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薛龙春：朱曼倬先生的颜学研究

朱曼倬先生的颜学研究

王家葵  薛龙春

中国美术学院首届书法专业研究生五人，朱关田（曼倬）先生的考据学术允称第一。曼倬先生潜心唐代书法史四十年，是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1]。所撰《唐代书法考评》《唐代书法家年谱》《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初果集》《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等，为书学研究者案头必备；论者评价其成就，“贯通三百多年的隋唐书法史，积功至巨”[2]。尤为难能的是，先生主政浙江书坛十余年，处交游酬酢激流之中，仍用志不分，从事学术研究，成果踵出，为书坛瞩目，也为年轻一辈学者作出极好的示范。

颜真卿是朱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先后出版《颜真卿传》《颜真卿年谱》《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主持编撰《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颜真卿书法全集》，内容涉及史学、书学、金石文物等多个领域，套用“红学”的说法，朱曼倬先生是“颜学”——颜真卿之学在新时期以来的集大成者。

一、史传诀微

朱曼倬先生修习书法专业，导师之一沙孟海先生强调“学问基础”，另一导师陆维钊先生早年曾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助教，于史学尤称专门。故傅璇琮先生序《初果集》，谓朱先生“于史学领域亦多有填补空白的功绩，实为嘉惠后学的大手笔”，称赞其“不颛意于书学一隅，而有治史的襟怀”[3]，洵非虚誉。通阅《颜真卿年谱》《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两书，最能体现“良史之才”。

（一）《颜真卿年谱》

年谱是传记的变体，以编年方式叙述谱主生平。编撰年谱看易实难，谱主资料稍微齐备，即可按年月剪裁成编，但要达到梁启超所言“人的专史”之高度则非容易。

南宋留元刚编过一部《颜真卿年谱》，通常附刻于《颜鲁公文集》之后，清代黄本骥病其简略，乃“博稽史传，详采遗文，按岁重编”。黄谱远较留谱详瞻，补缺纠谬为数不少。

曼倬先生所编《唐代书法家年谱》其卷六即为《颜真卿年谱》[4]，2008年出版的单行本《颜真卿年谱》[5]则为定稿。此谱“以颜真卿的传奇一生为经线，以相对独立并且置于突出显要位置的人物交游和作品考证为纬线，以风云变幻的唐代历史事件作为谱主宦海沉浮的大背景，旁收远绍，评人论世”[6]。朱谱依正史本传及殷亮《颜鲁公行状》所载事迹为主干，其援引史传者，大多能发明补充；史传所无，则广引博采，史乘典章、诗赋文集、金石著录、书画题记、碑碣墓志，靡不涉猎；较之留、黄二谱，颇能廓清事实，破千载之昏眯。

如鲁公遇害之年月，异说甚多。《旧唐书·德宗纪》谓贞元元年（785）正月“癸丑，始闻太子太师鲁郡公颜真卿为希烈所害”，本传则云“兴元元年（784）八月三日，乃使阉奴与景臻等杀真卿”。《颜真卿神道碑》亦谓“今上兴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薨于蔡州之难”。《新唐书·德宗纪》则说贞元元年八月“丙戌，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此与《颜鲁公行状》说“（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景臻等害于龙兴寺幽辱之所，凡享年七十七”合，但《新唐书》本传言卒年七十六为小异。

留元刚最先发现此问题，乃根据颜真卿贞元元年正月十九日尚有《移蔡帖》，故判断《旧唐书》所记颜真卿于兴元元年八月三日遇害，次年（贞元元年）正月京师闻讣的说法为不可靠。又考证颜真卿年岁云：“按，大历十三年公年七十，为刑部尚书，三抗章乞致仕，不允。后死于贞元元年，当年七十七。”

留谱未书卒日，贞元元年条仅云：“八月，希烈使阉奴与辛景臻等缢杀公于龙兴寺。”[7]黄本骥同意留元刚的意见，并提出颜真卿遇害的具体时间为贞元元年八月十三日乙丑，至同月二十四日丙戌始闻于朝[8]。

朱谱正文谓颜真卿以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遇害于蔡州龙兴寺”。考证部分先引《颜鲁公行状》的记载，指出作者殷亮为颜真卿内侄，故“所记当不误”；又举李皋《请表太师颜真卿忠节疏》云：“臣见蔡州归顺脚力张希璨、王仕禹等说，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见封，有邻儿，不得名字，云希烈令伪皇城使辛景臻、右军安华于龙兴寺杀颜真卿，埋于罗城西道南里，并立碑。”两相佐证，可为信史。至于《旧唐书》颜真卿卒于兴元元年八月的谬说，朱谱认为可能是受《颜真卿神道碑》的误导。按，《颜真卿神道碑》开篇即说“今上兴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薨於蔡州之难”，正文叙事则云：“贞元初，希烈陷汝州，是时公幽辱已三岁矣，度必不全，乃自为墓志，以见其志。是年，遇害于汝州之龙兴寺，春秋七十有六。”时间上自相矛盾，故判断首句之“兴元元年”，乃是出于“传刻之讹误”。这段考证如老吏断狱，曲直分明，最为可信。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之谓也[9]。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年谱以北宋吕大防《韩文年谱》《杜诗年谱》为最早，其做谱的动机，乃是“觉得那些文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10]。

同样的道理，书法家年谱也需要将重要书法作品编入。留谱、黄谱皆注意及此，但局限于条件，收录不全且讹误甚多。按照曼倬先生的意见，颜真卿的书迹具有“文物、文献、书法艺术三重价值”[11]，朱谱全面检视颜真卿传世作品，辨别真赝优劣，考订年月事迹，较之旧谱乃有长足进步。

朱谱尤其注意梳理颜真卿的交游，在每一年主要事迹之后，设立人物交游考证专项，全谱涉及关联人物三百余名。这样的安排颇具创意，如陈根民先生所论：“（朱谱）借由所交游人物这一视角，很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味、影响力以及历史地位等。对于朱关田本人而言，他原本就极为看重书法家的社会交往活动，从来不把书法仅仅看成是纯粹的、只局限于书斋雅室里的游艺遣兴而已，而一直将书法行为置于历史大文化、大背景的前提下来关照和研究。因为在他看来，古代的书法绝大部分属于政治家与文化人（或一身而兼政客、文人等）的心画，脱离了历史环境，单纯去讨论书法，似乎变得意义一般。正因为如此，他对颜真卿的交游特别地强调，在谱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对于颜真卿交游研究的确是一把理想的深入堂奥的钥匙。由于颜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出身世家阀阅，身份显贵，因而其交游范围之广泛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几乎涵盖渗透了当时朝野的各个层面。”[12]

曼倬先生这部《颜真卿年谱》，不仅是书法史研究的翘楚，“为当今谱牒学领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3]，在唐史研究领域也属上乘之作。

（二）《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14]

坊间有颜真卿传记数种，曼倬先生也写过《颜真卿传》[15]，而具别传性质的《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16]则更加精彩。

白谦慎先生讨论年谱与学术专著的关系时指出：“学术专著讲究论述阐发，年谱基本上录而不述，详细记录谱主生平事迹的点点滴滴，可以保存更多的原始材料，正好和学术专著互补。当一位学者编过年谱后，就会对谱主的生平事迹了然于心，做其他方面的专门研究自然能左右逢源。”[17]

《吴兴太守道家流》完成于《颜真卿年谱》之后，正是由年谱衍生出来的优秀学术专著。全书八个章节，从对颜真卿出守湖州时间的质疑落墨，对颜氏在湖州四年多时间里的政务周旋、学术活动、宗教寄寓、周边友人、诗酒唱和及书法作品进行详细的钩稽、考辨与评述。其可重视者有二：一是作者对于唐代史书、笔记与文学作品相当熟悉，故能旁征博引，条串勾连，对相关史实随时进行辨正补益；二是作者精于书法，故对于作品真伪之判断、优劣之比较，匪仅据旧说敷衍成章，而是敢下断语，申发新意。

本书最大的亮点，与其说是书法方面的，毋宁说是史学方面的。比如本书开篇即对颜真卿出守湖州时间进行考证，引颜真卿《宋璟碑》《臧怀恪碑》及《与夫人帖》入说，指出颜氏注授新职必在大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承迁葬之后。这一论证足以推翻殷亮《颜真卿行状》及留元刚《颜真卿年谱》九月之说。他如指出赞宁《宋高僧传》以为皎然与颜真卿早事交游，《全唐文》将《泛爱寺重修记》收归颜真卿名下，陆游以张志和《渔歌子》中“西塞山”为蜀地名矶等等，皆属舛误。对于这时颜真卿的佞佛、谀鬼，与人交往多不及政事和宴集联句潇洒从俗等景况，使之在“忠臣烈士”的历史形象之外，更提供了不少鲜活的面向。凡此种种，正可见得朱先生的研究脉络与清代学术传统间紧密之关联。

《颜真卿在湖州》一书对于唐宋书史及书学文献亦随手订正。如根据羲、献父子曾出任吴兴太守，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亦寄籍于斯，然而颜真卿对此皆漠不关心，传世文字尤鲜涉及二王，进而论证鲁公追摹右军书法之事或属可疑。颜真卿一生未入集贤院，无由接触内府名作，又非识鉴之才，盖一善书而不知书者也。通过考察，朱先生认为，苏轼以颜真卿《东方朔画赞》乃临摹王羲之原本及桑世昌认为颜真卿曾临摹《兰亭序》，皆为不经之说。

今天的书法史研究多强调书史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满足于讨论书法风格如何传承、影响及技法手段如何转换的固有程式，则我们的研究永远无法参与到当代学术的对话之中。久而久之，书法史研究不仅会不断边缘化，为其他社科研究者忽视，而且自身的视野也会不断变得狭隘与单调。所谓鼓铸旧钱，必致粗恶。今天的艺术史研究越来越强调研究者能够在具体历史时空中，把握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微妙关系。人们所关心的也许不完全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所指涉的社会史内容，比如艺术品所使用的材料、艺术品的功能、艺术品生产和存放（或展示）的场合、艺术品的消费与流通方式，等等。对于环境的关怀，总是相对“开放”的，研究者需要竭尽全力寻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来重构艺术史的场景。 

对于这些新兴的研究企向，朱曼倬先生或许未必关心，但是他所秉承的学术传统（甚至包括叙述传统），却有效地实现了书法研究与相关研究领域的沟通。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因为接触不到书法史研究领域的素材而觉得狭隘，朱先生使用的材料与得出的结论或许能为他们提供重要的依据与线索。譬如本书对唐代文学集团多所属意，颜真卿主持编纂的《韵海镜源》是我国最早集释诸书文字训诂的一部词典，修订于湖州任上。除了揭橥本书的学术价值之外，朱先生认为，纂修活动因积聚大量文学之士，诗酒唱和，无意之间形成了以江东文士、州县属吏为主体，以颜真卿、陆羽和释皎然为领袖的文学结社。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颜真卿乃是李华、萧颖士集团的一位健将，只不过文名为书法所掩。这将裨益于唐中叶的文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先生的研究不仅体现为书法史场景的重构，也对其他学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朱曼倬先生善于将书家及作品置于历史框架之中加以讨论，其间有看不到的人生阅历在起作用。如苏轼认为，颜真卿在湖州追立放生池碑，有谏言肃宗之意，此说在书史上所得响应最多。但朱关田考证此碑追立之时，代宗执政已逾一纪，因此他的追立意不在谏，而在于怀旧，在展示先帝恩德及前朝寄重的同时，亦可寻索颜真卿现实的用心。又如在讨论徐浩与颜真卿书法地位时，朱关田指出徐浩书名当日远过真卿，乾元初年窦臮的《述书赋》已记其善书，而有关颜真卿书法的评论直到晚唐才出现；徐浩因旧居中书，且掌集贤院事，他的真、行二体在当时有巨大影响，院内书手大多根底徐浩，而中唐之后的墓志书风亦多从徐浩出。虽说陆羽《论徐颜二家书》抑徐而扬颜，但朱关田认为不过出于文人意气，不能因此混淆了徐、颜书法在当时的实际地位和影响。 

目前的古代书法史的研究，多竞谈方法。其实方法只是一种视角，而门径大抵相近。若没有对文献与图像资料的细致搜集与排比，没有对史料有机的勾连与阐释，没有对作品风格与形式切实的把握，再高妙的方法也难以奏效。朱曼倬先生关于颜真卿的史学研究，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正是一种踏实恳切的研究作风和基础研究的魅力。

二、书学研究

按照传统史学习惯，艺文尚在事功之下，故《旧唐书·颜真卿传》仅言“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新唐书》稍稍增益“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数字而已。沙孟海先生撰《近三百年的书学》刊载《东方杂志》，可算是书法进入现代学术领域之嚆矢。朱曼倬先生书法科班出身，又得老辈亲授，于书法研究最是当行；颜学领域，在颜真卿书法评价、颜真卿书迹考证等方面皆有创造性贡献。

（一）《颜真卿书法评传》

《颜真卿书法评传》刊于朱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25·隋唐五代·颜真卿一》[18]，与颜真卿书法相关的论文还有载于《唐代书法考评》中的《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影响》[19]，载于《初果集》中的《颜真卿与徐浩》[20]，以及《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之第四章“雄秀独出的颜真卿”[21]。

评传从颜真卿家族的书法传统入说，“（颜氏家族）自西晋迄唐，以儒雅传家，重在学识，尤以训诂、书法见称于世”[22]。引颜真卿《草篆帖》“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著名者如九世祖颜滕之，因为草书有风格，见称于梁武帝；六世祖颜协以工草隶，名闻荆楚间；曾祖颜勤礼也曾以能书名世；祖父颜昭甫硕学鸿儒，擅长篆隶草书；父亲颜惟贞自少失怙，寄养在舅氏殷仲容家，和其兄颜元孙一起接受殷氏笔法。由此见其书法成就之渊源有自。

朱先生注意到，五世祖颜之推虽精研字学，却视书法为杂艺，在《颜氏家训》中明确告诫“此艺不须过精”，谓“慎勿以书自命”，由此影响颜真卿的书法态度。评传指出：“颜真卿秉承家教，起初亦慎勿以书自命，其书契之作，意在适用记事而已；唯其性之爱重，所见亦多，玩习趋变，随意自娱，不求其名而反显其名。”

循此思路，为颜真卿早期书作《多宝塔碑》被斥为俗书、“近世椽吏家鼻祖”提供一种解释。评传说：“颜真卿早年‘学书计’，自然出于家庭的传授，受到殷仲容书风的影响，或如其伯父、二兄全仿古人。加上书法自陈隋以来，渐趋匀整，入唐则更加严正，敛入规矩。颜真卿曾参加吏部铨选，而其铨选‘楷书遒美’为其择人四才之一。这种‘楷书遒美’的标准，是受到当时时代书风的左右。当是时，褚遂良为一代教化主，天下习褚书者十之八九。褚殁之后，薛稷、钟绍京、魏华、魏栖梧辈并主书坛，狂逸如张旭，其楷书《郎官石柱记》平实劲健，也难脱尽时代的风尚，更何况承绪家法的颜真卿。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时，年届中年，其书之所以匀稳腴劲，秀媚多姿，不同于他以后所书碑版的风貌，正是时代使然，岂能严加苛求，以后责前。”

《东方朔画赞》作于《多宝塔碑》之后两年，评传认为：“鲁公一一以方整之笔书之，一无性情可见。其铭石记事之间，实类似秘书省楷书手誊录善本，一笔一画，意在文字楷正为善。其方严腴劲、秀媚多姿者，乃平常书判写牍功夫。”《东方朔画赞》传世拓本剜凿失真，是否纯出于“书判写牍功夫”，尚可讨论，但将这段话移评《多宝塔碑》，尤其是晚近新出之《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则确定不移，此正是王世贞谓颜早年书法“不无佐吏之恨”者。

大历年间为颜真卿书法的鼎盛时期，朱先生总结说：颜真卿自肃宗朝始，仕途偃蹇，不能尽信于君，尤其永泰二年（766）因忤权相出贬外郡，心灰意懒，不复有功名羁绊，其俯结隐逸，广交文学，雅好摄生，尤佞佛理，且抚、湖之任，政简务闲，既不外张，亦无自贬，悠然而具王谢之风，于诗文之外，多寄情翰墨，以书自娱。是故常常自采乐石，命吏干磨砻，然后擘窠大书，由家童镌刻之。综观鲁公存世书迹，十有八九出于斯时。颜真卿于书遂始见矜练，力求文质并重，以臻适宜。所以《续书断》有称鲁公大历年间书法千变万化，各具风韵，“观《中兴颂》则宏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朱长文之说虽别具会心，然于鲁公晚年之笔，不失笃论[23]。

历史研究不应该被道德评价所左右，但考索颜真卿书法地位之构建，讨论颜真卿书法之接受，皆离不开道德考量。朱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颜真卿的“忠节”与“颜体”形成之关系，在1981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唐代书法的源流》中说：“颜真卿平生的卫道思想和尽职行为，尤其是他的死节，正是统治集团‘表忠义，劝来世’的难能可贵的教材。颜真卿的人品，遂为楷模，而受到时代的颂扬。‘如公之忠贤，使不善书，千载而下，世固爱重，况超逸若是，尤宜宝之。’由此，颜真卿刚健雄浑的艺术风格，随着他的政治声誉，影响日益深远。他的书法地位，也就日益隆大，几乎直趋书圣王羲之，取而代之。”[24]

这一观点不仅在《颜真卿书法评传》中有进一步说明，《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影响》还由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把颜书比作“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因此引出一段重要议论：“我们这里不讨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字是否如同颜书，也不讨论学习颜书是否便是忠臣。但是，从中可以说明，颜书之所以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道学家们所利用，使之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不仅仅是颜书破二王书体，别树一帜，而更主要的是由于颜真卿的‘忠节’，可以为统治阶级‘表忠节，劝来世’，为他们的政治服务。正是由于历代地主统治阶级利用了颜真卿这个忠臣偶像，又加上颜书的独特风格，而这种独特风格符合儒家雅正的艺术标准，更能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所以在宣传过程中常常突出他的继承性，甚至把他的书法艺术直接归纳到王羲之正统的轨道上，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颜真卿推陈出新，移风易俗，应顺历史发展规律，大胆变革的进步作用。”[25]

颜真卿与徐浩交游之考察，是朱曼倬先生颜真卿书法研究中的一项个案。《多宝塔碑》由徐浩题额、颜真卿书丹，由于此碑脍炙人口，在学书者心目中，徐颜二氏似乎理所当然地“亲密无间”。按，徐浩与颜真卿年龄相若，唐人即将二人并举，如陆羽《论徐颜二家书》说：“徐吏部不授右军笔法，而体裁似右军；颜太保授右军笔法，而点画不似。何也？有博识君子曰：盖以徐得右军皮肤眼鼻也，所以似之；颜得右军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此即显例。宋代米芾也有一段议论涉及徐浩与颜真卿，《海岳名言》云：“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言下之意，颜真卿的书法一定程度得自徐浩的传授。

朱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在《徐浩事迹系年》天宝十一载徐浩题颜真卿所书碑额条下专门提出，玄宗以来，历肃、代、德宗三朝，徐颜同朝为官，二人联手书碑，仅此一例。至于颜真卿书《郭敬之墓碑》，其阴郭敬之子孙题名由徐浩书题，颜书《王密德政碑》与徐浩书唐德宗敕同在一石，皆属于“各书其文，两者互不关联”。徐浩是权相元载党羽，颜真卿则因谏阻元载引用私党而横遭贬逐，朱先生认为：“徐、颜两人盖宗派相异，忠奸有别，遂互不往来。”[26]以“忠奸”判断交往，结论似嫌武断。比如颜真卿大历五年应徐縯之请，为其父徐秀撰神道碑，此碑由韩择木书丹，李阳冰篆额。据《新唐书·元载传》，元载败，“与载厚善坐贬者”达数十百人，其中即有徐縯。徐显然是元载的党羽，而颜真卿仍应其请求撰写父碑，关系不可能不深。

颜真卿与徐浩的交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朱先生对《海岳名言》之辩误则是十分正确的意见。朱先生指出：“徐浩、颜真卿、张旭三位都是唐代大名家，耳熟能详，但具体如何，细究起来问题还是不少，如徐浩为鲁公辟客，鲁公守平原时固有徐浩为其抗叛义军之将士，然其‘浩’为讹字，本作‘皓’，‘白’字旁非‘水’字旁，米芾误涉。又如徐浩、鲁公相传并为张旭弟子，浩传世有《书论》，鲁公亦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主张大小一伦，这是否出自张旭传授，是大可质疑的。”[27]

（二）《颜真卿书迹著录散记》

书家作品是书史研究的基本材料，辩真赝、考年代为第一要义。朱曼倬先生精通书法，熟悉史料，对颜真卿传世书迹有深入考证，其成果先后见于《唐代书法考评》之《颜真卿书迹考辨》[28]，《唐代书法家年谱》之《颜真卿书迹考略》[29]，而以《初果集》之《颜真卿书迹著录散记》[30]最为详密。

沙孟海在《唐代书法考评》序中说：“曼倬此书，主要在考人、考事、考时、考地、考言、考行、考仕历、考书迹、考渊源、考影响，先作考证，然后给予各人以评价。他的工作是踏实的工作，他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31]朱先生对颜真卿书迹的研究，也是采用这样的科学方法，综合各种因素，谨慎结论。

颜真卿书迹以《雁塔题名》为最早，这是开元二十二年（734）颜26岁举进士第后所题，留元刚摹刻入《忠义堂帖》，今存残卷不见此题，至为遗憾。

1997年河南偃师出土《郭虚己墓志》，2003年洛阳出土《王琳墓志》，分别刻于天宝八载（749）、开元二十九年（741），早于天宝十一载（752）所立《多宝塔碑》，成为目前存世最早的颜真卿书法作品。如《颜真卿书法评传》所论，《多宝塔碑》为颜真卿早期书法，“虽然受到殷仲容以及二王、褚遂良、张旭诸家的影响，但已在此基础上趋于精密腴劲，成为颜真卿书体的初期面目”[32]。而《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的出土，颜真卿楷书早期发展轨迹一下子明朗化了。故朱先生认为，就书法意义而言，二志“虽然早于是碑（指《多宝塔碑》），但因其墓志形小字细，闻世又迟，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33]。

书画赝伪古已有之，朱先生特别擅长利用史料证伪、鉴真。如赫赫有名的《自书告身帖》，著录首见于《忠义堂帖》，墨迹本今藏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朱曼倬先生以四点理由质疑此件的真实性。

一则时间与史书记载不合。告身提到“太后崇徽，外家联属，顾先勋旧，方睦亲贤”，这是指德宗生母睿真皇后沈氏，安史乱中陷于东都，遂失所在，莫测存亡，德宗即位以后遥尊为皇太后。具体时间，两《唐书》皆记为建中元年八月丁巳，即二十六日，与告身所署时间八月二十五日不合。不仅如此，颜真卿迁太子少师的时间，据《旧唐书·德宗纪》为八月戊午，即二十七日，颜真卿自撰之《颜家庙碑》说为八月己未，即二十八日，皆较告身之二十五日为晚。

二则注官与制度不合。唐代职官以勋官、散官与职事官结合，“阶高拟卑曰行，阶卑拟高曰守”。告身三省复审官员如于邵“银青光禄大夫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其中“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三品文散官，中书舍人是正五品职事官，此属于“阶高拟卑”，应该写作“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同理，其后“正议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国吴县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在“正议大夫”与“吏部侍郎”之间也当有一“行”字。

三则违背唐代铨选制度。唐制百官注拟必经三铨，即《旧唐书》所谓“三铨注拟讫，皆当铨团甲，过左右仆射。若中铨、东铨，则过尚书讫，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然后进甲以闻，听旨授而施行焉”。《朱巨川告》所记：“朝仪大夫守给事中臣崔容读，银青光禄大夫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臣杨炎省，侍中阙。”与制度一致。《自书告身帖》则少侍中一款，给事中条不署名姓，且误“读”为“审”，杨炎条下夺一“臣”字。按，给事中以“审”为“读”，乃是潜越职事，不合章程。杨炎署款不称臣者，更是大不敬。颜真卿曾在吏部任职，熟悉三铨之事，且身为礼仪使，有“深达礼体”之称，对此无礼之事，岂能熟视无睹。不仅如此，此帖“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建中元年八月廿六日，告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二十六字，为《赠殷氏兰陵郡太君制》中语，见《忠义堂帖》。按例，《太师少师告》中亦不当有此语。

其四，颜氏世代重视字法，颜元孙曾撰《干禄字书》，分正、通、俗三体，其中专门提到：“若须作文言及选曹诠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颜真卿也曾在大历九年书丹立石，以示后人。告身属于雅言，高文大册，理当择正体而书之。但告中“规”“年”“当”“启”“光”“徽”“况”“属”“专”“叔”“稷”“本”“体”“亦”诸字一反常规，弃正体不用，而择通体或俗体书之。此外，还有“懿”“罄”等字写作别体字。

如此，《自书告身帖》为伪作，可无疑义矣。[34]

《王琳墓志》晚近新出，因为非正常发掘所得，且同时出土两石[35]，作为目前所见颜真卿存世最早书迹，风格与稍后的《郭虚己墓志》《多宝塔碑》差别较大，真伪问题乃无可回避。

朱先生注意到，此志颜真卿结衔为“朝散郎前行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墓主王琳以开元二十九年秋七月薨，考颜真卿以开元二十六年在校书郎任上丁内忧，守丧洛阳，上一年服阕，墓志用“前”字，盖当时尚未迁转，此为合理也。这一细节应该是作伪者不易考虑周全者，遂为真实性提供保证。但徐峤为当时名士，祖孙三代为中书舍人，何以令年仅三十三岁且无显赫书名的九品前资官颜真卿书写夫人墓志，也需要提供解释。朱先生引《旧唐书·徐坚传》谓坚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则岑羲为徐峤舅氏。又据《颜真定碣》，颜真卿为岑羲之兄岑献的内侄，则颜真卿与徐峤为群从兄弟，故徐峤虽然年长秩高，请颜真卿书写墓志也在情理之中。

颜真卿稿草书以“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争座位帖》）“三表”（《谢赠祖官表》《谢兼御史大夫表》《让宪部尚书表》）最有名，朱先生考证及综述前贤鉴定意见认为，六件作品中只有《祭侄稿》[36]与《争座位帖》为颜真卿真迹，三表“殆出自市井书估之下三流者也”[37]，《祭伯父文稿》则“本自祭文而作伪，出一习颜氏行草书者手笔”[38]。

这些看法都非常正确，我还想贡献一点意见。如《祭侄稿》《争座位帖》都是文本写定以前的草稿，故涂抹改易随处可见。可以想象，这样的草稿之所以能够保留，首先归于作者本人收贮文件资料的良好习惯，也得益于作者后人对祖先遗泽的珍护，更重要的是，一定在某个时间被热爱书法文物的人（官方或者商贾）以“抄底”的方式收藏，然后渐渐分散，成为书法名品。

按，《洞天清录·古翰墨真迹辨》“鲁公真迹”条说：“颜鲁公之后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闻其家有鲁公真迹一筐，以狱事罗织之而择其尤者摹郡斋，筐书遂归泉南，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声妓自随，一夕暴雨洪水发漂，所居无踪迹，其人暴尸溪侧，筐不知所在。”[39]此事发生在南宋，应该是影射永嘉太守留元刚之巧取豪夺，所言“择其尤者摹郡斋”，即是指《忠义堂帖》。故事所言不一定真实，但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颜真卿家藏手迹流出世间的曲折反映。颜真卿的后人枝分叶布，《祭侄稿》《争座位帖》等墨迹应该是更早一些时间，比如唐末宋初，某一族后裔因故散出者。

颜真卿的传世作品，碑刻以外，信札占了很大比例。其中正式书函如《与李太保八帖》（包括著名的《鹿脯帖》《乞米帖》）《与夫人帖》等，平阙、称谓、寒暄问候语皆符合书仪。而如《修书帖》《蔡明远帖》《邹游贴》《乍奉辞帖》《守政帖》《文殊帖》《湖州帖》《刘中使帖》《草篆帖》等，不仅行草字大如胡桃，格式也完全不符合书仪，恐怕不是正式书信，而是自家留存的备份文件，与《祭侄稿》等以相同方式从家中流出。

如果这一推测合理，其他一些形制特殊的颜真卿书迹也可以获得新的解释。比如小字《麻姑仙坛记》，黄庭坚说“乃庆历中一学佛者所书”，《集古录》则谓“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莫衷一是，此或许颜真卿写碑以前设计的“小样”；又如《送刘太冲序》，形制与前述书信底稿近似，或许也是家中留存者；甚至如《自书告身》，现在流传者固然可能出于后人伪造，但其造作的依据，或许就是家中旧藏的原件。

（三）《颜真卿著述考》

颜真卿著作宏富，历乱散佚，宋代以来，经宋敏求、留元刚、黄本骥等整理编辑，基本完备。朱曼倬先生有《颜真卿著述考》[40]，主要是对黄本骥所编《颜鲁公文集》的补苴与辨正，其中讨论《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论》《永字八法颂》两则涉及书学。

颜真卿曾得张旭传授笔法，他在《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自述说：“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详，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尝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宋代乃有题名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出世，后收入文集，并被留元刚编入《颜真卿年谱》；此篇除文本外，《职思堂法帖》收有天宝五年颜真卿具名的手写本。

《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论》一篇被认为是颜真卿的重要书学思想，如沈尹默《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对此篇有专门阐释，有论云：“钟繇概括地提出笔法十二意，是值得学书人重视的。以前没有人作过详悉的解说，直到唐朝张颜对话，才逐条加以讨论。”[41]其实，宋人即对这篇有所怀疑，朱先生考证文本认为，所谓“平、直、均、密、锋、力、转、决、补、损、巧、称”十二意，“纯属空谈，一无妙理”。十二意以及二王、元常优劣论，俱出自《法书要录》卷二所收《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其他问答词也肤浅枝蔓，多见抄袭之辞。更据史实论证《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论》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时间皆有抵牾，判断此篇“为后人伪托，或可无疑矣”。这一论断具有说服力，可以成为定论者。

《永字八法颂》首见于《书苑菁华》，后收入文集。朱先生乃详考颜真卿从早年《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到中晚年作品《郭氏家庙碑》《李玄靖碑》《颜氏家庙碑》诸“永”字，皆不依所谓“八法”来书写，由此断定其出于后人伪托。

所以朱曼倬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明确说，“颜真卿存世不见论书之作”，唯可以从永泰元年所作《刑部侍郎孙逊文集序》窥见其艺术观点[42]。

三、法帖新编

对书法家而言，作品集的意义甚至超过文集，法帖亦可归于作品集的范畴。朱曼倬先生似乎没有重编颜真卿文集的打算，他更偏重于颜真卿作品集的研究与纂辑，如对《忠义堂帖》的研究，以及主编《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颜真卿书法全集》，皆是颜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一）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

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四云：“颜鲁公真迹宣和间存者犹可数十本，其最著者《与郭英乂议论坐位书》在永兴安师文家，《祭侄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观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阁待制王质家，《寒食帖》在钱穆甫家，其余《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真序》等不知在谁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为二，人多见其前段，师文后乃并得之，相继皆入内府，世间无复遗矣。”[43]这是北宋时期颜真卿书迹存世的基本情况，其中《争座位帖》等已经刻帖。如前引《洞天清录》，南宋留元刚又从颜真卿后人处获得“真迹一筐”，并“择其尤者摹郡斋”，此即第一部颜真卿个人法帖《忠义堂帖》。

《忠义堂帖》嘉定八年（1215）由留元刚摹集，后两年巩嵘添刻数种。此帖拓本传世无多，据《庚子销夏记》卷六“颜鲁公忠义堂帖”条云：“宋人有忠义堂祀颜鲁公，嘉定刘（留）元刚刻鲁公帖置其中，极其劲秀，计十卷，末有嘉定丁丑东平巩嵘跋。予仅得八卷，贮海云阁。”[44]孙承泽海云阁所藏八卷，乃宋刻宋拓孤本，今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沙孟海先生曾为影印本撰写前言，称“此帖所收藏颜真卿书迹，多属精本、稀见本。其中常见各帖，取与他刻校观，亦复神采奕奕，传真程度较高”[45]。

朱曼倬先生撰写《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长篇论文[46]，详述刻帖的来龙去脉，对八卷本所存四十余帖，逐一考证来历。

《忠义堂帖》以《移蔡帖》冠首，正书三十六字：“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十九日书。”朱先生考证说：“（此帖）为颜真卿最后之书迹，著录首见是帖。颜真卿卒日，新旧《唐书》本传所说有异，留元刚据是而证《新唐书》贞元元年为是。”

颜真卿留下的信札书迹中，《与李太保八帖》是很重要的一组，包括《朝回帖》《乞米帖》《鹿脯帖》《疏拙帖》《捧袂帖》《鹿脯后帖》《奏事帖》《奉别帖》，前六种刻入《忠义堂帖》。受书人皆为“李太保”，米芾以为是李光颜，《宝晋英光集》云：“李大夫者，名光颜，唐功臣也。”王澍则认为是李光弼。朱先生引颜真卿撰《李光弼碑》，光弼以广德二年七月薨，九月乃“追赠太保”，显然不合。检《新唐书·李光弼传》提到，光弼弟光进，代宗即位“拜检校太子太保，封凉国公”，正是其人。朱先生将诸帖内容串联在一起，总结说：“其荐引张溆，庇之幸甚；举家食粥，乞之以米；病妻服药，渴惠鹿脯，以及病疮稍愈，勿忧为佳；马病朝回，未遂驰谒。其往复告示，殊不胜其勤，可见友情之深契。”

不仅如此，《鹿脯帖》云：“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朱先生注意到，《颜鲁公文集》脱漏“干”字，文意稍别。《画禅室随笔》云：“《鹿脯帖》真迹与宋拓本不唯字形大小不伦，乃其文亦小异。”按，董其昌所言《鹿脯帖》宋拓本，乃指坊间所刻者，其文为：“病妻服药要鹿脯，有新好者，惠少许。”《墨林快事》也说：“此帖原文药须鹿肉，恐鹿肉艰得，乃思及于鹿脯中新好者，如今之不得鲜姜用干姜也。今云药兼鹿脯，何以又云新好者，文理不通。”皆指别刻之《鹿脯帖》文句不通。而《忠义堂帖》本作“病妻服药，要少鹿肉”，正与《墨林快事》言“此帖原文药须鹿肉”相合，故朱先生认为，《忠义堂帖》本“或即以墨迹上石者，故远胜其他诸刻”。此意见可为定论。

（二）《颜真卿书法全集》

影印作品与镌刻法帖都以传播书法图像为目的，而现代印刷技术所具有的还原逼真程度，远远超过古代传拓。朱曼倬先生以一流颜真卿研究专家的身份，主持编纂多种颜真卿作品集，以2019年浙江摄影出版社所出《颜真卿书法全集（珍藏版）》[47]最称完善。

全集凡八册，前七卷为颜真卿书法作品，第八卷为“朱关田之颜真卿研究”，包括年谱、家族世系，以及交游、书迹、著述等的考证。作品集以创作时间为序，从颜真卿33岁所书《王琳墓志》至77岁所书《移蔡帖》，共70件作品。其中《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西亭记》，皆晚近新出，古人未见者。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不仅学问如此，书法风尚也受新出范本的影响。以颜体楷书为例，《麻姑仙坛记》是清代民国书法家学习的主要范本，何绍基题跋称“神光炳峙，璞逸厚远，实为颜书各碑之冠”，如钱沣、谭延闿皆取法此碑；1922年西安出土《颜勤礼碑》，1980年代文物出版社收入历代碑帖法书选，因为采用简装普及本，颇受学书者欢迎，遂取代《麻姑仙坛记》成为主流。颜的行草书，前代主要取法《争座位帖》，通过优劣不等的翻刻本揣摩鲁公笔法，直到秘藏深宫的《祭侄稿》付诸影印，普通人也能摩挲下真迹一等的法书墨妙，《争座位帖》的影响力遂退居《祭侄稿》之下。可以想见，《颜真卿书法全集》将颜真卿存世书作汇为一编，其功与《忠义堂帖》相埒，深远影响必有以过之。

留元刚编订年谱、汇刻法帖，黄本骥重编文集、考证碑刻[48]，两家筚路蓝缕，草创之功不可没；朱曼倬先生后来居上，于史传述作、书学考据、图籍编订，皆有特出贡献；作为颜学功臣，朱先生与留、黄鼎足而三矣。

【作者简历】

王家葵：医学博士，成都中医药大学药理教研室教授，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业余研究本草文献、道教学术、金石书法，相关著作有：《神农本草经研究》《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本草纲目图考》《本草文献十八讲》，《陶弘景丛考》《登真隐诀辑校》《真灵位业图校理》《养性延命录校注》《周氏冥通记校释》，《近代印坛点将录》《近代书林品藻录》《玉吅读碑》《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瘗鹤铭新考》等。

    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艺术史系系主任。2008-2009学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学人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主要研究16-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铎年谱长编》《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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