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文《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刘进宝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AZS002），最终成果为专著《敦煌史部文献汇辑集校》（契约部分上下）、《敦煌史部文献汇辑集校》（籍帐部分）。课题组成员有：金滢坤、赵大旺、宋坤、秦桦林、孙宁。该项目于2017年以优秀等级结项，近期入选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学界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已达百年之久，而文本的迻录、辨识、校勘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是对敦煌史部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录整理，形成高质量、集大成的敦煌史部文献的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一部像二十四史那样全面完整、权威实用的定本，让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使一些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像使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使用敦煌文献，这样敦煌文献才能对整个学术研究发挥更大价值。本项目分为史传类、地理类、政书类、仪注类、簿籍类、帐历类、契约类、转帖类、目录类、题记类，对各大类进行分类辑录，由项目组成员分工负责，分别进行辑录，使得研究相关方面的学者能够获得准确、全面的敦煌资料。

该成果以敦煌文献的整理、迻录为主要研究内容，其基本内容为文书的分类、定名、缀合、解题、录文、校记。分类主要参照《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并根据敦煌文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定名对前人已有的定名进行辨析、对定名不清、拟题可商或尚未定名的卷子进行定名；缀合是在系统调查整理史部文献的基础上，将断裂的卷子进行缀合；解题是对每一件敦煌文书的基本情况进行说明，包括底本、参校本选择、原卷物理状貌、定名定年依据，内容简介、文献存佚情况、图版刊布情况和前人著录情况；录文是对原卷文字的准确过录，保持录文的原始性；校记是对文献录文的校订、比勘，明异同、定是非，以保证录文的可靠性，必要时对个别字词进行解释。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前人的辑录成果有更深入的推动：

第一，所有录文忠实于原卷，力求保存原卷状貌。目前已出版的敦煌文献图版本浙江大学均有收藏，国际敦煌项目（IDP）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公布了一部分彩图，项目组还专门购买了一批清晰的彩色图版，因此，项目组的研究条件较前人有了大幅度的改善。除个别收藏信息不明或未出版的文献外，所有辑录本的录文要求见到原卷的图版，有彩图的文献核对彩图。录文过程中对于一些文字清晰但暂时无法识读的，照描其形，不予臆测。对于一些常见俗字，正文中直录正字，但在校记中说明原卷情况。原卷有漏写的情况，如所缺漏的文字不影响文意，则不予臆补。如确需补充，则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对于校改文字同样如此，如对于S.3877《戊戌年令狐安定请地状》中的“不辝承料”，前人在整理、研究过程中均将其校作“不办承料”，而我们认为“不辝承料”语意亦通，并列举了敦煌文献中“不辝”作“不能”义的用例，因此尊重原卷而不予校改。此外，如社邑文书中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中，常见“罚酒一瓮”的规定，在一些文书中也略写为“罚一瓮”，前人大多以意校补一“酒”字，而我们认为，社人对于“罚一瓮”所指何物均心知肚明，无需赘补，因此，不从前人校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认为，应当在多学科综合考察的基础上，给出改或不改的充足理由，切忌无理由的校补、校改等，避免以己意误导读者。我们录文的宗旨是，使读者见到录文就能明了原卷的真实状况，省去读者检阅原卷之繁。

第二，项目成果吸收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的成果。以往对敦煌史部文献的分类辑校本大多是由历史学者完成的，没有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参与，因此在语言文字方面还有一些错误，一些录文引起了语言文字学界的批评和商榷，使得读者难以放心使用。为规避这一缺陷，本项目在成员结构上进行了优化，吸收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者参加项目组，如秦桦林同志毕业于浙江大学古籍所，师从张涌泉教授，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学和敦煌文献的研究，对于敦煌俗语言、俗字、写本文献方面有一定造诣，在这一领域已发表十余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本项目中很多俗字、俗语词，以及敦煌文献名物考证方面贡献良多。宋坤同志长期师从河北社科院孙继民研究员，从事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研究，发表十余篇论文，并合著出版多种专著。此外，项目组还多次就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请教了语言文字学者如张涌泉、张小艳等先生。项目组中的历史学研究者也一直关注俗语词、俗字的研究，并有相关文章发表，如刘进宝教授《试释敦煌文献中的“指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等文都是从字义考辨切入展开研究的，赵大旺《敦煌社邑文书校读札记三则》也有一则俗字研究的札记。因此，项目成果能够纠正许多前人在俗语词、俗字方面的误录、误校，保证了辑录本的可靠可信。如对于敦煌文献中常常出现的“”字，前人录文都将其录作“毛”或“屯”，也有直描其形而未予说明的，我们认为该字是“三”的俗写，并给出了充足可信的理由。

第三，收录的文献相对前人更加全面，敦煌文献各家馆藏大都是以入藏先后的流水号编目排序的，出版的影印本也大抵以此为序，没有分类。虽然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在敦煌文献的整理、辑录上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以前所见材料有限，所作往往是挖宝式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些分类作品集的完备性有待提高，缺乏集大成的汇辑校录。本项目各成员的辑录工作都是建立在对目前已出版的敦煌文献图版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能够发现一些前人没有辑录的敦煌文献。如《契约文献》收录前人未予辑录的有100多件、《社邑文献》收录前人未予辑录的有95件，新发现的文献有些残缺较严重，提供的可研究信息有限，但其中也有不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写卷，如BD.16333B《某人请免地子状》就是关于归义军时期地子问题的重要材料，前人对此未作辑录或研究；又如P.2717P2《结社契》对研究社邑丧葬用车有重要价值，前人也未曾注意。总之，本项目成果提供了更全面的分类辑录本，为相关方面的研究者提供更全面的资料集，必将推动各相关方面研究的更进一步发展。

第四，项目研究成果在全面继承前人研究成绩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推动。以前对于敦煌文献的分类辑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成就是主要的，前人在艰苦的研究条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项目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主要体现在题解中对文书定名、定年、缀合的说明中，以及在录文过程中尊重前人的录文成果。对于前人已定名、定年、缀合的，题解中予以介绍，并说明从之或不从的理由，如对Дx.6053背《转帖》，前人将其定题为“渠人转帖”，而我们考察之后认为，该件应当定题为“行人转帖”。在定年方面，前人的有些定年或者定年不确、或者理由不充分、或者予以存疑，我们在题解中提供了更充足的证据，有些坐实了前人的定年、有些修改了前人的定年，有些确实理由不充足的文书也勇于存疑，留俟后考。录文方面，在径直过录原卷的同时，以校记的形式说明前人的录文情况，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录文，一一列举前人录文情况，然后说明我们取舍的理由。因此，本项目成果不仅仅是对某一件文书的录文，也是对前人整理研究成果的汇集，前人的校录成果散在各处，不便于读者比较、利用，我们汇聚各家研究成果，吸收表彰正确意见，纠正一些误录误校，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规范的要求。

第五，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同时进行。对于一些重要的写卷，我们所撰写的题解其实就是一篇学术性的小札记。甚至一些录文和校勘成果本身就在高质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如刘进宝教授《敦煌文书﹤后晋开运二年寡妇阿龙牒﹥考释》就是该辑录工作的一部分，其中对“寡妇阿龙牒”的录文和研究性成果就来自本项目中对该件文书的题解、录文和校记。此外，项目组成员在录文过程中对一些问题产生兴趣，还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其中金滢坤同志、宋坤同志的博士后工作就以文书辑录与研究为主，宋坤主持的“敦煌法制文书校释与研究”获批为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孙宁博士在承担籍帐部分辑录的过程中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籍帐研究》，并即将出版。赵大旺在整理社邑文书的过程中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唐五代敦煌社邑的经济互助”，等。项目组成员还在《敦煌研究》、《文献》、《中国农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2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在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全面、准确的整理、录文，为学界提供一部精良的敦煌文献读本，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较为突出：

第一，敦煌卷子中史部文献的内容相当丰富，具有非常珍贵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经济文书，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是研究中古时期各阶层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而言，这些文书包含有大量的西北方言、口语和文字演变的材料，是中古近代语言文字研究的宝库，可为中古近代语言的研究及中国古代词汇史的研究提供极其重要的材料。对于从事某一专题研究的学者，其工作第一步就是对所有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但由于敦煌写本大多深藏于各国图书馆及博物馆，阅览不易，而影印本又往往价格昂贵，一般的研究者无力购买，就是许多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因此，很多研究者难以看到全部敦煌写卷的状貌，即便能看到所有敦煌卷子的学者，要全部通读所有文献也非易事，目前统计敦煌文献有七万多个流水号，已出版的敦煌文献图版煌煌200余册，要在其中捡出相关专题的材料耗时太多。我们在忠实原卷的基础上，对史部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分类整理，不仅使研究者可以在无法看到原卷的情况下能够放心使用敦煌文献的资料，也为从事某一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较为系统全面的汇编汇校本，省却研究者搜捡之劳，其对学术研究应该是有重大意义的。

第二，一般认为，研阅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所以，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帮助读者冲破敦煌写卷的束缚和限制，使他们不再受残卷、俗字、讹字等情况的困扰，帮助读者提高研究效率和阅读效率，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文本保障，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就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者的心愿。也只有建立在这种高质量的校录基础之上，敦煌学研究才能走向深入，才能产生一批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超越前人的研究精品。

第三，有学者指出，在敦煌文献整理新的百年来临之时，应抓紧展开的工作包括对敦煌文献的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我们对史部文献的整理也包括了这几项工作，目前，《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早已出版，得到学界一致好评，证明这一工作思路是符合学术界需求的。史学界也迫切需要一部高质量的敦煌史部总集，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为我国敦煌学研究昂首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应有的贡献。

项目负责人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