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隋唐部分 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

词于初盛唐始创作→中唐基本建立→晚唐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一、基本知识。

（一）兴起的因素。

1.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

2.与酒令著辞有关。饮宴娱乐风气培育了酒令艺术，歌舞化酒令则近于或成了词。“令”词名目多；酒令在翻新中设计出的令格，成了词的某些体式或修辞特点。

（二）词最初作为配合歌唱的音乐文学，音乐起主要决定作用；词在唐五代时通常称“曲子”或“曲子词”；体制上与近体诗最明显区别：有词调，多数分片，句式基本上为长短不齐的杂言；这些特点由“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胡震亨《唐音癸签》）造成；最根本发生原理在于以辞配乐，是诗与乐在隋唐以新方式再度结合的产物。

（三）诗乐结合的传统。

1.汉魏乐府一般先有歌辞，后以音乐相配，所配的是清商乐。

2.唐五代词先有乐，所配的是隋唐新起的燕（宴）乐。

（1）沈括指出三类音乐：雅乐、清乐、宴（燕）乐。

①雅乐属周秦古乐系统，与俗乐相对，用于郊庙祭享。

②清乐在汉魏有平调、清调、瑟调，称相和三调，或清商三调（即宫调、商调、角调）→清商乐与吴歌、西声结合，在长江流域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南朝音乐主体→随南北政治统一，成为隋唐七部、九部或十部乐中的一部。

③广义可属清乐系统的南方音乐与胡乐、中原音乐交融，为唐俗乐总称的燕乐。

（2）燕乐起于北朝→统称胡乐的边地及境外音乐传入内地。胡乐的特点：

①以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形成繁复曲折的曲调，同时配有鼓类与板类节奏乐器。

②中原音乐与胡乐融合渗透，形成包含中原乐、江南乐、边疆民族乐、外族乐等多种因素、有歌有舞的隋唐燕乐。

③鲜明的时代风格，适合广大地域和多种场合，以俗乐姿态，适合日常娱乐需要。

（3）配合燕乐演唱歌辞除长短句形式的歌辞外，还有齐言的声诗。

①前者依乐制辞，后者选诗配乐，两者并行于世。

②一部分声诗在演唱中，为与乐曲更好配合，杂以和声、泛声等成分，后来被填成实字，即可能演变成长短句词调。

（4）曲调成为词调是有条件的，主要是短小轻便的杂曲小唱。

①其产生与唐教坊有关。隋有入词曲调产生→唐所传主要为太常曲和教坊曲。太常曲是太常寺下属大乐署的供奉曲，为朝廷正乐；太常曲少数转为词调。

②教坊曲大量转变为词调。开元2年玄宗置左右教坊，教俗乐，成为女乐和俗乐集中地；创制新曲，汇集并传播民间和地方乐曲。教坊为代表的俗乐机构，及以教坊妓为代表的歌舞艺人，在曲调创制、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四）发展历程：隋到初盛唐作品有限，呈偶发、散在状态→中唐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从事填词，从偶发走向自觉。

1.刘禹锡《忆江南》：“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依一定曲调的曲拍制作文辞，自觉把诗词区分，有了词的创作意识和操作规范。

2.元稹《乐府古题序》：韵文有“由乐以定词”与“选词以配乐”两大类，声诗与词并行，证明刘禹锡“以曲拍为句”是从词创作中概括出来，足以作为词体成立和“曲子词”创作自觉的标志。

3.“因声以度词”“以曲拍为句”，是依曲谱制作文辞，与后世据谱填词不同：

（1）由于曲谱失传或后世难通，只好以前代文人词作范本创作。

（2）学者将前代同调词集中比勘，总结每一调在形式、格律方面要求，制出词谱。

（3）词的制作便演变为依词谱填词。

（4）词由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转变单纯文学意义的抒情诗体。

二、敦煌词曲。

（一）基本知识：

1.作者范围广泛，多下层，时间大抵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

2.最重要抄卷《云谣集杂曲子》，收词30首，时间不迟于后梁乾化元年（911）。

3.词调除《内家娇》外，馀12调《教坊记·曲名表》有录，有慢词也有联章体。

4.创作早期性与作者成分民间性，具开始独立成体的过渡性特征。

（二）词与诗题材内容上：诗歌界域宽广，词多言闺情风月。

1.敦煌词虽多写男女情，但有更广泛取材。如写晚唐动乱局面（《酒泉子》）写坚守敦煌，威镇荒服边将（《菩萨蛮》）写商人逐利的不同境况（《长相思》）。

2.妓女题材也具未曾有的侧面。如“莫攀我”（《望江南》）不愿受损害、受凌辱的呼喊，说明在取材上还未和民歌或诗歌划界。

（三）体制上粗备型体，未完全成熟。

1.字数不定，韵脚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常用衬字等，说明词格宽，声辞相配要求不严，用韵方法简单，处草创阶段。

2.所咏内容一般与词调大致相符，这种“咏调名”现象属早期词调初创时特征。

3.造意遣词存民间词素朴风格，富生活气息。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菩萨蛮》）。

4.作者来源复杂，各篇体制成熟程度不同，思想到表现上的工拙、精粗、文野、差异大：拙朴是其本色，不少作品也讲究词藻华饰，甚至文白、纤巧朴拙，并见一篇中。

5.相当部分作品重心向抒情、市井化，甚至艳情化发展。《云谣集》中表现突出。

三、盛唐和中唐诗人的尝试。

（一）张志和。首唱作《渔父》五首。

（二）韦应物和戴叔伦《调笑令》反映边塞景象。

（三）元和后作词文人更多。白居易、刘禹锡。如二人唱和的《忆江南》。

刘禹锡《忆江南》已不再咏调名本意；女性和闺阁气质突出，意境更加词化。

一、《花间集》。

（一）后蜀赵崇祚于广政3年（940）编成《花间集》10卷。

（二）录18位“诗客曲子词”，凡500首。温庭筠、皇甫松晚唐，孙光宪仕于荆南，和凝仕于后晋，其馀仕于西蜀。

（三）最早的文人词总集。集中代表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进一步确立。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性质，奠定词体发展基础。

（四）欧阳炯《花间集序》：

1.在淫靡风气下创作，写供歌筵酒席演唱的侧艳之词，缛采轻艳，绮靡温馥，把视野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写女性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内心生活；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场景无非洞房密室、歌筵酒席、芳园曲径；虽写宫女幽怨等，中心是男女情爱。

3.艺术上文采繁华，轻柔艳丽，“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衣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序》）。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脂粉气。

二、 花间派鼻祖，第一个努力作词的人—温庭筠。

（一）把词同南朝宫体与北里倡风结合。

（二）风格不单一。

1.有境界阔大的描写，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

2.清新疏朗甚至通俗明快之作，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3.主人公活动范围基本不出闺阁，多秾艳细腻，绵密隐约。《菩萨蛮》（小山重迭）。不表现抒情性，而表现于感官刺激；用密集而艳丽的词藻，描写女性及其居处环境，具装饰性特征，内在的意蕴情思主要靠暗示，深隐含蓄。

三、西蜀韦庄。

（一）温韦擅诗，韦受白居易影响较深，温远绍齐梁、近师李贺。

（二）婉媚、柔丽、轻艳的，如“红楼别夜堪惆怅”（《菩萨蛮》其一）。

（三）温韦比较：

1. 温词客观描绘，虽时或寓沦落失意的苦闷，却非常隐约，只唤起深美的联想；韦词则直抒胸臆，显而易见，清疏的笔法和显直明朗的抒情—特色。

2.温词意象迭出，一两句能包含多层意蕴；韦词一首词围绕一件事。

3.温词绵密，韦词疏朗；温词雕饰，韦词自然。如《女冠子》（四月十七）。

（四）韦词抒情又具有深婉低回之致。“似直而纡，似达而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如《菩萨蛮》其二（人人尽说江南好）。

四、《花间集》其它作家有的在题材上有所扩大。如欧阳炯、李珣对南疆的描写，二人（《南乡子》）。

一、南唐文化修养较高，艺术趣味也相应雅一些。

二、冯延巳，字正中，词作数量居五代词人之首。

（一）虽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情为题材，但不侧重写女子容貌服饰，也不限于具体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心境意绪，造成多方面启示与联想。如《谒金门》（风乍起）。

（二）有些只表达一种心境：谁道闲情抛掷久？（《鹊踏枝》）

（三）由环境遭遇及思想性格造成的心境，提供广阔想象空间。王国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人间词话》）且影响到晏殊、欧阳修等。

三、李璟：忧患意识比冯延巳更深：菡萏香销翠叶残（《浣溪沙》）

四.李煜，字重光。虽题材内容前后期不同，但一贯特点是“真”：一任真实情感倾泻，较少有理性节制。后期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前期词写宫廷享乐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与陶醉，也不加掩饰，如《玉楼春》（晓妆初了明肌雪）。本色和真情性：

（一）用血泪写出亡国破家不幸；

（二）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词篇虽美，却丽质天成，不靠容饰和词藻；

（三）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亡国后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把遭遇泛化，获得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如《虞美人》《浪淘沙》。

五、南唐词境界较开阔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如冯延巳《鹊踏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