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注本二十四史新五代史》前言

      

 

 

    《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纪传体史书，《新五代史》虽然篇幅不大，仅记述了五代十国短短数十年的历史，却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在编修宗旨、成书经过等方面均有别于其他正史，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历史研究价值。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共七十四卷，计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世家十卷、十国世家年谱一卷、考三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述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共五十四年的历史。初名《五代史记》，后人为区别于薛居正《五代史》，故而称欧史为《新五代史》，薛史为《旧五代史》。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命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昉、李穆、李九龄等同修。此次编修多取材于五代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编纂方法仿照《三国志》，内容按照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次序各由本纪、列传两部分组成，一朝一史；以五代时期诸割据政权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契丹、吐蕃、回鹘等入《外国列传》。另有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薛史修成后，时人对其“实多漏略”“义例无次”多有不满，要求重新修定或别加撰著的意愿愈发强烈。
    欧阳修于宋仁宗景祐年间任馆阁校勘期间开始编撰《新五代史》，约成书于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采取的编修方法，柴德赓称为“既仿《春秋》，又学《史记》。仿《春秋》是指褒贬议论，学《史记》是指编纂方法”（《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前言）。欧阳修不仅改变了薛史五代分书的写法，而且打破了朝代界限，按照时间顺序将本纪、列传分别排序，列传分立《家人传》《臣传》；同时别立《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其余一人事多朝者入《杂传》。十国史事入《世家》，并年谱一卷。契丹、奚、吐谷浑、达靼、党项、突厥、吐蕃、回鹘、于阗、高丽、渤海、新罗、黑水靺鞨、南诏、牂牁蛮、昆明、占城等入《四夷附录》。欧阳修改“志”为“考”，仅作《司天考》《职方考》，记叙天文地理，他认为“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新五代史》卷五八），故其他典章制度则付阙如。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后，其家人将《五代史记》奏上朝廷。宋人晁公武称，“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熙宁十年五月，“诏以欧阳修《五代史》藏秘阁”（《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当代学者尾崎康、唐雯等皆认为，熙宁十年后，《新五代史》即被刊刻，此后大抵有刻本、国子监校勘本、抄本盛行于世。
     鉴于对薛史“繁猥失实”的批评，欧阳修对于五代“非干大体”之史实，“尽宜删削，存其大要”（《文忠集》卷六九）。欧阳修重修五代史旨在发微《春秋》明义，书写取法《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如别立《死节传》《死事传》《义儿传》《唐六臣传》等，另外他在叙述战争时使用“攻”“伐”“征”“讨”等字，严格区分，皆体现了“褒贬善恶”。书中注文阐明了欧阳修对于史实的选择标准：如帝纪，“自即位以后，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兵事，“五代乱世，兵无虚日，不可悉书。故用兵无胜败，攻城无得失，皆不书”（《新五代史》卷二）；命官，不书，“非常而有故则书”（《新五代史》卷三）。州县废置，见《职方考》，“惟京都则书”（《新五代史》卷二）；游幸宴乐，“游幸若不过度，则小事也，皆不书，惟庄宗及晋出帝之世则书者，著其过度耳”（《新五代史》卷六）。文末论赞，以“呜呼”开头，发表议论。
     欧史以薛史为蓝本，一方面尽量简化薛史之文，另一方面杂采诸书，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九国志》等，特别是笔记小说，如《北梦琐言》《玉堂闲话》《洛阳搢绅旧闻记》《南唐近事》《江南别录》《江南野史》等，增加新内容的同时，做到事增文省。另外，据胡峤《陷虏记》、高居诲《使于阗记》等补充了契丹、于阗的史实。清人王鸣盛曾就采择史料方面比较新、旧《五代史》，“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十七史商榷》卷九三）。比如，《梁太祖实录》与薛史《全昱传》均未载朱全昱博戏诋斥之语，欧史据小说补入。王鸣盛评曰：“欧公采小说补入最妙，然则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十七史商榷》卷九三）
    《新五代史》成书并流行于世后，逐渐取代了《旧五代史》的地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旧五代史》的地位更趋下降。明代以降，《旧五代史》罕有流传。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之时，邵晋涵等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将《旧五代史》辑出。此后二书并行于世。
     《新五代史》成书后，因删繁就简，法言词约，受到学者好评。如王鸣盛赞扬《新五代史·职方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非薛史所能及”（《十七史商榷》卷九六）。清人赵翼亦称赞《新五代史》选材“虽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叙事“则直书其事……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文字“欧史书法谨严”，“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总体上“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一）。

    《新五代史》自问世后屡被刊印，目前现存宋元本十部，关于《新五代史》宋元版本的研究成果可参考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唐雯《〈新五代史〉宋元本溯源》、鲁明《点校本〈新五代史〉修订本初稿刍议》等。宋元版本系统现存五种：
     1.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刊本（存卷一至卷一四），其中卷一至卷一二原系傅增湘旧藏，卷一三、卷一四系周叔弢旧藏，后二本皆归国家图书馆，今合为一本。
     2.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初刊明清配补本，系杨守敬自日本访得。
     3.南宋庆元年间刊曾三異校本。因卷一八后有“庆元五年鲁郡曾三異校定”一行，另有数卷后刊“鲁郡曾三異校定”一行，系南宋庆元间曾三異校订本。百衲本据傅增湘所藏该本影印。
     4.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间宗文书院刊明修本。此本系大德九路儒学刻本之一，传世有五本，皆系元明递修本。《中华再造善本》曾据以影印。
     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元修本（存卷四三至卷四五，卷四八至卷五〇）。尾崎康考证该本系南宋中期刊本。
     《新五代史》明清本版本系统主要有：
     1.明万历四年（1576）南监刊本；
     2.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北监刊本；
     3.明嘉靖汪文盛刊本；
     4.明崇祯三年（1630）毛晋汲古阁刊本；
     5.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
     6.清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刊本；
     7.清宣统三年（1911）贵池刘世珩玉海堂影刻南宋刊本；
     8.清四库全书诸本。
     目前，《新五代史》的各个版本分藏于海内外诸多机构。域外所藏机构中，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藏本数量较为丰富，且已对外公开，包括元宗文书院刊本、南监本、北监本、汪文盛本等，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外，日本还藏有和刻本《五代史》七十四卷，为明杨慎评、锺名臣订，日本堀正修校、村濑之熙重订，安永二年（1773）刊、文化十年（1813）大阪前川嘉七等补刊。
     目前学界通用版本为中华书局点校本。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华书局承担了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组织和编辑工作。1964年4月，柴德赓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借调至北京，协助陈垣点校《新五代史》。1971年，《新五代史》点校工作转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于1974年12月出版。原点校本以百衲本影印元覆宋庆元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明清诸本。2015年，由陈尚君为修订主持人，复旦大学承担的中华书局修订本《新五代史》出版。此次修订，仍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以国家图书馆藏宋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宋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本、宗文书院本为通校本，同时参校南监本、北监本。

     其一，今注本《新五代史》集标点、校勘、考订、注文为一体，是一部具有全新特点的整理本。在校勘方面，今注本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宗文书院本、殿本为通校本，在充分尊重并吸收中华点校本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补充中华点校本未出校记之处。如卷三九《王处直传》，底本作“闭门不复出”，宗文本、殿本皆作“闭城不复出”，今注本据宗文本、殿本出校；卷四四《刘知俊传》，底本作“攻兴元”，宗文本、殿本皆作“使攻兴元”，今注本据宗文本、殿本出校；卷四六《安重霸传》，底本、宗文本作“秦川花木”，殿本作“秦州花木”，今注本据殿本出校；卷四八《高行珪传》，底本作“军兵于佗所”，宗文本、殿本皆作“库兵于佗所”，今注本据宗文本、殿本出校。
     其二，今注本《新五代史》发现了以往工作中的点校失误，并据实纠正。如中华点校本《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重诲怒，未有以发，乃遣其嬖吏韩玫、副供奉官乌昭遇复使于鏐。”不确。唐五代“供奉官”泛指侍奉皇帝左右的臣僚，亦为东、西头供奉官通称，无“副供奉官”之说。又乌昭遇使还，为韩玫谮于安重诲而死，《新五代史》卷六《唐明宗纪》载天成四年（929）“九月癸巳，杀供奉官乌昭遇”。因此，此行当以供奉官乌昭遇为正使，韩玫为副，故“韩玫副供奉官乌昭遇”不当点断。又如中华点校本《新五代史》卷四一《雷满传》：“是时，澧阳人向瓌杀刺史吕自牧据澧州，而溪洞诸蛮宋邺昌、师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此处“宋邺昌、师益”恐误。据《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朗州雷彦恭召吴人攻平江，许德勳击败之。（马）殷遣秦彦晖攻朗州，彦恭奔于吴，执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梁。于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邺、溆州昌师益等率溪洞诸蛮皆附于殷。”《通鉴》卷二六七开平四年（910）十一月壬午条注引《湖湘故事》：“吕师周斩潘金晟于武冈，其年十月十一日，辰州宋邺、叙州昌师益一时归投马氏。”同书卷二六八干化二年（912）正月戊寅条：“辰州蛮酋宋邺、昌师益皆帅众降于楚，楚王殷以邺为辰州刺史，师益为潊州刺史。”可见，中华点校本“宋邺昌、师益”当为“宋邺、昌师益”之误。今注本已据实纠正。
     其三，今注本《新五代史》工作重点为名物、典章制度的疏解注释与史实的纠谬补阙。今注本对五代时期人名、地名、职官、礼制、风俗等专有名词作出注解，特别是对过去未有注释、难以理解、极易出错的名词进行了笺注考证。在此过程中，参考了《中国官制大辞典》《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资治通鉴大辞典》《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敦煌学大辞典》等，并吸收了学界对《新五代史》的校勘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外五代史研究成果，在保证校注学术性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阅读与研究的学术索引之便。如《新五代史》卷四“落落”，今注作“人名。李克用之子。时为铁林军使，将铁林小儿三千骑薄于洹水，与葛从周部作战失败，为葛从周部将张归霸所擒，朱温命将落落送于罗弘信斩之。事见《旧唐书》卷一八一、《旧五代史》卷二六、本书卷二二”。《新五代史》卷八“广评侍郎”，今注作“高丽王朝官名。广评省（仿唐尚书省）副长官，协助广评侍中总领百官。品秩不详。详见龚延明《高丽国初与唐宋官制之比较——关于唐宋官制对高丽官制影响研究之一》，《韩国研究》第一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再如《新五代史》卷五四“起居”，今注作“朝会礼名。即‘群臣五日一随宰相入见内殿’，或称‘内殿起居’‘五日起居’。后唐时于洛阳中兴殿举行。按，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即位，五月初三下诏设立五日起居。参见《册府》卷一〇八”。

      本书由纪雪娟主持校注工作，朱义群、黄晓巍、孙方圆、王荣彬、陈久金等共襄其事。全书由陈智超先生审订。
     纪雪娟，博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宋史、域外汉籍。在本书中承担的部分为：《梁本纪》（卷一至卷三）、《梁家人传》（卷一三）、《梁臣传》（卷二一至卷二三）、《死节传》（卷三二）、《死事传》（卷三三）、《一行传》（卷三四）、《义儿传》（卷三六）、《伶官传》（卷三七）、《宦者传》（卷三八）、《四夷附录》（卷七二至卷七四），共16卷。同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朱义群，博士，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宋史。在本书中承担的部分为：《汉本纪》（卷一〇）、《周本纪》（卷一一、卷一二）、《汉家人传》（卷一八）、《周太祖家人传》（卷一九）、《周世宗家人传》（卷二〇）、《汉臣传》（卷三〇）、《周臣传》（卷三一）、《杂传》（卷三九至卷五〇，卷五六至卷五七）、《职方考》（卷六〇），共23卷。
     黄晓巍，博士，任职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礼制史。在本书中承担的部分为：《唐本纪》（卷四至卷七）、《晋本纪》（卷八、卷九）、《唐太祖家人传》（卷一四）、《唐明宗家人传》（卷一五）、《唐废帝家人传》（卷一六）、《晋家人传》（卷一七）、《唐臣传》（卷二四至卷二八）、《晋臣传》（卷二九）、《唐六臣传》（卷三五）、《杂传》（卷五一至卷五五），共22卷。
     孙方圆，博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方向为宋史。在本书中承担的部分为：《十国世家》（卷六一至卷七〇）、《十国世家年谱》（卷七一），共11卷。
     王荣彬，博士，研究员，任职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史。在本书中承担的部分为：《司天考一》（卷五八），共1卷。
     陈久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历法、天文学史。在本书中承担的部分为：《司天考二》（卷五九），共1卷。
     陈智超，研究员，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至明代历史、历史文献学等。主要著作有《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宋史十二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同时，感谢李森编辑为本书稿的底本核对所付出的辛苦劳动。游自勇、康鹏、张吉寅、周永杰等诸位学者对本书稿的完善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