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史第一讲（上）

【整理搬运：华东师范大学《江南史》慕课】

一、“江”在哪？

唐代陆德明写作的《经典释文》这样写道：“何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意思就是，江就是河，只不过北方人称之为河，南方人称之为江。

隋唐时，颜师古为《汉书》做注，其中说“南方无河也”，这并不是说南方没有河，而是南方人不用“河”这个词来称呼河流，而在北方，也就是颜师古说的冀州（今河北地区），凡是河流，不管大小，都称之为河。

孔颖达在《尚书·禹贡》篇作注解时就提出“江以南水无以大小，俗人皆呼为江”，意思就是长江以南的地区，不管是大的河流还是小的河流，人们都叫江。

由此可见，“江”“河”是南方北方对河流的不同命名，不管是江还是河，都曾经有一段时期是泛称所有河流的，而不是专指某一条河流。

于是我们在谈及江南这一个概念时，就要注意这个“江”是专指长江的这个江，还是一种泛称。

作为佐证，我们确实能够在一些先秦文献中找到一些资料，其中“江”指的并不是长江。根据已故的武汉大学历史地理专家石泉先生做的一个研究，今天山东地区的沂河、江淮地区的淮河、湖北地区的汉水，在古代都曾被称之为江。一直到西晋东晋的时候，古书里还有把汉水的直流蛮河，把流经今天云贵高原东部、湘西地区的沅水也称之为江。

二、为什么是南方的河流被称之为江？

在东汉应劭编纂的《风俗通义》里引用了《尚书大传》的说法：“江，贡也。珍物可贡献也。”《广雅疏证》也说：“江，贡也。”

在这两本书中运用的词语解释的方法，属于古代训诂学中的声训。因为古汉字往往“音近义通”，声训就是通过同音、近音的字来进行解释。

“江”从字形上看，三点水是表义的偏旁，工为表音的偏旁。“贡”，贝是表义的偏旁，表音的偏旁同样是工。江和贡两个字的表音偏旁相同，而且古音也是相同的，都是见母，东韵。

而古书上之所以用“贡献的贡”来解释“江”，是因为古人认为在“江”与“贡”之间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联系。所谓“贡”，向君主贡献宝物也。西周时期，对包括王畿内外的天下有所谓“五服”的划分。

《国语》上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候服。候、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候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每一类“服”都对应不同的义务，其中需要向周王行“贡物”义务的要服，其组成对象正是南方和东方的蛮夷。

蒙文通先生解释说：“要”是要约，是羁縻约束的意思，“荒”是慌忽无常，居处无定的意思。这个说法，就当时四夷民族来考察是合适的。周秦以来，西北是游牧之族，是行国，故说他是慌忽不定，是荒服。而东南则是农耕之族，可以要约羁縻，是要服。

用这样的观点来审视上古先秦文献中，曾被称之为“江”的古沂水、淮水和汉水，其流域都曾是远古“蛮夷”所在，沂水流域有东夷出没，淮水流域是淮夷的活动范围，汉水一带则由荆楚所据。

将“五服”的这一说法与“江，贡也”的解释相联系，不难看出，“江之所以称江（贡）”，可能与它们都位于夏商周三代王朝所控制的边缘地带有关。反之，我们可以推断先秦时期“江”这一名称确实不为长江专用，而是中原统治中心之外，东方、南方河流的泛称。

三、江南≠长江以南

春秋时期：

《左传》中提到鲁宣公十二年，楚王攻打郑国，郑国失利，郑伯向楚王负荆请罪，说：如果你把我“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意思是：你把我放逐到江南地区，丢到沿海地带，我也任你处置了。

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用了清代学者高士奇《地名考略》中的观点，提出当时自荆州往南地区，都是楚国所谓的江南。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多次迁小国的惯例，就是把这些小国迁到汉水以西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所以郑伯自请流放到江南，其实指的也是去往汉水以西以南的地区。这里所说的“江南”其实是以汉水为界限。

鲁昭公三年、四年，《左传》记载楚王招待来访的郑伯到江南地区去田猎，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江南地区的野生动物非常多，山林、川泽都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非常原生态，很适宜打猎。

但既然是楚王打猎，他的狩猎区不可能离都城太远，于是我们推测这里所讲的江南应该是汉水西岸，离当时的楚国国都郢距离不太远。

按照三国时期韦昭对《国语》中“越王军于江南”的注释，这里的“江”指的是松江，也就是在今天浙江嘉兴附近的古松江，这里是吴越大战的古战场。

战国时期：

战国史料中出现的“江南”词例，有的是和具体的地名相联系的，比如说《荀子·强国》篇提到的沙羡，在今天湖北武昌县西金口，它所代表的江南大概就在长江中游沿江南岸一带。

《楚辞》的《招魂》据说是宋玉的作品，其中说“魂兮归来哀江南”，有可能这里的江南与屈原自沉相关，那就应该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境内的汨罗江，在洞庭湖的东南岸。另外，也可以把这首诗不作为与屈原自沉事迹相关的作品，作者所指的江南也可能泛称楚国的江南，这个江南的范围就可能是汉水以南的广大地区，当然也可能是以长江为界的长江以南地区，因为战国时期的楚国的疆域范围以及比春秋时期大大地向南推进了。

《战国策》中间提到了三次江南，“楚封田忌于江南”的这个江南，因为记载不太清晰无法了解位置在何处。

《秦策》篇当中提到“秦与荆人战，打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说秦国曾经和楚人大战，把楚人打败了，秦袭击了楚国的都城，攻取了洞庭、五都和江南，楚王逃跑。在张仪的陈述中江南是和洞庭、五都并取的一个区域。洞庭比较清晰，是在洞庭湖或者洞庭湖周围的洞庭郡地区。

那么五都在哪呢？

《史记集锦》中引用的《战国策》的这句话说的是“洞庭、五渚”，《韩非子·初见秦》篇也有这句话，说的是“洞庭、五湖、江南”。这三条史料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五都、五湖、五渚实际上应该是有联系的，都、渚、湖其实都是一回事。秦始皇以前，秦人攻打楚国还没有涉及到洞庭湖以东的地区，所以五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大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这五大湖泊都在洞庭湖以东的地区，当时秦人攻打楚国还没有到这里。

结合《战国策》的另外两条史料“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和“蜀地之甲，青州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里所讲的五渚在汉水的下游，而这时的郢都在湖北江陵的纪南城，南至长江还有7000米，所以这个五渚应该在今天的汉水下游附近。与五都、洞庭并列的江南应该也是在长江中游附近，是包含郢都在内的江汉之间。

另一条关于江南的史料是“边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意思是今天边疆城邑所能够依靠的并不是江南泗上这些地方。如果这里的江南仍然是包括了郢都在内的江汉之间，那刚好是处于楚国核心基业所在，怎么会不是楚国的边邑所依靠的呢？

所以，在《楚策》篇里提到的江南和泗上其实指的是楚国的南境和东北境，南境就是江南，楚国长江以南的整个南境。东北境指的是泗上，泗上之上，也就是在今天的山东地区。

《吕氏春秋》也提到了江南，西周初年周公平叛，追逐东夷一直达到“江南”（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因为史书记载，商周东夷活动的范围一般是在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而且根据石泉先生的考证，淮河在古代也曾经有过江名，所以这里的江也有可能指淮河。

从考古学发现来看，今天的宁镇丘陵就是长江下游南京和镇江沿江一带的山脉之上，确实发现有不少西周时期的墓葬，镇江的丹徒就出土了一件周初青铜器宜侯夨簋，里面记载周王把一个诸侯从原来的封地迁封到宜，经过考证，宜地应该就在今天长江下游宁镇丘陵一带。

综上所引，我们可以看到在传世的先秦文献里，所提到的“江南”范围并没有统一一致的界定，各史料所见及其考订的大致范围，实际上可以从汉水西岸，直至长江中下游、南岸或更南的地区。

春秋时期以汉水为江，所以江南的位置偏北一些。战国时候，长江成了重要的分界线，江南的范围又向南扩大了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策·楚策》中还出现了“江东”这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吴国。江东这个概念后来很长时间用来指称太湖流域或是吴越故地。江东就是江之东，从今天江西芜湖到江苏南京一段的长江呈现从西南向东北斜流的这样一个线路，刚好吴地就处于这段长江的东岸。

春秋列国当中，楚国跟吴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可以推测，提出江东这个地理概念的人很可能是楚人，因为吴楚地方上的人对这个地区的熟悉程度是远胜于北方中原的。

等到秦汉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江南的区域大大向南扩展了。一方面，人们对于长江以南的许多河流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一个认识，江成为长江的专名就有了认识上的基础，比如王充《论衡》中就提到了丹徒大江、钱塘浙江、梧桐临江、山阴江、上虞江、湘江等等具体的江名，可以明显反应出人们对南方水系的逐步认识。

此后，江的含义就慢慢地固定下来，专门用以指称长江。另一方面，秦汉时期的江南还属于自然地理的范畴，它所指的范围还是有很大的伸缩性的。

《史记》中所提到的江南，首先还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即“长江之南”；同时司马迁讲到了江南出产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物产，所以江南开始初具经济地理区域的含义；司马迁还讲到了这一地区具有不同的风俗，所以江南又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地理区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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