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道家一向提倡“未修仙道，先修人道”

因为道家提倡的孝道，是围绕修道这一目的展开的，孝道除了孝养父母师长之外，还注重其心性修炼的作用。而如何处理好个人追求与孝道伦理的矛盾，则正是修道者智慧的体现。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十分重视孝道，特别是儒家对孝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不过，大多数人不太了解的是，一向被视为与儒家有思想冲突的道家，其实也是重视孝道的。

说道家重视孝道，恐怕不少人会不以为然。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老子庄子都对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颇为反感，庄子曾借盗跖之口讽刺说，儒家的仁义道德是盗贼的工具：“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胠箧》）

老子也曾经说过：“仁义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就此看来，被儒家视为无上要义的孝道“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与”在道家这里似乎只存在负面的意义。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道德经》《南华经》，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儒家和道家兴起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秩序解体，攻伐征战不断，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思想家们都期望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儒家认为恢复周公所制定的礼法制度，就可以治天下。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而道家则认为，提倡仁义道德，选贤举能等等，并不能真的带来社会安定，反而只会增加人们的贪欲、竞争之心。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当社会不断呼吁或标榜道德、贤能的时候，道德贤能的名声就会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源，要么能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或者能得到政府的赏识，加官进爵，就会出现各种作伪的情况。

比如在汉代，朝廷要求地方推举有道德、有名望、有才干的人，本意是要选贤任能，结果却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到了魏晋时期，这种选举制度被贵族把持，更导致了世家门阀垄断官职的情况。再如宋代的理学家要求士人严格道德修养，“存天理，灭人欲”，结果培养了一大堆“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道家正是看到了这种“提倡”会带来的负面后果，因而要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其目的并不是说真的反对任用贤能、反对仁义孝道等道德，而是反对刻意的崇尚这些东西。

道家认为“名者，实之宾也”，社会道德的提升，需要的是真正的落实、实践，而不是宣传口号。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才是最终的目的。

道家的这种主张，倒是和明代大儒王明阳的看法很一致，王明阳认为，实践儒家道德，最根本的是知良知，因为“知是心之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大概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学大师钱穆认为明阳学沟通了道家和儒家。）

道家一向提倡“未修仙道，先修人道”，所以很重视对父母的孝养。因而各种经典、戒律中提倡孝道的文句、言论真可谓数不胜数。

《太平经》曾说：“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抱朴子》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太上老君说父母恩重经》更是反复讲述了父母养育儿女的艰辛，要求修道者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并指出行孝道者会得到神明保佑：“若孝悌者，一家之中，老少安乐，天人钦仰，神明守护”。而不遵孝道者不仅会受到世俗的批评，死后更可能堕入地狱受苦。

《太上感应篇》也提倡“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反对“虚诬诈伪，攻讦宗亲。”

道家对孝道的提倡，当然与儒家的影响有关系，但不同于儒学的是，信徒对这种孝道宣扬的接受，是基于自己个人的信仰，而不是出于世俗的名利追求，因而不至于带来“伪道学”的后果。

在道家中，以提倡孝道著称的，当属净明忠孝道。该派将道德伦理尤其是忠孝视为修性炼命的根本，认为天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只有行忠孝之道才能得道，故而行孝道是修道的第一步，“行净明法，可以先学孝，次学炼身形”（《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认为修炼之道是“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玉真先生语录别集》）

在净明道的修炼中，孝道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心性修炼的功夫。认为“忠孝之人，持心直谅，秉气温恭，是非不能摇，淫邪不可入，十善俱备，五逆咸消，一心之中，外物不汩，自然成就，毕竟有成。”（《净明黄素书》）

《净明忠孝全书》还说：“至孝之道，修持久久，复其本净元明之性，道在是矣。”同样的，净明道反对符箓科仪的滥用，认为只要精修忠孝之道，自然能够与天地神明沟通，一念起即能获得感通，不需要复杂的法术，而各种“后天之法，不曾究竟得一个大本领，搬出许多枝梢花叶”，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

正是因为忠孝是修道的根本，所以净明道认为，本派提倡的忠孝，比儒者的道德修养来得认真多了。（《玉真先生语录内集》：“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

如前所说，道家对孝道的提倡，并不是停留在文字语言宣扬的层面，而是存在切实的实践。这里不妨以史料记载最为丰富的全真教为例，对道家的孝道实践作一介绍。

全真教自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孝道的提倡与实践。重阳祖师曾将《孝经》列为修道者必读典籍。七真不仅自身以孝道著称，也十分重视劝人行孝。如谭长真有诗云：“内侍孀亲行孝道，外持真正合三光”，认为在家行忠孝就是修道，不一定必须出家。

更著名的则是邱长春西行见成吉思汗，曾借天雷示警劝勉成吉思汗：“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成吉思汗采纳了这一建议，这不仅有助于改变游牧民族的习俗，也有助于蒙古民族接纳汉族文化，可谓一举多得。

许多全真高道以孝道著称于世。如马丹阳出生于“孝义之坊”，“以孝悌见称”。刘长生“谨侍孀母，特以孝闻”。再如丹阳门下周全道“夙丧其父，生理萧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疗不愈。先生割股，与药同进，厥疾乃廖，乡党以孝闻。”后因母丧，为报父母之恩，遂拜丹阳宗师而入道修行。

其他如崔道演、陶彦明、吕道安等也以孝道闻名。再如重玄子孟志源，年少出家，后因战乱“昆弟皆为兵乱荡散，而父母失依，公乃扶二亲就己所居，致孝养之力三载。虽二兄还，其安置省问诚敬之礼未尝缺。”（《重玄广地弘道真人孟公碑铭》）

道家的孝道实践，不仅针对生身父母亲族，更特别重视对师长的孝道。盖道家认为，肉身为父母所生，但法身则为师长所与。《元始洞真决疑经》云：“念法师，是真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师者，父也，我若无师，不能得道”。师长的恩德，甚至高于父母。

《玄门晚课》结经偈在回向时云：“师资与父母，法界同宗亲，现存增福寿，过去早超升”。就将师资与父母并举，且置于第一位。在孝师的实践上，全真教也特别突出。其弟子一般十分敬重师长，常称师为“父师”（《长春真人西游记》），事之如神。

对师长的身后事也十分看重，如清和为长春修造处顺堂，又大力营建终南山一带的宫观，并重新安葬重阳祖师。重阳祖师羽化后，丹阳等四真在终南山守墓三年，清和宗师羽化后，其弟子“皆庐墓终身”，这都是孝道真诚的体现。

同样是提倡孝道，修道者与儒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区别，例如道家从因果轮回的角度认为，众生之间都存在亲缘关系，因而将孝道的对象扩大化，提倡慈心下气，恭敬一切，“见……一切男女如同父母，至于六度轮回，皆父母也。”（《丹阳真人十劝碑》）

再如道家重视对先人亡灵的超度救拔，相关内容在道家斋醮科仪中十分丰富，兹不赘举。

另外，道家也不认同“三年无改乃父之道”式的愚忠愚孝，因为道家提倡的孝道，是围绕修道这一目的展开的，孝道除了孝养父母师长之外，还注重其心性修炼的作用。而且如前所述，师长传道之恩要胜于父母生身之恩，因而慧命的延续，修道的精进，比恩养父母肉身更为重要。

而且修道要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其追求的是个体生命的超越，这不是唯父母之命是从者所能做到的，而如何处理好个人追求与孝道伦理的矛盾，则正是修道者智慧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全真祖师们出家不忘行孝的做法，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完美范例，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