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福柯的生命政治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摘要：类似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体现了福柯现代性批判话语特色的生命政治学,也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阐发的。这种形式的相似性指向更深层的内容异质性:福柯试图揭示马克思未曾言明的现代性之权力特色及其变迁。这是一场马克思缺席的隐性对话。不过,从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来说,这种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在现代性(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知识地位来讲,如果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聚焦商品生产(经济关系)揭示了现代创造性破坏逻辑及其物化后果,那么,福柯则是从权力(支配关系)角度揭示了相同的问题,其《生命政治的诞生》等文本构成了《资本论》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视野。就福柯本人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适应于19世纪语境的历史知识型而言,可以将其生命政治论(对应于“资本论”)理解为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路向。它指认,现代性政治乃是这样的治理实践:为了市场,通过把人转变为人力资本和使社会成为企业(社会的企业化),以最小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生命政治论,从权力关系角度深化了马克思和韦伯以来的现代性自我认知,从而亦为其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批判拓宽了历史视野和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生命政治学; 福柯

在今天的学术领域,生命政治学已经成为标准的福柯理论成就之一。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关于生命政治学的言说,都是经由不同的中介解读(特别是阿甘本)的一种对福柯的发挥而已。这种发挥突出了后启蒙的生命概念,而压抑了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分析以及整个现代性批判之话语分析特色,即从治理术(话语-事件)阐明现代性之权力(支配)关系的形成及其内在矛盾。“生命政治学”概念奠基于个人在现代性中以“人口”存在的事实,这个事实浓缩了现代性治理实践的三个核心原则:为市场而治理、通过把人变成人力资本和使社会企业化来进行治理。正是在此三原则支配下,现代性权力(支配)体现了马克思和韦伯所定义的现代性核心特征: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一意义上,福柯的“生命政治论”乃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升级和替代,展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生长的可能路径之一,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当代性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从《资本论》到“生命政治论”:福柯与马克思

无论怎样定位福柯的研究主题(权力或主体),无论用什么术语来描述福柯的分析特色(话语分析或谱系学),无论谈及福柯何种具体的理论贡献(知识考古学、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生命政治学等等),都不能离开这个事实:福柯始终在寻找深入现代性内部的批判视角,阐明资本主义的生存技术及其后果,以期在异质和对抗的历史过程中为主体的成长打开空间1。这一主旨的不断深化,尽管受益于不同的思想史资源且与不同的研究话题有关,但也贯穿着一个隐性维度:与马克思的对话。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对话过程中,福柯把马克思《资本论》从生产方式入手的现代性批判拓展和升级为从权力关系入手的“生命政治论”,从而亦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的视角。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牵强附会地将福柯纳入到某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之中。对于学科化和独断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柯无疑是抵制的,甚至他也直接否定过既成的马克思。但不可否认的是,福柯只是在反教条主义意义上表达那种观点,而他的分析,不仅受惠于马克思,而且马克思就是他对话的最重要对象2。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福柯与马克思对话的桥梁。这既与现代社会之经济主导地位(韦伯语,亦是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关,亦与20世纪30—60年代法兰西理论的知识背景有关。就前一个方面来说,马克思和韦伯对现代性的这一特点的阐明,实际上构成了某种教条,以至于后来全部的现代性话语,无论赞成和反对,都绕开他们;就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法兰西理论试图超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路径。正如福柯自己所解释的那样,现象学、马克思、科学思想史构成了那个时期法兰西理论的三大知识背景,而他本人试图在这之外开辟第四战场。这个第四战场是从底层另类经验出发的反抗传统3,就主题来讲,在他之前布朗肖、巴塔耶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就方法或策略来讲,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对话的入口。简言之,作为现代性批判之标准策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福柯在理论上的对话对象,通过对话,他对后者进行发挥和增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福柯与马克思的关联所在,而且这种关联甚至决定了福柯批判的特色。

要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在福柯分析中发挥作用并不困难。因为,不仅福柯的许多研究广泛采用了诸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在不止一次的访谈中以某种方式确认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在此,我们并不完整地呈现全部可能的依据,而只是以一些重要的例子来阐明这种关系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论在福柯分析的背后运转着,而福柯本人的分析则试图超越其分析的假设打开新的批判视角,把批判带到当代性最生动的场域。

例子之一便是其公开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以及构成其前身的1972—1973年法兰西学院题为《惩罚的社会》课程。一般认为,这项研究代表了福柯权力批判之话语分析特色,这意味着与马克思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在《惩罚的社会》中,福柯直接提到了马克思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并将之作为话语分析的“模板”[1]56。这就点明了其与马克思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逻辑上,则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维系的。关于这一点,《惩罚的社会》课程概述和评论人哈考特教授便作出了如此判断:

比起福柯其他的著作,该课程体现出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马克思和福柯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可能是福柯作品中最清晰的界限。福柯阐述了一种政治经济学, 一种资本主义发展史,而其基础就是一种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斗争——使得本课程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意味[1]247。

其后正式出版物《规训与惩罚》与这个年度演讲的主题是一致的,只是在后者那里,福柯阐明了与经济变革相伴的对肉体的规训问题。或更严格地说,阐明了资本积累的最广泛社会结果,即监狱社会的形成。如此看来,福柯的权力分析内在地贯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当然,福柯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不只是如哈考特所称只是对象发生了改变,即“非法活动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主题发生了重要的偏离,即实际上开辟了一种以话语(生产)为中心的后财富政治经济学批判。

撇开《规训与惩罚》的细节分析,例如极为显著的劳动分工与军事战术之间的相似性[2]184,究其逻辑,福柯的分析,核心也即是马克思和韦伯描述的商品生产机制(即资本主义):通过合理化的组织方式而进行效果最大化生产。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福柯的权力概念不是静态的结构或实体而是实践(即权力实施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福柯以同一逻辑把马克思和韦伯的商品生产机制的分析转换成一种权力生产机制的分析。这正是福柯在现代性批判中的特色。在总体上,福柯认为:

各种纪律的发展则标志着属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的基本技术出现了。权力机制不是被缩减,而是被整合进出自内部的机构的生产效率中,这种效率的增长及它的产物的效用中。各种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暴力”原则。这些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调整复杂的人群和生产机构的繁衍(这不仅仅指狭义的“生产”,而且指学校中知识和技能的生产,医院中健康的生产,军队中毁灭能力的生产)[2]245-246。

他的目标便是描述这种变化。他以边沁的全景监狱建筑设计作为象征来概述,阐明了现代社会之监狱社会的特点。这个社会的形成,无论是非法活动还是对它们进行控制的权力技术,都深刻地体现着资本积累的特点。福柯说,“非法活动结构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被改造” [2]96。而新的权力技术的特色则是,“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 [2]177。简言之,福柯关注的是与“经济起飞”相伴的“政治起飞”,如果前者指的是资本的积累,那么后者则表现为人员的积聚[2]247。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恰恰是现代性的特色。

如果说,《规训与惩罚》在其关于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假设上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那么,只要肯定福柯关于现代性或现代性社会的核心特征的认识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其他文本的相似逻辑,虽然它们因为分析对象的不同而在表象上变得似乎难以辨识。例如,其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便把劳动作为正常与疯癫的界限依据以及对后者进行规训的手段之成因[3]。可以说,尽管福柯对现代性之理性提供出另类解读,但归根结底,其源自劳动机制、资本积累制度。换句话说,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内在于其理论之中,并且构成了其底层。

当然,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文本依据来说明福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直接联系。例如,即便在其晚期谈论自我技术时,福柯指出四个主要类型都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与某种类型的支配性相关联,并强调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视角。他说:

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人们可以发现操控事物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因为每一种生产技能都需要个体行为的调整来匹配,而这种调整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掌握上,也体现在态度的转变上[4]54。

换句话说,福柯并不回避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特别是在1976年6月丰塔纳和帕斯奎诺对福柯的访谈中,他不仅在描述自己所言的真理体制时直接采取了政治经济学语言,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其分析思路的政治经济学性质,谈论“真理的政治经济学”[5]。我们看到,在其分析中发生的,只是“话语”替代了“财富”或“物质生活资料”。尽管在不少地方,economy应该严格和贴切地译成“经济体制”,但福柯在访谈里的观点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并非修辞性的而是实质性的。他确实试图从生产制度出发来阐明现代性社会权力的某些核心特征,当然不同的是,马克思试图从商品(财富)生产的直接过程来揭示这一点,而福柯则试图从与商品生产具有高度同构性的真理生产过程来揭示。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外在于福柯的分析,而是被置入了他的分析过程的内部。

在福柯的全部文献中,《生命政治的诞生》之特殊性在于,该文献不仅在开篇便十分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直接表明其谱系学乃是一种试图对政治经济学超越的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亦类似于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实现一种关于现代性权力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了政治经济学,并因此重新打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性路径。

如果说,马克思对现代权力的分析是从经济基础入手的,他的《资本论》阐明了商品生产(资本积累)机制,而这一点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实现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类比,福柯同样关注现代权力的生产4,只是他将权力视为由社会生活不同面向复杂作用的话语建构,他的整体计划便阐明这个话语建构的逻辑,而他的计划最终也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实现。如果这个类比成立,那么,只要进一步注意到,在马克思的理论生涯中,实际上,这个计划从1843年便开始了,而《资本论》则是其最终实现的方案,而福柯呢,从《古典时代疯狂史》到1980年《对活人的治理》法兰西学院课程,都是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现代权力批判,在这之中,实际上贯穿着一个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部分强调的总批判的需要,我们就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生命政治”是否承担着这一总计划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如此!

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赋予福柯关于现代权力的批判一个与《资本论》对应的标题:《生命政治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视野》。当然,就如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福柯也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政治论。通过这种类比,笔者想说的是:生命政治论是福柯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性的一次努力,在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史上,它开始了从生产政治学(如果可以这么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向生命政治学的转向。

二、后财富视野:现代性权力与政治经济学

至1970年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福柯一直都称政治经济学为财富分析。按照其《词与物》的解释,财富分析与自然史、普通语法一道,围绕三大对象领域形成的话语,见证了现代性知识型的确立。也就是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属于19世纪的知识型[6]。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新自由主义话语)批判来拓展现代社会权力分析时,他出奇不意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除了生产和财富流通分析这一流行含义,还应该指“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他强调:

政治经济学——此外在《百科全书》里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条目中,卢梭所使用的正是这个词——是指对于一个社会中诸多权力的组织、分配和限制进行的一种一般性思考。我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确保治理理由作出自我限制的东西[7]11。

随后,他从五个方面阐明了原因,并且基于这些原因,他将政治经济学视为一个“治安”(我们对police一词的翻译方式)问题。他强调:

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出现,随着限制性原则引入治理实践自身之中,发生了重要的取代,或者说角色替换,因为政治主权所作用于的法律臣民本身似乎成为了治理所应该加以管理的人口。“生命政治”的构造线条的起点就在这里。但有谁看不出这只是某种更宽泛的东西, 即新的治理理由的其中一部分呢? 把自由主义当作生命政治的一般框架来研究[7]18。

福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并不令人意外。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韦伯从肯定的角度,都阐明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础地位。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正是对这一地位的无意识。我们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政治的意义。我们看到,在政治经济学起点上,配第便称其为《政治算术》。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科学化过程中,为之作出重要贡献的斯密首先是个道德学家,他的好友休谟直接便称这门学问为现代的实践哲学。在他们的视野里,这门经世济用之学乃是解决道德秩序(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团结)问题的技术5。发展至今天,西方世界对自身秩序的自信不正是源自其自由主义话语的普世性自信吗?而这种话语归根结底不就是一种经济学话语吗?在这一历史观照下,我们便不能否认福柯下述论断的合理性和聪明之处。他说:

【政治经济学】思考和分析的并不是类似于先前权利(droits antérieurs)的东西,这些权利要么位于人性之中,要么位于一种既定社会的历史之中。政治经济学思考治理实践本身, 它不在法理上去询问这些治理实践以弄清它们是否合法[7]12。

福柯的聪明之处在哪里呢?他把权力从既有的东西转化成流动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由实践建构的话语。话语是一种权力构型,是权力作用的方式。这正是现代性与传统的核心差异之一。秩序即权力的效果,亦是其追求的目标。就权力的暴力性特点来说,现代性与传统无异。不同的是,现代性极大地压抑了其残酷性,而使之变得温柔或仁慈。这一点,死刑的执行和战争都是典型例子。作为极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采取暴力的方式和温柔的方式差别在哪儿呢?作为极端暴力,消灭有生力量的战争,零接触、精确制导与直接的无差别狂轰滥炸,差别在哪儿呢?然而,现代性称自己的暴力是人道主义的。为什么阿尔都塞将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部原型?原因就在这里。现代性主流思想实际上都是在为人道主义论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霍布斯到黑格尔的现代性政治理论如此,从战争辩护到国家间的相互攻击亦是如此。而在整个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早在欧洲开始自己的步伐的起点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其中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视的马丁·路德的好友老克拉纳赫直接言明了这一点。在为他的老友和新教辩护过程中,老克拉纳赫娴熟地运用了印刷术这种现代传播手段,比其他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大量的图像完成了文字说教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在许多宣传小册子上绘制了新教与天主教比较图像,而且制作了许多木刻作品,直观地说明了传统之残暴与现代性之仁慈(grace)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正是理性之特征。理性与新教伦理的关系,通过这一历史细节得到充分的彰显。后来,韦伯从新教伦理角度来阐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本质,他的做法相当深邃。由马克思以及韦伯的参照,福柯的分析之特色和意义便大白了。前两者集中于经济阐明了现代性理性,而他则将经济直接转化为政治,而这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底蕴,并且构成了马克思以及韦伯分析的前提假设。福柯说,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治安问题。这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命题,它以反经济决定论的方式捍卫了经济决定论,亦为后来的社会建构论打开了大门。因为,这个命题深入的是这个历史事实:现代性不是自然的演化或某种既定的神意,而是人类的自我建构。正是这种自我建构,现代人形成了。它既构成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又是政治旨在追求的主体。无论如何,当人口成为治理的前提和手段时,现代政治便诞生了。福柯试图用“生命政治”来描述这一特点。

综观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表述,在《惩罚的社会》和《规训与惩罚》中发挥作用的那些现代性的一般假设仍然构成了前提并转化为其权力分析的语言。就分析的跨度来说,福柯涉及重农学派以来的历史,他以经济学和社会学思想(作为话语)来阐明在这历史过程中西方治理实践之理由和原则的变化,从而揭示今天的治理特点。与《知识与物》《规训与惩罚》等研究一样,福柯认为,这一历史体现了一种动态变化,具体地说,“以真理为准则的治理技艺,以君主国家的合理性为准则的治理技艺,以经济行为主体,或更宽泛地说,以被治理者自身的合理性为准则的治理技艺”[7]275的发展。当然,复杂的是,它们从19世纪以来一直构成政治争论的对象,并由此开启了当代政治。福柯认为,18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法律和治理实践发生了某种根本的转变,其核心便是政治经济学成为从根本上确保治理理由作出自我限制的根据。在新的治理实践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原则通过政治经济学确立了,它们包括:

(1)市场替代知识和历史,成为真理场所,因此,“现代样式下的治理理由,自18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形式下的治理理由,以寻求自我限制原则为根本特征的治理理由,是一种依据利益来运行的理由” [7]37。在这一条件下,为了市场,为了维持作为市场假想本质的竞争,成为治理的目标6。

(2)在新的治理理由和目标中,作为被治理对象的人转化为人力资本。这是经济人预设的基本含义。在福柯看来,通过经济人概念,赋予了个体行为可知性构架,个体将变得可被治理。经济人便成为“治理与个人的接触面” [7]224。作为经济主体被治理之人的合理性,作为利益主体被治理之人的合理性,成为新的治理的调节原则。经济人活动的价值增值功能,通过这种增值来增加社会总效用,成为新的治理实践的基本手段。

(3)与人的经济化一致,社会的企业化成为新的治理实践的另一维度。在这一眼光中,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政策,成为治理的中心问题。

正是在这三个核心原则支配下,现代性的治理实践就表现为以最小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治理效果的行为,表现为以竞争为目标,以个体利益为前提,以市场直接性、竞争和企业作为手段来塑造市民社会的行为。

在福柯看来,这便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所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来揭示当代政治的实质。

从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来说,并不意味着福柯重复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只是以某种隐秘的方式改写了它。在确切的意义上,福柯升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将之改造成为话语批判。话语批判的对象是现代性社会的合理性原则,也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它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从财富生产转移到权力关系领域。这正是福柯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学含义的意义所在。以宽泛的视角来讲,他把以财富生产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移置于财富生产之外。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为今天的激进左派打开了后财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门。

三、生命政治论:后财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潜能

一般来说,福柯的权力批判是通过话语分析实现的,《生命政治的诞生》这一演讲亦不例外。不过,我们不应该望文生义地去理解福柯的话语概念,而应从其实际分析的逻辑角度来判断其功能,从而辨明其分析与其现代性批判的关系。在福柯的后期,他曾经以《主体和权力》为名公开发言解释了自己关于社会整体的思考(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提供一个专门的研究),这个整体便是对经济关系、意指关系和权力关系之间相互作用并因此塑造社会的机制的完整分析。话语正是把诸种关系接合起来的机制。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诸如“资本主义”“权力”等术语,传统的逻辑式定义都忽略了其生成的历史。例如,在福柯看来,“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分析,以及法律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探讨的关键之处,当然都是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 [7]146。政治方面的关键之处又是什么?福柯说,资本主义的存活问题,向资本主义敞开的可能性问题和可能性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福柯认为,从这一视角看,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由唯一的、必然的经济逻辑所界定的,资本和资本积累的逻辑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死胡同。然而,从第二国际时代开始,我们一直困惑的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之一便是资本主义的活力。从那时起到今天,这个问题亦是左翼阵营内部争论的核心问题。福柯并没有直接介入争论,但他提出一个过去确实没有人认真思考的问题。他说:

经济学家所称的“资本”,事实只是属于一个纯粹经济理论的一种活动,而这个活动只在于并且只能在于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中才具有真实的历史,那么你们大家就会明白: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中的资本主义,不是作为资本逻辑可能的和必然的唯一样式而推导岀来的。事实上,历史地存在一种资本主义,一种具有其特殊性的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其特殊性,它可以引入一些制度上的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改变,而一些经济—制度上的改变为它开启了可能性领域[7]147。

换句话说,通过治理术,资本主义延缓了自己的生命。当然,我们亦可以说,这是一个常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常识处,福柯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改变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念。

福柯的分析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话语的批判。在他看来自由主义话语,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和制度层面——这对于资本主义的残存是至关重要的,其核心便是:“如何调管治理,如何调管治理技艺,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 [7]275因此,自由主义话语代表着新的治理艺术和原则。在福柯看来,“政治经济学确实是一门科学,它就是一种知识类型(type de savoir),就是进行治理之人所应该重视的一个认识模式(mode de connaissance)” [7]252。我们看到,福柯从新的治理艺术和原则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和变化,解释其当代活力,以一种实例回应了经济决定论问题。而他的回应方式,在根子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另类,而是与阿尔都塞复杂地关联着的思路。在阿尔都塞看来,“生产关系把它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看做是它自身存在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撇开作为生产关系自身存在条件的特殊的上层建筑,就不能在生产关系的概念中思考生产关系” [8]。因此,他以“过度决定”来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或以结构因果性来解释辩证法的因果性。福柯的话语分析坚持了相同的立场,而其话语概念的特色便是把分析涉及的全部因素都以过度决定的方式接合起来了,并且,这些因素并不局限传统研究在同一个尺度上的平面结构的多种组成部分,而且包括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以,他的话语分析又称知识-权力分析,而这种分析,正是其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中解释的那样,是由“话语-事件”为中心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其分析的独特价值。

话语的含义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过程,即他所称的由经济和政治所代表的权力实践,这就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地置于历史——即马克思所称的暂时的结构之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亦理解了福柯为什么强调agonism(竞争性行为)是权力关系的核心[4]138。当他以civil war概念来解释权力实践的历史变迁时,我们亦可以认为,他以这个概念改写“阶级斗争”,从而摆脱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束缚,把分析的视野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

当然,我们可以说,福柯的权力概念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关系泛化了,其“内战”概念同样如此,这亦给分析带来了难题。不过,从解决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将权力还原为生产方式,将生产方式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实践——难题来看,必须承认的是,他的实际分析更忠实于马克思的历史概念。这是因为,在福柯那里,权力的谱系是通过话语绵延的,但权力的内涵却并不是固定的,而总是通过惩罚那样的实践来维系。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权力,而只能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把握它的作用条件与后果。谱系学的目标便是通过话语事件来理解权力的条件、配置与后果。正是在这种分析中,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又向前推进一步。知识即力量,这个培根命题,法兰克福学派将之作为现代性权力结构原型。法兰克福学派由此把马克思从商品生产机制决定作用入手的批判推及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特征的社会控制,而福柯又进一步通过治理(惩罚和规训都是治理手段)艺术和原则将之推到身体(即生命)。他指认了,为资本积累而演化出来的各种规训技术或权力策略直指生命时,捍卫个体生命成为启蒙的主题,而个体不再作为社会权利的个体,而是生命的个体。至此,现代性的权力故事才能算完结。

福柯以生命为落点的话语分析包含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现代性批判探索,但在根子上乃是对现代性理性统治的回应。这个根子正是马克思和韦伯的主题,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的主题。正是从这一角度看,福柯的全部著述具有令人惊奇的“同一性”(尽管他本人反对这个术语),即通过理性(秩序)的内部分裂来揭示主体在权力实践中的形成,并试图通过权力实践的不稳定性、异质性和条件性(偶然性)来寻找主体的解放之路。他的批判始终围绕现代性之中心运行,而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尽管将问题移置到生产方式之外,但却并没有像利奥塔、鲍德里亚等最终在现代性之外寻找支点来支撑自己的批判,并因此最终失落在历史之外。在全部法兰西理论中,只有德勒兹以不同的方式接近福柯。这也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正是德勒兹将福柯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即反资本主义者。当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来说,福柯的话语同样带来了诸多挑战。在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消除对抗的条件,而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改变斗争策略,如何将新的批判与新的解放实践联系,这正是需要另辟专题分析的当代难题。在此,我们最后要说的是,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难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他的意义和价值。福柯总是在寻求历史中出现的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不仅是离我们最近的东西,而且正是统治着我们的东西。从这一角度来说,福柯绝非学院里的书呆子,而正是皮尔纳那样的最鲜活也是最真实的历史学家。他们献身于今人的爱恨情仇。

参考文献

[1]福柯.惩罚的社会[M].陈雪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3]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52-53.

[4]福柯.自我技术[M].//汪民安.福柯文选II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446.

[6]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265.

[7]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06.

注释

1福柯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哲学主题乃是对启蒙的重新探索,“其方式意味深长地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他强调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伙伴关系”。([法]福柯:《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3、185页)

2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研究话题。虽然本项目直接从属于这个话题,但我们并不在这里展开这种关系。在我们看来,这需要专论。当然,在这种关系中,需要在整体上注意福柯本人的三类鲜明态度。第一类,他在《词与物》中断然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思想革命性质和意义,认为马克思仍然属于李嘉图代表的19世纪知识型。([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265-266页)第二类,他说,极度反对教条主义。“就我而言,马克思并不存在。我的意思是,围绕某个专有名词建构起来的实体,同时,那个专有名词又指向某个个体、他的著作的整体,以及源出于他的巨大历史过程”。(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76.)当然,这个观点与其关于作者功能、关于历史的异质性等观点亦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类,他不仅熟悉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乐于承认自己不加标注地援引了马克思的概念、文本和段落。这样做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当代,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使用直接或间接与马克思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概念,不可能跳出由马克思定义或描述出来的思想地平”。在他看来,就像物理学研究无须突出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历史学研究无须再强调自己受惠于马克思。(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p.53-54.)在总体上,正如福柯自己强调的那样,在欧洲革命运动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诸如对身体的关切成为马克思主义或左翼政治的理论主题,其生命政治学等话语分析才成为可能。(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57.)。正是从这种总体的关系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是福柯与马克思联系的显著中介之一。它构成现代社会的权力话语(科学),马克思的批判没有完成它,福柯试图将这种批判推进到当代。

3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这是福柯主旨。只不过,切入点(即分析对象)和切入视角(即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而显得卓尔不群。按照福柯自己的解释,他关注的中心是主体问题,他是通过分析,历史地阻止主体生成的力量来打开理解空间的。

4必须指出的是,福柯认为现代性批判并没有在马克思等人理论中得到完成。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马克思只是分析了现代性之经济关系,而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意指关系并列为三大主体间基本关系,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符号学)分析了后两者,而关于前者的分析缺乏现成的理论。他的理论贡献正是试图打开权力关系的分析。

5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对“反常”(anormal,abnormal)或“失范”(anomie,这两个词我们采取了社会学标准译法)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从疯狂、疾病到犯罪,再到其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涉及的大量其他案例,在直接的意义上,便是对涂尔干研究的深化。在《惩罚的社会》课程中,福柯说,涂尔干的《论自杀》揭示了,“社会是纪律系统;然而他没有说,应该在权力系统内部本身的战略中分析该系统”([法]福柯:《惩罚的社会》,陈雪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而后一路径正是福柯本人的分析路径。

6在谈到新自由主义时,福柯指出,其改写了市场本质的定义,将其原则从交换转化为竞争。在这一语境中,竞争成为“治理技艺的历史目标”。“经济竞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能是不同领域的互相限界。它们的关系不再是有一个放任自由的市场游戏,然后有一个国家开始进行干预的领域;因为市场,或者不如说作为市场本质的纯粹竞争只能在被产生出来时才可岀现,并且只能由一种积极的治理产生出来。因此,人们完全重新获得一种以竞争和治理政策为标志的市场机制。治理从头到尾都必须伴随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没有从治理中减去什么东西,相反它指出并构建了一般指标,应该把那个将要限定所有治理行为的规则置于此指标之下。应该为了市场去治理,而不是因为市场去治理。”([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本文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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