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博大精深，梁启超为什么说中国无史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学更是灿烂辉煌，人们都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四史虽然博大精深，著名学者梁启超却认为中国无史，“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中国史叙论》）

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指斥中国旧史是“帝王家谱”、“相斫书”,痛诋传统史学“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梁启超指出旧史学存在“四弊”‘“二病”、“三恶果”。“四弊”，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载、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中国无史，这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当时学术界的共识。1902年，邓实发表《史学通论》直言：“呜呼，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实也”。王国维为《东洋史要》该书作序称：“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意思是说，旧史学不配称为史学，因为它缺乏科学的系统性。

对于数千年来的浩瀚史书，梁启超认为有创造性的只有六家—司马迁的《史记》、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司马光的《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他的都是“碌碌，因人成事”,没有什么价值。

梁启超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中国史学虽盛，而国人对其却很冷淡，梁启超发现，“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因此梁启超参照西方理论和日本史学著作，提出新史学发动史界革命。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高举“史界革命”大旗，开新史学之先河。梁启超疾呼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梁启超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梁启超说：“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梁启超“打破史外无学”的旧观念，"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梁启超还提出“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明确史家的义务“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而继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以“进化论”和民族主义为基础，其目的在于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以改良中国，御侮图强，激发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以促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为目的。

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要发挥史学在唤醒国民爱国心方面的作用，”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当时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流”的人物严复称赞梁启超，“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严复：《与张元济书》）

梁启超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20世纪史学的巨大发展具有开创之功，这是肯定的。但是梁启超过于偏激，完全否定传统史学，批评旧史满纸均是“狸猫生子”之类无用之事实，沉醉于西方理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有进化论地理环境论等等，基本来源于西方的思想和日本史学家的著作。

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指出：“‘五四’之后中国史学思想日益疏远本身的传统，转而越来越崇尚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此时，中国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20世纪的中国史家”成了“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实际上，梁启超从开始就是西方理论的俘虏，因为当时的理念就是这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将历史的基本单元看成是人种，所谓历史即“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在他看来，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有历史的，一种是没有历史的。有历史的人种，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两种，最适合竞争。梁启超断定，“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亡之际，梁启超相信，中国人种不可能丧失已有的历史舞台，它虽有挫败、苦难，终将振兴，“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论中国之将强》）。梁启超预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南海康先生传》）

历史证明，梁启超的预言是正确的。但是梁启超的理论依据却是西方的种族优劣论，说什么“五色人相较白人最优”，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把白种阿利安人种的条顿人称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看作是世界文明史的正统。梁启超有时也有民族虚无主义情绪面对白人缺乏自信，“中国人不及西人者多端”。(《新大陆游记》)

梁启超承认思想来源是“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馀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奖借之，谬以厕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惭，抑亦一国之耻也。”（《饮冰室文集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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