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一，恭祝上清祖师陶弘景真君圣诞

南齐中兴二年，萧衍取得帝位，为梁武帝。梁武帝幕其智慧才华，曾多次派使者前来请陶弘景祖师出山，均被婉拒，但念其旧功，乃遣人赐黄金、朱砂、曾青、雄黄以供炼丹之用。并在茅山乾元观为其修建咨询处，名“宰相堂”，且“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祖师著作

陶弘景祖师在茅山隐居四十余年，性好著述，珍惜光阴，老而弥笃。在道教史上怹是继陆修静真人之后，进一步整理道书并卓有贡献的道教人物。怹曾于梁天监年间撰《真诰》，是道教上清派重要经典著作；该经典称名《真诰》，内容涉及神仙信仰，历史人物，经籍教义，养生方术。

陶弘景祖师撰《真灵位业图》，分七个等级阶层，主神列于中位；第一层主神元始天王，及玉清境天帝道君；第二层主神太上大道君，及上清境诸神真；第三层主神太上金阙帝君，及上清太极金阙诸神；第四层主神太上老君，及太清境诸神；第五层主神九宫尚书张奉，及诸天曹仙官；第六层主神定箓真君茅固，及诸地仙；第七层主神丰都北阴大帝，及阴曹地府诸鬼神官佐；是等级有序的道教神仙谱系，对后世道教神学信仰影响很大。

陶弘景祖师重养生，隐居茅山多行辟谷导引之法，所以怹“年逾八十而有壮容”。怹著有《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以述养生之道。怹在整理《神农本草经》时，又增加魏晋名医所用新药，编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记载了七百多种药物，后成为隋唐本草学之蓝本，现仅存敦煌残卷。

至今尚存者有《真诰》、《太玄真一本际经·道性品》、《真灵位业图》、《登真隐诀》、《肘后百一方》、《本草集注》、《陶隐居本草》、《药总诀》、《导引养生图》、《养性延命录》、《合丹药诸法节度》、《集金丹黄白方》、《太清诸丹集要》，以及《天文星算》、《帝代年历》、《华阳陶隐居集》等。

陶弘景真人在茅山隐居的四十余年间，致力于实践自己得道成仙的生命理想，不仅从教义理论及医药学、化学、生理学和地理学等方面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而且以出世心态做入世之事，使茅山乾元观成为著名的“山中宰相府”。

极力反佛

由于怹的学识和造就，陶弘景祖师得到朝野尊崇礼问。值年皇帝信佛，陶祖极力反对，陶弘景祖师对《难镇军均圣论》及沈约答辩。

《均圣论》云：“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后佛，其道不异。法身湛然，各由感应，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缘苟未应，虽践迹而弗睹。婆婆南界，是曰阎浮，葱岭以西，经途密迩，缘运未开，自与理隔。……西国密涂，厥路非远，虽叶书横字，华梵不同，而深义妙理，于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独西限，道未东流，岂非区区中国，缘应未启。求其会归，寻其旨要，宁与四夷之乐，同日而语乎。非为姬公所遗，盖由斯法宜隐故也。”

此论的宗旨在于解释佛法晚近始传入中土的原因，为说明佛法思想与孔儒不殊，沈约历数燧人用火、神农播谷、周孔戒杀，悉归结为“佛教之萌兆也”，并结论说：“内圣外圣，义均理一”。

陶弘景祖师明显地不以佛法为然，怹针对《均圣论》佛法晚传的原因“盖由斯法宜隐故也”，驳难说：

“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济者，夫为罪莫过于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力，前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踬乎？若梗粮未播，杀事难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害兽，受对更重。首轻末重，亦为未达。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有时者，盖欲大明仁义之道，于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为内惕寡方，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硕乖。不审于内外两圣，其事可得是均以否？”

平心而论，《均圣论》在当时众多的三教论辩文章中，语气尚风平和，而陶弘景祖师的驳难则严厉得多，因此，作为陶弘景老朋友的沈约在《答陶隐居难均圣论》文章的最后，用了极有深意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诸息重辩。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我们固然不能确定《均圣论》是否沈约奉命之作，但毫无疑问，在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作为道士的陶弘景祖师只能噤若寒蝉。

礼塔受戒

陶弘景祖师礼阿育王塔自哲受戒一事，《南史》、《梁书》无异辞，但两书皆未记受戒时间，《南史》与“弘景末年一眼有时而方”，《梁书》与“年逾八十而有壮容”句连书，故后人往往误以为系其晚年之事，如宋王质《绍陶录·陶华阳谱》即系于大同二年条，云：“君年八十一。只眼或方，梦胜力菩萨受菩萨记。乃诣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则付阙如。

今据《茅山志·卷十》云：“泛海诣霍山，经年还木溜屿。武帝有敕迎还旧山，因诣县礼阿育塔，自哲受五大摄戒。既归，入住东涧”。故知礼塔受戒事在天监十一年由木溜屿返茅山途中。

陶弘景祖师以茅山道派领袖的身份皈依佛法，返茅山后又造佛像、起佛塔，如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云：“大造佛像，爱及写经起塔、招僧。备诸供养。自誓道场，受菩萨法，梦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启闻，蒙敕许可”。更有甚者，“常以敬重佛法为业，但逢众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辨正论·卷六》)乃至临终遗命：“以大裂转覆衾蒙首足”。(《南史》)这一切究竟是出于本心，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举，我们推测似属后者，否则确无法理解陶弘景祖师在天监三年尚坚决排佛，以“释教乖方”，未及十年，却顶礼膜拜。至少有一件事能反映陶弘景祖师受戒后的心境。

天监十二年闰三月，沈约卒。沈约于梁武帝有劝进之功，但晚年因天监初诛齐和帝事为萧衍所忌，郁郁而终。沈约与陶弘景祖师交往甚密，除前述《均圣论》之争外，《沈隐侯集》中存赠陶诗四首，书启多通，沈约卒，陶弘景祖师有诗哭之，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按此诗见《陶隐居集》，题作《和约法师临友人》，未言所哭临友人之姓字。约法师即释慧约，驻锡钟山草堂寺，称草堂法师，陶弘景祖师曾作《草堂法师传》。考沈约与慧约交谊尤深，《沈隐侯集》中有《与约法师书》、《憩郊园和约法师采药诗》等，又检《续高僧传》卷六记沈约与法师交往事，其略云：“(沈)恭事勤肃，礼敬弥隆，文章往复，相继晷满。以沈词藻之盛，秀出当时，临朝在职，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未)尝以朱门蓬户为隔。……(天监十一年，法师)曰：檀越福报已尽，贫道未得灭度。词旨凄然，俄而沈殒。”

则此必慧约以诗悼沈约，弘景和之也。诗虽寥寥廿字，而备极沉痛：“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看来，不仅是在哭沈约，也是哭自己。诗称有泪不落十余年，并非虚指，沈约卒时，正梁武帝践祚十二年。这十余年间，陶弘景祖师由“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的山中宰相，退化为祀灶祭物的李少君，对佛教的态度也由坚决地“以释教乖方”，转变为至心皈命，其胸中的苦闷正借此二十字得到抒发。

尽管陶弘景祖师佞佛一事，在其生前身后颇招物议，如《桓真人升仙记》托言陶祖弟子桓凯真人升天，陶祖则因有三是四非，暂不得飞升，其中一条罪过便是：“求真不一，潜神二门，好禅说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记，作往生文，道释并修”。但据《佛祖统记》所载，梁武帝既哲永弃道教，遂于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反俗。茅山道观之所以能在梁武帝灭道浪潮中得以幸存，且不断有救建朱阳馆、筑太清玄坛、造昭真台、疏浚旧井之举，正与前此陶弘景祖师的礼塔受戒有绝大的关系。

羽化留言

陶弘景祖师羽化前作《告逝篇》示门人云：

性灵昔既辇，缘业久相因。即化非冥灭，在理澹悲欣。冠剑空衣影，镳辔乃仙身。去此昭轩侣，结彼瀛台宾。倘或踵留辙，为子道玄津。

《告逝篇》颇可以看出陶弘景祖师对死亡的从容态度，这倒未必全是修炼所臻的境界，晚年的陶弘景祖师确实生活在痛苦之中。

《内传》曾记载陶弘景祖师晚年感慨之语：“昔闻幽说，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登展者，盖三朝有浮名乎”。若取与前引“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为，是独济小道。若脱尔便逝，不可以为教迹”对观，则应知其死志早明，其所以偷生，只是为了顾全大局，由此而论陶弘景祖师礼塔受戒的因缘，昭然若揭。

陶祖羽化前有《预制诗》云：“夷甫任散淡，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预言侯景之乱，则再次证明了怹不为梁武帝所用的政治远见。

陶弘景祖师为了茅山道众的生存，能做的只有两事，一是逢迎，如在上梁武帝论书启中对萧衍书法的夸赞，几乎到了肉麻的程度；如果这还不够的话，那就只有屈从，即反复讨论的礼塔受戒。

陶弘景祖师性好松风，隐居茅山乾元观期间修炼于“松风阁”，常于阁内抚琴听松涛之声。1938年，陈毅司令在茅山的抗日司令部和指挥所即设其间，同年8月遭日寇烧毁。2013年，乾元观开始复建松风阁，作为茅山书院道教图书馆；观内现有《道藏》四全套，以及道教内外各类书籍近三万册，并即将面向社会大众开放，以书弘道。

【陶祖宝诰】

志心皈命礼：晋室名儒，黄冠宰相。生而神异，膝呈七曜之文；长而该通，胸贮五车之富。挂冠带于永明，廉而且智；备顾问于梁武，显而愈韬。不荣仕籍，惟爱松涛。着肘后百二方，活江村三千户。调剂雷霆，芸生咸沾膏泽；纪纲道法，玄风恒赖阐扬。天医领袖，黄箓上公。大悲大愿，至孝至仁。上清医院内宰，华阳广教真君，贞白大帝，好生普救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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