝，大概作为二人交情醇厚的证明。卢仝以布衣身份，平交将相，亦可谓志得意满。

 

王安石曾说过，人不可一日无茶饮。（摄影：程香）

 

茶与人情往来、生活品位、身份地位等审美趣味和社会因素羼杂在一起，也构成了“人不可一日无茶”之观念和生活方式流行的重要驱动力。甚至在有些时候，人们对茶的自然功效并不了解，饮茶只是随波逐流，趋步社会流行的生活风尚而已。比如唐代人封演的《封氏见闻记》中谈到唐代开始盛行于大众消费层面的饮茶之风时说到：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引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这是有关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重要场所——茶馆的最早记载。从封演的记述可知，普通民众中最先开始饮茶的，是那些禅教的信众，他们认为饮茶可以破困充饥，所以自备茶叶到泰山一带修行。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不是禅教的信徒，也不了解茶可以“止渴，令人不眠”，只是看到他人饮茶，就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由此“转相效仿”，竟然掀起了盛行千年而不衰的饮茶风俗——时至今日，饮茶已经不能称作“风俗”或生活风尚了，而是早已内化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要素——商人觉得有利可图，就开设了茶铺、茶馆。

 

陆羽《茶经》

 

因此，中国人“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方式的养成，虽然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历史偶然性的力量——《本草纲目》中的一些说法，也能印证这一点。李时珍在列举了茶的诸多功效之后又说，茶是苦寒之物，体质虚寒、血气较弱的人喝了，就会伤及脾胃，元气亏损，患上痰饮、痞胀、痿痹、黄瘦、呕逆、洞泻、腹痛、疝瘕等病症，这种种“内伤”，就是“茶之害”。可惜老百姓并不懂得，只知人饮亦饮。他由此感叹说：

 

民生日用，蹈其弊者，往往皆是……习俗移人，自不觉尔。

 

这样看来，鲁迅先生说的“会喝茶，喝好茶”的“清福”，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享受的。“人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既奠定在茶的特殊功效的基础上，又是在社会、文化、美学等诸多观念影响下历史地、动态地形成的。

 

 

文丨刘悦笛、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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