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建党100周年讲述建党历史人物革命故事——赵一曼

矢志为国不为家

飞出牢笼

赵一曼走上革命道路，她的大姐夫、宜宾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宜宾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郑佑之给予了很大帮助。郑佑之经常给赵一曼讲林则徐、邓世昌、秋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郑佑之看到赵一曼很爱学习，就把《向导》周刊、《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刊物带给她阅读。赵一曼在这些革命刊物里，感觉找到了一个新世界，她的兴趣都转移到这些刊物传播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上了。白天，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夜晚，她屋里的桐油灯也常常亮到深夜。她遨游在知识和真理的海洋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认识到祖国的灾难深重，也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各种苦难。这些初步的启蒙，为她以后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郑佑之还把《中国共产党宣言》等党的文献托人带给赵一曼，并通过信件对她的学习进行指导。他在一封回信中这样写道:“我看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决定你是一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了。所以我极想帮助你，引你到革命的路上去，今天接着你的来信，我愈觉我的料想不错。"

1917年，赵一曼的父亲去世。旧社会三纲五常，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赵一曼的大哥李席儒成了李家家长。李席儒满脑子的封建思想，顽固专横，冷酷无情。他不同意赵一曼继续读书，他的理由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有什么用，读的书再多、再有学问，将来也是要嫁人的。李席儒还叮嘱母亲，要对赵一曼严加管教:作为一个女孩子，死活不缠足，又对女红缝纫不感兴趣，整天读书写字，往外跑，哪里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照这样下去，将来会嫁不出去的。赵一曼听到这些话后，感到非常屈辱。她本来快乐的童年不再快乐。李席儒见母亲说服不了赵一曼，就采取强硬措施，把赵一曼关在屋子里，不让她出门，也不让她读书。他认为，赵一曼读的这些书是邪书，就是这些书让她不听管教的。李席儒对郑佑之也很不满意，觉得就是他把赵一曼引向“邪路”的。

对于大哥的种种压制，赵一曼极为苦恼，她曾与母亲、二姐商议与哥哥嫂子分家单过，但因弟弟年幼和种种难处，母亲没有同意。她给郑佑之写信，诉说自己的烦恼。郑佑之在回信中指导她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特别是与兄嫂的紧张关系，给她入情入理的引导。他告诉赵一曼，一方面，反抗的事不可少，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也不宜过度，在家里，事事要平和一点，要有信心，不要过急，要讲究策略方法。

赵一曼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拿起笔，把受哥哥封建思想压迫的情形公之于众。1924年，她写了一篇题为《请看我的家庭》的控诉文章，以自述的形式，揭露和控诉封建家庭对自己的迫害。寄给郑佑之以后，经他推荐，分别被上海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和天津邓颖超主编的《女星》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力的我》和《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刊出。在这篇文章中，赵一曼把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无情束缚和封建家长对她的打击迫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她这样写道: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

同胞的姊妹们呀!世界上哪有如此可恶的杀人家长呀!他既不送我读书，我又求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里给我订购算学、英文、国语这三科的讲义;他不惟不给我订购，而且把我的志愿书都烧了。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给我买讲义，我又求他给我订报。订报吗，他不惟不出钱，就是亲友送我的，他都不许看呵!他说:“现在的书报，多的引坏一般青年的。”

同胞的姊妹们呀，说到我屡次的反抗，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我今将我求他，反抗他，和他磨难我的经过，细写出来，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般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

这是一篇揭露封建家庭压迫、残害妇女的檄文，是一篇向旧礼教、旧思想挑战的宣言书。赵一曼的这篇文章给了封建家庭、封建家长、封建礼教有力的一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收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经过这次事件，赵一曼初步认识了斗争的力量，认识到了对于旧的不合理的东西，就要敢于起来斗争。

黄埔军校女学生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团的一大召开后，四川各地相继建立了团组织。郑佑之也在宜宾各地发展团组织。思想进步的赵一曼也要求加入团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考察，1924年春，赵一曼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

入团后，赵一曼首先在本村妇女中开展工作。她走村串户，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她认为，“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呼声，早已灌注于一般人的耳鼓。但至今犹未见诸实行。并且还有大多数的女子——尤其是青年女子，深深感受无穷的悲哀，无穷的痛苦！（我也是其中之一）唉！我们女子，数千年来总是处于极卑劣的地位，近数年虽有女子参政同盟女权运动同盟之发现，可是终不免男尊女卑的歧视，且种种束缚仍然加于我们身上，竟不能推翻那千重压制，这是何等可伤的事啊!”她号召全国的青年女子们起来参加国民会议，向国民会议提出议案，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她把这些认识写在《青年女子与国民会议》一文中，文中提出13项妇女解放的要求，其中主要包括:“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东西，尤其是压死青年女子的旧礼教。”“女子有通信的自由，蓄发、剪发、择业、结婚离婚。种种绝对的自由。”“男女求学的机会须平等:不惟自小学以至大学，均须撤(彻)底开放，并须严定父母——尤其是兄嫂阻止青年女子求学之罚则。”

这篇文章是只有 20 岁的赵一曼深入思考的结果，她当时是一个生活在偏僻山村里的青年女子，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缺少革命理论和实际斗争经验，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能提出非常符合当时全国妇女的实际情况、代表女同胞的切身利益的13项要求，实在是极其难得的。

接着，赵一曼肩负起联络村里女性发展进步组织的使命。在她的帮助下，二姐李坤杰入团了。两个人一起开展工作。她们利用朝山、赶庙会等机会开展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联系了30多人，初步具备了把妇女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的条件。1925年10月26日，在赵一曼的主持下，青年团支部成立了，赵一曼任书记。12月13日，她们在李坤杰的住处曾家湾石板寺召开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赵一曼发表演讲，动员姐妹们行动起来，打倒三从四德，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后，赵一曼带领会员们积极为妇女办事，帮助她们解决问题，解除痛苦。有谁家婆媳不和了，妇女会出面调解，有谁家女儿受后娘欺负虐待了，妇女会出面评理。妇女解放同盟会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

1924年1月，以国民党一大召开为标志，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此后，黄埔军校开办，后在武汉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俗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面向全国招生，而且可以招收女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学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由此看到了更宽广的革命天地。她决定报名应试，在党组织的支持下，赵一曼成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一名女学生，成为在我党领导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女兵。赵一曼和全国各地被录取的200名女生一起，被编入政治女生队。

在学校里，赵一曼和同学们一块过起了正规化的军事生活。每天早早地起床，出操，吃饭，上课。一切行动听指挥，按号令演习、站岗、训练，一切都和男兵一样严格要求。这种全新的生活，让赵一曼非常兴奋，她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训练之中，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军事知识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

血沃中华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从河南前线赶回武汉。武汉军校的学生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合编成中央独立师。女生一部分编入看护队，一部分编入宣传队，随军出征。赵一曼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宣传队。

赵一曼等人跟随叶挺担任总指挥的军队由武昌誓师出发，开赴前线。5月19日，叶挺指挥所部与敌入展开激战，击溃了夏斗寅叛军。在平叛过程中，赵一曼等女兵不怕困难，勇敢机智，和男兵一样翻山越岭，在烈日下急行军，在泥泞中搞救护、做宣传。在作战地区，赵一曼等女性队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她们以唱歌、唱京戏等形式吸引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她们结合老百姓受压迫，受剥削的实际情况，自编自演活报剧，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1927年9月，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为纪念孙中山以及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而设立的。招收对象主要是国共两党党员，学制两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学员按原有的文化程度分班，赵一曼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一年后，赵一曼从苏联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赵一曼到东北工作，她曾担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哈尔滨是当时东北地区工人最集中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党的领导下，哈尔滨工人群众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1933年4月2日，伪宪兵王文昌身着便衣上了一辆电车，电车售票员张鸿渔要他买票，这个宪兵平时乘车从不买票，认为丢了他的面子，恼羞成怒，掏出手枪把张鸿渔扭送到宪兵队，打了个半死，然后将其抬回电车公司。电业局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不予同情和安抚，反而大骂张鸿渔，说他闯了大祸，要开除他。这激起电车工人的极大愤怒。

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利用工人们的反抗情绪发动斗争，组织工人罢抗议。根据党的指示，赵一曼等人连夜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支部行动起来。当晚就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研究罢工的方法和步骤。接着，又召开司机车长大会，一致通过了罢工的决议。工人们一夜未睡，写标语，画漫画，刻印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张贴在各条大街上，向全市人民说明罢工原因，呼吁各界市民支援电车工人。

赵一曼直接参加到罢工工人队伍中。她手提篮子，里面藏着传单，在经过电车站时，看到车站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乘客，她走过去对大家说：“你们还不知道吧，日本人的狗汉奸把电车工人快给打死了，电车停开了。”随即,她带领罢工工人以及加入罢工行列的群众，从这个站步行到那个站，一路做宣传和动员。每到一站，都有很多等车的乘客加入。罢工的队伍越来越大，赵一曼不停地向大家发传单，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这次罢工坚持了两天多，终于迫使日本领事馆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赔偿医药费、惩办凶手等要求。赵一曼参与领导的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抗日斗争，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5 年1月，东北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同年9月部队扩编，在原有3个团的基础上，新组建了第四、第五、第六团，赵一曼兼任第二团政治委员。这时，日寇为消灭第三军，大肆向珠河游击区疯狂进攻。赵一曼和第二团50余人在路北五区春秋岭被日伪军警横山、冈田等部 500 余人重重包围。团长王惠同、赵一曼指挥指战员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击毙日军机枪队长大谷清一，击伤日伪军 30 余人。但敌人还在继续围攻，赵一曼同王惠同决定突围。赵一曼坚持由自己带一个班负责掩护，让王惠同带领其他战士和伤员突围。她把留下担任掩护的十几个战士召集在一起，分配好各自位置。接着在山头上燃起一堆堆篝火，迷惑敌人。敌人再次发动猛烈进攻，战士们一个个都倒下了。敌人越来越近了，子弹也越来越密集地向赵一曼所在的位置打过来。突然，赵一曼的左腕负伤。她忍痛向敌人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随后滚下了山崖。

醒来后，赵一曼浑身酸痛，只能挣扎着往前爬。她先后遇到负伤的战士老于、区委宣传部部长周伯学、16 岁的妇女会员杨桂兰、交通员刘福生，他们一起来到小西北沟的一间窝棚里藏身。

这时，敌人知道我军已被打散，一定有潜伏在周围的战士，所以正加紧搜山。几天后，当地伪百户长、反动地主廉江进来到西北沟发现半山腰的小窝棚有炊烟，知道那里一定有人，急忙报告日本特务，随即日伪军包围了赵一曼藏身的窝棚。1935年11月22日，赵一曼被俘了。

赵一曼被俘后，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连续遭受了3天的野蛮审讯。她坚贞不屈，未吐露出分毫党和抗日军队的秘密，还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敌人感到这样的审问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效果，但又不甘心失败。他们断定，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从她的谈吐，感觉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她坚决的态度，断定她是在共产党内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对于这样强硬的对手，不是简单的审讯就可以让她屈服的，而赵一曼的伤势很重，如果很快死掉，他们就无法立功受奖了。于是，敌人为迫其投降，决定将她送往哈尔滨治伤。

当敌人向赵一曼说明要送她去哈尔滨时，她表示，到哈尔滨，她也不会改变态度。敌人给赵一曼治伤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情报。他们看到赵一曼伤势好转，便又开始了严酷的审讯，不断地毒打她，折磨她。赵一曼仍然没有低头。赵一曼坚强不屈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负责看护她的董宪勋和韩勇义，他们决心帮助她早日逃走。

经过周密的研究和准备，6月28日夜里，这是一个星期天，其他警察都休息了，董宪勋和韩勇义把赵一曼背出后门，坐上雇来的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下了车，赵一曼又坐上了事先等在那里的小轿子，于第二天早晨来到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家里。经董元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该村群众魏玉恒的马车，奔往山区寻找游击队。

6月29日早晨，敌人发现赵一曼逃走，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他们知道赵一曼腿伤未愈，不能步行，一定会坐车。于是对全城的汽车、马车加紧盘查，找到了送过赵一曼的司机。按照这个司机的供述，特务们又调查了道外轿铺的轿夫，查清了赵一曼逃跑的方向。6月30日早晨，赵一曼等人乘坐的马车来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公里的地方，不幸被敌人追上了。刚逃离虎口的赵一曼，又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无计可施的日本特务机关决定杀害赵一曼。8月2 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不禁思绪万千。她想起了远在四川家乡的姐姐、弟弟，远在异国苏联的丈夫，寄养在亲戚家的儿子，还有并肩斗争过的战友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她坚信，无论多么艰难，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此时此刻，她感到最遗憾的是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儿子了。虽然不能亲自抚养孩子，但她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她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让他知道母亲悲壮的一生，从母亲的经历中受到鼓励、更好地成长。于是，她向负责押送的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人员要了纸笔，在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了本文开头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那封遗书。

在即将就义前的短暂时刻里，这位英雄的母亲，把对孩子的牵挂、愧疚以及期望，都凝结在这些深情而又朴实的文字中。这篇遗书是赵一曼用生命写就的。从这些文字里，我们看不到死亡前的恐惧，看不到丝毫的畏缩。它凝结着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聚集着烈士的壮志和豪情。此时此刻，这位曾经令敌人胆寒的抗日女战士，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她和世上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深情地牵挂着自已的孩子。离别之际，她多么想见孩子最后一面，然而这终究不可能了。对于这一切，赵一曼没有丝毫的后悔，她用自己的坚毅勇敢鼓励孩子继续母亲未完成的事业，用自己的壮烈牺牲留给孩子最后一次身教!

留下这篇遗书的当天，赵一曼被敌人残酷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