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沛

来源：《南开学报》2006年04期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

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

摘要: 20世纪30- 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力图建立一整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还认为,20世纪30- 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雷海宗;林同济

20世纪30- 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基于风行一时的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2- 1936年)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力图建立一整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发展规律的认知体系。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①,把五千年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高等文化区域划分为七个,在此基础上,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林同济则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两人同时都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认为,20世纪30- 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只有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②。这些观点被视为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

①战国策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雷海宗、林同济、陈铨、贺麟、何永佶等人,学派的基本特征是,多数学人在理论形态上观点近似,但在某些学术观点上也不尽相同,在组织上是松散的。因此,对学派的分析应该建立在一个不同于政治派别的立场上。参见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 18页。

②有关战国策学派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前,多数著作均沿袭旧有结论,基本上是以政治定性出发,进而否认其独有的思想与文化理念。此后,有关战国策学派及其思潮的评价才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关资料有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相关研究成果有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广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回应》(《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和许纪霖《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

一、文化形态学的由来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世界上诸种文化形态逐渐为人所知,它们文明悬殊,风俗迥异,由此博物志、风俗志、民族学、人类学等新的学说逐渐兴起。18世纪末,以发掘地下文明遗物作为研究古代文明手段的考古学在欧洲出现。19世纪,在数百年的学术发展基础上,欧洲学人得以对世界上各种文化形态发展过程有所了解,文化形态比较学应运而生。

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系统阐述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文化形态比较学的体系初有雏形。不久,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耗费30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12卷)一书,使文化形态史观更加成形。

斯宾格勒提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各个独立文化的历史,因此,世界历史实质上就是各个文化的发展史。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征与精神,彼此沟通非常困难。要研究这个由不同文化构成的世界历史,必须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共时态的文化横向排列否定历时态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这种方法就是文化形态学(Cultural Morphology)。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察的一种学说,是一种崭新的视角[1](pp.13～ 39)。换言之,不论一种文化具有何种特质,它的发展规律都是由盛到衰,因此各个异质文化间是有可比性的,异种文化间没有优劣之分,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

斯宾格勒认为,所有文化形态的发展,均要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个阶段,周而复始地循环发展。以这种理论估算,世界上已有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指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墨西哥等七个文化都已死亡,仅余下一种历史的余迹。惟有西方文化尚处于文明的第一时期——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战争不绝,在战争中几个国家最终合并,进入帝国时期,统一的大帝国出现,这个时期要到2000- 2200年间出现。显然,在提出各种文化平等发展的概念同时,斯宾格勒并不认为西方文化正在没落,而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试图为西方文化寻求出路。

文化形态史观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它以共时态的各种文明横向排列否定了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任何文明都具有相似的生命历程。与进化史观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生命历程不具有“进步”意义,一种旧的文化衰亡与新的文化兴起,并不意味着是由落后向先进的演进,而只是生命周期的新一轮循环。尽管各个文化或“文明”在经验上存在着时序的先后,但“在哲学意义上”,仍可把它们视为共时态。它不强调文明间的所谓优劣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出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价值观[2]。

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的浪潮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波涛汹涌,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希冀从西方现代性中找到“强国”的法宝,在学人李思纯、张荫麟、吴宓和张君劢等人的大力介绍下[3],斯宾格勒走进了中国思想界,文化形态学由此进入中国。

战国策派学人多具有留洋经历。雷海宗和林同济先后留美,贺麟与陈铨相继留德,四人于1927年至1934年间先后回国。雷、林是阐释、宣扬文化形态学并运用、发挥于中国文化分析的主要人物,陈铨与贺麟则是接受这一主张并在学术上加以运用的。林、雷两人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收集了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初阐述文化形态史观的代表性论文六篇,集中表达了他们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思考。

二、雷、林的独特视角

战国策派学人对于文化发展的思考是立足于历史考察的,他们从“全体”的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而创造出了“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一全新的时代命题。他们所有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均由这一命题延伸而来。

借用斯格宾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雷海宗认为每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化,都有一个勃发-成长-繁荣-凋落的生命周期,都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等五个阶段。

林同济则将文化发展形态分为三个阶段：

根据雷、林的理论,1815年后,西方文化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即“战国时代”,这一阶段约为250年。至20世纪40年代,这个阶段已有百余年。林同济认为:今天的“天下大势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战国作风'了”[6]。雷海宗认为,在“欧美文明”主宰命运的时代,大战国的景象相当明显。欧美文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在雷、林看来,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战国时代”,早已“活力颓萎”的中国文化,应该如何面对征伐无度的战争,如何保持民族生存和文化的薪传呢?这是雷、林等人以文化形态学看待世界历史与现实变化的根本出发点。

林同济认为,战争本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现象,但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有三个特征,即“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战争不仅是时代的显著标志,而且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发点。“有没有本领随时可作全体战,可作`战国之战',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决条件”。此时的战争,“非到敌国活力全部消灭不止”。战争的本质是非正义性的,“用战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间、国家间的各种问题,论理是`不道德',也`不经济'的”,但资本主义体系纳全球文化于一体的扩张性,“乃竟有一种`纯政治'以至`纯武力'的倾向,充满了`非道德'`非经济'的冲动”[6]。

文化形态学是一种考察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战国策派学人也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书痴,他们反复强调新的“战国时代”的到来,目的既在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在观照现实,希望国人迅速认清当时形势,坚定地从和平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以“战国”的精神应对“战国时代”。面对燃烧着的中日战争烽火,林同济声称:“目前的事实,是歼灭战已开始展开”,中华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当前的中日之战,“不但被侵略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他警告道:“歼灭战是无和可言的”,企图以和谈、投降的方式了结中日战争的人,必是“妖言误国”。“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作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死亡”[6]。

战国策派认为,要想使活力尽失的“大一统文化”起死回生,只有吸收“列国酵素”,将之改造为“最活跃、最灿烂、最形紧张而最富创作”的战国文化[5],而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的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而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应用上”[7](pp.20～ 21),这样的中国文化,才能迎来文化复兴的第三周。也许,这才是战国策派学人强调“战国时代的重演”的真意。

林、雷的文章发表后,“战国时代的重演”的观点,一时成为知识界极为时髦的话题。陈清初持赞同观点:“今日为`力与快'(force and speed)之时代,任何国家与民族欲求独立存在于今之世,非具备此两种条件不可。”[8]罗梦册则认为:林同济误解了时代的意义,把现实世界比作中国的战国时代,这是不合史实的。中日之战不是强弱间的对抗,“不是帝国征服的要求而是反帝国、反征服之`解放'浪潮!”[9]柳凝杰也不完全赞同林同济的观点,但对林氏提出的人类文明分合过程中战争必然性的认识深以为然。他认为,依据“一战”的经验,“帝国主义者的崩溃,并不能如何有助于弱小民族”。仅用“战国时代”解释一切,未免失于简单。他批评,如果林同济的“战国时代”观点成立,“今日之战已演变为`全体战',故如战争失败,被毁灭者必为`全体'”,何来“战国时代的重演”呢[10]?

笔者以为,雷、林基于文化形态间相互比较进而得出文化发展的特殊或一般规律的思维方式值得赞赏。在其思维框架中,各种文明形态具有同等的精神价值。雷、林从“国际均势”的概念出发,对世界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审视,更易于跳出感情与政治的束缚认清文明的发展规律。

然而,雷、林的文化形态史观在试图克服唯科学主义之弊的同时,却有忽视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原动力的作用之嫌,似乎人类文化史就是一部征伐无度的战争史。如柯林武德所言:用文化形态学代替历史本身,“那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它的价值就在于外部的分析、建立一般规律以及(非历史性思想的决定性的标志)自称根据科学的原则预言未来”。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用自然主义的原则概念来代替相应的历史概念”[11](pp.206～ 207)。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雷、林的文化形态史观未免有“主题先行”之嫌,不管文化的来源及影响,一律照搬其模式进行共时态的论说,否定历时态的学说。各个文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质的转变,因此文明形态的界限应是一个模糊概念,过于精确的划分反而损伤了研究的科学性。

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一种文明形态的衰败,常常发生在与适应时代的更高级文化的冲突中;而每一种既有文明形态的再生,同样得益于高级文化因子的融入。雷、林等人以此独特的视角,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找到了一个本体论层次的解释。借此理论,他们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说服国人“摒弃`大一统型'的骄态与执见”,反思中国文化的病态;二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全面“吸收列国酵素”,重建中国文化;三是使国人认识到中日战争的残酷性,不可对“战国时代”抱任何幻想。

三、中国文化独具“两周”

在考察中国文化时,雷海宗惊奇地发现,在公元383年进入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后,中国文化不但未亡反而继续生存了下去。面对文化形态史观理论上的局限性,雷海宗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他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特例,提出了独具“二周”的新认识,充分表达了雷海宗文化思想的主要成分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雷海宗认为,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大致划分为周而复始的两大周期。第一周自殷周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可分为封建、春秋、战国、帝国、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等时代。这一时期是纯粹的华夏民族独立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地位,可称为古典的中国。雷海宗解释道,由于公元383年后胡人血统的渗入,导致胡汉民族的融合;此外,印度佛教传入为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生机,从而形成了梵华同化的第二周文化[12](pp.184～ 185)。

第二周由公元383年至抗日战争时期,是北方各个民族屡次入侵中原,印度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中华民族的个性没有丧失,但外来血统与文化开始据有很重要的地位,胡汉混合,梵华同化,也可视为一个综合的中国。第二周的1500年间,朝代更替频繁,但政治、经济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在宗教、哲学、文艺等方面有所演变。因此,第一周内各时代均有专名,而第二周只能以朝代划分了[13](pp.208～ 209)。

雷海宗认为,唯一在文化上可与中国相比的印度文化,由于缺乏可靠史料而无从比较。“其他任何能比较持久的文化在帝国成立后也没有能与中国第二周相比的伟大事业”,中国在“二千年间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14](pp.198～ 199)。当其他文化在一周后渐次灭绝,中国文化何以一花独放呢? 1938年,雷海宗的解释可谓发前人之未发。他认为,之所以有第二周的发展,是由于中国文化由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和珠江流域。他从人口数量、行政区域的角度勾画出自南北朝后中国文化南北消长的线索后说:“到明清时代,很显然的,中原已成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当然都与此有关。这个发展是我们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业。”[13](pp.211)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理论,是从文化形态史观推导而出,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熟于中日战争相持阶段。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周期转折,要有外来文化因子的融入。佛教文化的传入,成就了中国文化“第二周”的奇迹。而其他文化因缺乏吸收外来文化的机缘归于衰亡。处于衰败期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生命。其次,如一些学者所言,雷海宗独特的观点,具有为现实服务的强烈意蕴①。雷、林也从不否认此点。雷、林一面激烈抨击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一面也冷静地指出西方文化在强势扩张中的内在矛盾,希望国人坚定文化自信心,“不致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是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14],在借鉴西方文化优长的同时不断扬弃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才有第三周的发展。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具有穿透时空的生命力。

①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历史.时势.人心

作者:  雷海宗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隐藏的大家
出版年: 2012-6-1
页数: 313

四、“文化重建”第三周

近代中国危机的特殊语境中,固执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足以得到知识群体的认同,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同样使处于民族性与现代性心理分裂中的知识群体无法接受。事实上,战国策派学人创造出的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有意无意地朝着既要强调中国文化的生存又要大力引入西方文化精神的方向切入,目的就在于创建一个能超越近代中国知识群体在民族性与现代性间内在紧张的新的文化认同。

雷、林指出,要使中国文化顺利进入第三周的发展,首先应该确立中国文化的地位、认清优长与劣短[15],从正处于“战国时代”的西方文化身上汲取营养,即是所谓中国文化重建。林同济认为,中国文化的问题在于“活力颓萎”。相反,西方文化处于活力四射的“战国时代”。“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而求不被毁灭,势必须决定一个及时自动的`适应'”。“救大一统文化之穷,需要`列国酵素'”,更要“抛弃`大一统型'的骄态与执见”[16](pp.2～ 4)。

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规律表明,文化融合是一种文化形态衰而复生的关键所在。雷、林希冀保持中国文化的生存,但对一味强调“民族化”、“中国化”的认识持有异议,这种异议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因为他们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的。

战国策派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倡言,当时即引起一系列的反响。主张生物社会史观的常乃德和提倡生命史观的朱谦之等人,纷纷撰文表态。

常乃德认为,“二战”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战争的结果不但决定了几个国家的兴亡,也许决定了几种文化体系的成败”,主张通过抗战动员民众起来改造中国文化。他赞同雷海宗的观点,认为从生物学角度看,每一种文化体系的发展都是有生命和有机的,都有从幼年、壮年至老年的生长过程,世界上每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均如此。常乃德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分成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三个周期,周期里又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以示一个周期内文化的兴衰。他认为: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文化有了吸收西方文化的机遇,从20世纪起,中国文化第四周期的春天已经开始,极盛的夏季将在今后一个世纪中来临,当务之急是在文化接轨同时进行民族混血工作[17](p.293,pp.334～ 335)。

朱谦之以其对生命史观的探索进而关照文化发展规律,基本认同雷、林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确有几个平行、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有一个生长、壮大、衰老的生命周期,但中国文化例外,是由其特质决定的。其二,中国文化具有更为长久的文化时间和广大的文化空间,“虽然已`老',却是不衰。”朱谦之也将中国文化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为宗教时期,也称“黄河流域文化时代”,从公元前3300年至1300年止,历时4600年。第二个周期为哲学时期,也称“长江流域文化时代”,从宋朝建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历时600余年。第三个周期是科学文化时期,也称“珠江流域文化时代”,即从抗日战争爆发起至今。他将第三个周期视为中国文化第三次独立发展期[18]。

不管是雷、林,还是常乃德、朱谦之,都较早地意识到“二战”在世界及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在他们看来,由于工业化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及西方文化具有的强势,当时的世界已开始呈现出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回避或独立于其外。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他们均发出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呼吁,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对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新“战国时代”的迅速适应[16](p.2)。应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他们的学术灵感,应该看到他们把握时代脉络的深刻洞察力、开放胸襟及复兴中国文化观点的深远意义。其实,在雷、林文化重建主张中,超越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新的世界文化认同,是一个呼之欲出的话题。

雷、林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呼吁,再次提醒后人关注“二战”对现当代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1942年6月,就在“二战”最为艰苦的时刻,林同济竟然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准确地预见到战后世界的基本政治格局:“不是世界的统一,而乃是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这两三个超级国家可是一类压倒势的`大力国'Great powers,实际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前途。配合而来的,也必有一类`大力国主义',从理论上赋予这两三个大国以公认的地位与特权。”[19](p.68)霸权政治的现实存在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思潮,成为全球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两极化格局的形成,客观上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速度。20世纪90年代后,两极化格局终于结束,全球一体化进程世人皆知。

文化形态史观应该被视同一种认识论。在展望中国文化第三周重建时,雷、林声称,在西方现代性主导的“战国时代”,必须吸收“列国酵素”以适应时代,他们从未要中国文化从第一个“封建与宗教时代”重新来过,因为在资本主义扩张后全球性的文化融合中,不可能再有一个文化形态独立生存的环境,也不会再有中国文化悠悠闲闲重新走过的可能,这是值得反复领悟的思想价值之一。以中国文化适应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世界文化的思考,更应该看作是号召中国文化前进的冲锋号,而不是后退的鸣金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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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敦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初传播——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文化论》手迹读后[J].历史研究,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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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清初.“国家至上”的具体表现[J].军事与政治,1942,(11).

[9]罗梦册.不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而是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N].大公报(重庆),1941-03-25(3)～27(3).

[10]柳凝杰.论所谓“战国时代的重演”及所谓“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N].大公报(重庆),1941-04-15(3)～ 17(3).

[1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概念[M].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2]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A].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

[13]雷海宗.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A].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

[14]雷海宗.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A].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

[15]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N].大公报(重庆),1942-02-04(4).

[16]林同济.卷头语[A].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M].上海:大东书局,1946.

[17]黄欣周(编).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18]朱谦之.中国文化新时代[J].现代史学,1944,(5).

[19]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观(1942年8月)[A].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M].上海:大东书局,1946.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社科同文馆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