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从广义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中国书法主要分为“软笔书法”和“硬笔书法”两大类。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规律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
秦代的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秦代的书法——秦篆、小篆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巡行天下，南登琅邪时所立，内容是歌颂秦德者，原石还存在山东诸城海神祠内，但始皇颂诗及从臣诸名已剥落，尚存二世从官名和诏书十三行。书体是典型的小篆，以曲绿为主，字体皆为长方，笔书粗细如一，显现雍容典雅之风格。《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但与琅邪、泰山相较，仍不免有「优孟衣冠」之诮。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可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秦代的书法——秦隶、古隶
秦代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均用小篆。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速写不易，民间多用一种较篆而草的、能急就的字体，笔画由圆变为方折，把篆书多弧形变为多直形。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晋·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罪人：从事劳役的人及职位较低的胥使、役吏）佐书，曰隶字。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既是：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罪入狱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帛书老子甲本》是于长沙马王堆第三号墓出土，应是墓主的珍藏品，而作为殉葬之物。因为浸水受潮，又放在木片上，帛已破损，字也有许多残缺；宽二十四寸，全文四百六十三行，总计有一万三千余字，最后附无题古佚书四篇。次序与同时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相同，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和现在的则是相反；不分章，章句也略有出入。其年代应该是在汉高祖之前，因为此本不避刘邦、刘盈、刘恒等帝王的名号，书中可见「邦」字二十个，「盈」字九个，「恒」字二十五个，算是先秦的墨迹。书体为小篆，笔画仍以曲线为主；横画的起笔多重而圆，收笔则轻而尖，钩与捺常作长引之势，已有了明显的隶意。章法有直行而无横列，较乙本自然高古，堪称杰作。同时出土的还有《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字体在篆隶之间，笔划有篆、隶笔意，显得苍劲古朴。
秦代的书法家——李斯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汉代的书法：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共计426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汉高祖建立天下，经过60余年的治理，出现了“汉武”盛世，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造纸术的发明，对文字的发展，影响深刻。西汉初，朝廷就把隶书定为学童应试的内容之一，成绩好的可以做官。当时的“史书令史”，就是擅长写隶书的官职。汉人称汉隶书为“史书”。据班固《汉书》记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隶书的重要特点是笔画平直、结构方正，几种笔画较为固定，为汉字书写定为不变的形态。
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分》：“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大的方面说，隶书有“秦隶”和“汉隶”的区别。“秦隶”结体还是纵势长方的，字的大小不拘。有人称此隶为“古隶”，西汉初期仍沿用这种字体。隶书随着时代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形成了定型的“汉隶”。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
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书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汉代的书法——汉隶、今隶
古隶和小篆之关系就如同猴子和人，乃是蜕变而来，特征在改变笔画之曲线成直线，并予省略，变圆为方，由连而断，且富有粗细之变化，由繁趋简，书写亦更加便捷，为小篆至八分之关键。但传下来的书迹甚少，以刻石和碑为多，武梁祠画像中亦有古隶者。
《帛书老子乙本》为惠帝和吕后执政之间的古隶「陪葬品」，它的主人因太过珍视它而带它入土，也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它。书体篆意尚存，章法有直行而无横行，秀丽之中尚存古意。与《战国纵横家书》及《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同地出土，但时代略比《战国纵横家书》、《帛书老子甲本》稍晚。《帛书老子甲本》不避汉高帝刘邦讳，《帛书老子乙本》汉高帝刘邦讳，估计这两个写本抄写时间约在公元前206年至前180年间。
《竹简孙膑》、《孙子兵法》这二书也为陪葬之物，看来我们得感谢古人的陪葬制度了。年代大抵为西汉前期，两书笔迹不同，当是出于不三命通会巫咸撮要之手；《竹简孙膑》的字体仍混有极多篆书笔法，孙子兵法的篆法殆已净尽，笔画直，间架平正。两者相较的话，一以古质取胜，一以妍华擅美，皆是古隶上品。
《鲁孝王刻石》今尚存曲阜孔庙之中，全文仅「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笔画已由圆变方，字体仍属高长，结构别于小篆，乃藉于小篆、八分之过渡书体，古朴纯厚。 另尚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这是摩崖大字﹞，祀三公山碑等遗墨。
《莱子侯刻石》又称《天凤刻石》，现存山东邹城博物馆，七行，每行有直界，行五字，共三十五字。刻石中有“天凤三年”字样，天凤三年为公元十六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笔画略存篆书意味。此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熔篆籀之意写隶，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
汉代的书法——碑刻
所谓“碑”，在古时是宫、庙门见识日影及拴牲口的长方形石头，秦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或刻文告等，秦代称为“刻石”，汉代以后即称“碑”。自东汉以来，各种碑的形式也多起来，有碑颂、碑记、墓碑等等，用以纪事、颂德。这些碑刻给书法留下了极丰富的珍品。据说东汉留下来的碑版达170余种。现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资证明。
《石门颂》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书学论集》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乙瑛碑》全名为《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东汉恒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当时乙瑾为鲁相，曾奏请在孔子庙中设置守庙的百石卒史，因此得名。碑立在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容刻有奏请往返的公犊和对乙瑛的赞同。碑文雄秀、工整，风格飘逸秀丽，是著名汉碑之一。
《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敕碑》，东汉桓帝水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碑立在今山东曲阜孔庙，碑文为赞颂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建造礼器的事。书体扁平丰茂，瘦劲挺秀，属于工整风格的作品，为历代学隶者所重视。
《史晨碑》碑的前后两面各有到字，故亦称《史晨前后碑》。前后碑各有名称，前碑称“鲁相史晨祝孔子奏铭”，内容是记载鲁相史晨的奏章，报告他到任后祭孔的情况；后碑称《史晨飨孔庙碑》，记录了他祭孔的措施。此碑建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碑立山东曲阜孔庙。字体工整，结构谨严，富有神韵，是学习隶书的好范本。
《埔阁颂》汉代隶书摩崖，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公元172年）二月刻，在陕西略阳县白崖。此石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波磔不大明显，但字形结体多取横势，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所以清代万经曾说字样险怪，下笔粗钝，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评云：“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可见此石对后代书坛的影响。
《熹平石经》也称《石经》．汉灵帝嘉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建议在太学建立正定的六经标准文字，以免贻识后学，为此而立。传为蔡邕所书。碑石共46个，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太学门前。几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自宋以来，常有残石出上，据说现已集存80OO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
《曹全碑》全称为《汉合阳令曾全碑》，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王敞等人为纪念曹全功绩而立。明代初年出土于陕西颌阳县，曾保存在合阳县孔庙，1956年移放在西安碑林。相传此碑明代未年即已断裂，现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断裂前的拓本。曹全碑是汉隶代表作之一，风格秀逸多姿、结构平匀，用笔方圆兼备、清丽婉畅。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书体以方笔为主，结构严整、端正朴茂。现有影印本。
《白石神君碑》
《朝侯小子残石》
《赵葑碑》
《草书帖》张芝，行草的兴起。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法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汉代的书法家：
张芝：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法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苏东坡在书论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段文中点了4个书法家：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东汉的张芝和西晋的索靖。
蔡邕：
蔡邕：（公元132一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蔡邑除通经史，善辞赋等文学外，书法精干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芽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凡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据说石经立后，每天观看及摹写人坐的车，有100O多辆。
灵帝命工修理鸿部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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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中国书法之----秦汉的书法发布于2021-04-19 19:2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