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读春秋人物故事，探究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历史原因-楚昭王觉醒（每周五更新）--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陈禹安说：
春秋 战国这段时期，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重要基底期。而吴越争霸又是其中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且极具样本意义的一段历史。其间，道德的坚守与唾弃，人性的扭曲与挣扎，承诺与背叛的博弈，忠孝与仁义的抉择，汇成了万千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激起了无数心海狂澜，情丝乱缕。
所以，我用心理学的手术刀来解剖这段历史，也就有了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这一幕幕已经过去的历史，彷佛是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心理学实验。在这些不可复盘的“实验”中，楚平王、费无忌、太子建、伍子胥、阖闾、要离、孙武、楚昭王、勾践、夫差、伯嚭、孔子、子贡、范蠡、文种、西施等诸色人等在独特的文化情境中本色“出演”，他们用生命经历的心灵抉择与命运煎熬，值得我们感同身受，更值得我们引以为镜。

读春秋时代的故事，探究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历史原因。

以史为镜，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比《二号首长》还好看的官场斗争、职场励志小说。

这是很多读者“憋着尿”一口气看完的，比《明朝那些事儿》还好看的心理历史小说。

今天我们开始阅读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二《辱越》第04——06节，继续读这些激荡人心的春秋人物故事。

开心阅读04 离了庙就不再是菩萨

实际上，真正拯救了王孙繇于的肉体的还是那伙盗贼。

在楚昭王一众弃舟而逃后，这伙盗贼将整艘船洗劫一空。先前，他们以为这艘船的主人不过是巨商大贾，而根本不相信他们洗劫的竟然真的是如王孙繇于所言的楚国之王。但抢劫目标一经完成，他们的神经也就放松了下来。再一细看昏迷在船舱中的王孙繇于，盗贼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

当时的服饰穿着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在社会交往中，以衣取人正是一条百试不爽的法则。抢掠之际，盗贼们的注意力因为选择性知觉都放在了财物之上，而没有细辨服饰。此刻盗贼一看王孙繇于的服装，立即知道了他的贵族大夫身份。那么，他此前所言的楚王，也应该所言不虚。

尽管盗贼们此前狂言“吾辈但知有财帛，不知有王”，但当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冒犯了楚国之王时，内心还是十分害怕的。而且，楚王一众已经脱身远走，事后必会严加追究，以举国之力来剿灭自己（他们此刻还不知国都已经沦陷，楚王已是自身难保的逃亡之君）。

按照惯例，洗劫之后必要焚船灭迹，而此刻则更有此必要。这伙盗贼见王孙繇于虽昏迷不醒，却未完全气绝，当下不敢将其一并烧焚（已经没有灭口的可能），于是将他拖上岸，草草包扎，这才将船付之一炬。如果这伙盗贼不是因为发现了真相而心生恐惧，王孙繇于只能葬身火海了。而他能够从濒死体验中复苏，也是因为伤口被包扎后，血流止住。否则，他还是要流血而死。

王孙繇于在万幸中捡了一条命，而他的奇特经历也给了他无比的信心与勇气，让他得以在重伤之后，以精神意志上的勃勃活力，克服了肉体上的剧烈疼痛，赶去与楚昭王会合，并带给了楚昭王一种坚定的信念。

天色既明，众大夫也已经商定了去处，但还是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斗巢取出干粮，箴尹固拿出匏瓢取水。这荒野之中的就餐，当然和王宫中的山珍海味没法比，但因为“孙叔敖预言”带来的美好预期，楚昭王等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不过，他们还不知道，一个新的打击即将出现。

吃完干粮，楚昭王命斗辛前去寻找渡船。此处水路纵横，距离成臼的渡口很近。斗辛找了一会儿，远远看见一艘小船，由东边驶来。

斗辛大喜，立即高呼船家靠近。待得小船驶近，却见船上之人正是楚国大夫蓝尹斖与其妻儿老小。斗辛喜出望外，当即大声疾呼：“大王在此，速来载之！”

吴军克郢之后，楚昭王仓皇出逃，楚国诸大夫在楚昭王庶兄子期的带领下，立即前去护驾，慌忙中均未虑及家小的安全。而这个蓝尹斖竟然能够带着全家老小安然撤离，可见此人确属另类。不过，他并不是楚国大夫中唯一一个置忠君爱国于不顾，只管自家安危的人。还有一位楚国大夫，在国家危难之际，因为另一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也选择了独善其身、独善其家。这个人就是伍子胥先前的结义兄弟申包胥，在随后的章节中，他将浓墨重彩地登场亮相，在此，我们暂且不提。

蓝尹斖的做法实际上是和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以子期为首的诸大夫的做法才是标准的选择。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规范（一种无形的权威）的约束，这些大夫并不是不关爱自己的家人，而是在危急之际，必须以国家、国君为重，否则就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恶评而无立足之地。蓝尹斖的选择则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摆脱权威约束，也不太顾忌社会评价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说，他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此外，蓝尹斖能够在危急之际携家带口轻松逃离，也说明此人早已未雨绸缪，备好了逃难之舟。而要做到这一点，缺乏准确判断形势的智慧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蓝尹斖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那么，这个聪明的自私者在面对斗辛的大声疾呼时会何去何从呢？

他的回答是冷冷的八个字：“亡国之君，吾何载焉！”随即命令船夫转向而去，再不回顾。

斗辛直看得目瞪口呆，而就在近旁的楚昭王也是听得清清楚楚。蓝尹斖说出这八个字的时候，声音也并不怎么洪亮，但对楚昭王来说，却不亚于五雷轰顶！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冠以“亡国之君”的名号。他再少不更事，也知道这顶臭名昭著的大帽子的分量。此刻，虽然郢都失守，但严格说来，楚国并未灭亡，楚昭王还不能被称为“亡国之君”。所以，某种程度上，蓝尹斖所言实际上是“蓝尹斖预言”。楚昭王刚刚还沉浸在“孙叔敖预言”的美妙感觉中，“蓝尹斖预言”却以冷酷而生硬的方式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这句话的是一个不相干的旁人，或许对楚昭王的打击还不会太大。而这个蓝尹斖明明昨天还在自己膝下俯首称臣，今天却胆敢直斥己非。更令人心寒的是，蓝尹斖竟然在说了这句话后，扬长而去，仿佛他和楚昭王再没有半点干系。显而易见，楚昭王作为楚国权力架构中的至尊权威，在他眼中已经不值一文了。

楚昭王内心羞愤交迸，咬牙切齿，在心中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待寡人重整旗鼓，必要将这厮碎尸万段，方泄心头之恨！”

那么，蓝尹斖为什么会如此作为，又为什么敢于如此作为呢？

首先这和权威的场所性有关。任何一种权威的效度都与其所在的环境密切相关，因为环境本身就是情境的重要构成因素。比如，在寺庙里，佛教徒会表现得对菩萨更加虔诚。同样，在教堂里，基督徒对于上帝的崇拜也会更加强烈。而作为世俗权威的一国君王，其权威效力最大的场所当然是在国都的王宫之中。当楚昭王被迫逃离郢都王宫，他就失去了权威所赖以生发效力的最佳环境，其作为君王的威严自然也就消融大半了。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是释放效应发挥了作用。

所谓释放效应，是指当群体中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时，绝大多数个体往往会选择沉默以对。而一旦有其他个体率先打破沉默，起而抗议反击时，先前保持沉默的个体也会随之爆发，将积累的负面情绪、负面评价释放出来。这种释放，也是一种从众行为，所以也称为“从众的释放效应”。

米尔格拉姆最负盛名的“电击实验”揭开了权威导致服从的心理奥秘。他的实验以“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为名，招募社会人士来担当“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学生参与者”。这些“学生参与者”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扮演的，并故意表现出低劣的学习能力，以引发“老师”的惩罚。惩罚的措施是对学生实施不同电压（最高为450伏，会危及生命）的电击（这一电击事实上并未发生，“学生”表现出的种种悲惨状况是通过事先的录音播放出来，传达给施加惩罚的“老师”，使其误以为惩罚确实已经执行了）。在“老师”的身边，研究者以权威专家的身份出现，要求“老师”必须毫不留情，不顾学生的身体状况不佳、苦苦求情等因素，逐渐将电击惩罚施加到最高限度。

这项实验的惊人结果就是，在权威的强悍作用下， 65%的“老师”都达到了最高的450伏，尽管他们都表现出某种内心的不安，尽管每个人都在电压达到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任何参与者在达到300伏之前坚持停止。

为了比照，米尔格拉姆特意增加两名同谋者与“老师”一起完成实验，然后让这两名同谋者故意公开反抗研究者（在当时情境中的最高权威）。当研究者命令“老师”继续执行施以更高电压的惩罚时，那个真正的参与者也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态度释放了出来，和同谋者一样，反抗了研究者的指令。总体而言，90%的参与者都发生了释放效应，也就是说，一贯高高在上的权威遭到了他们的无视与抵制。

一般而言，作为国君属下的大夫群体，尽管国君言行出格，甚至倒行逆施，但大夫们往往缺乏直指其非的勇气。蓝尹斖也是如此，他早就对楚平王的昏庸不满，也对楚昭王的无能不满，但他还是隐忍不发。当曾经的楚国人伍子胥（尽管伍子胥早就将自己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但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在第一感觉中将他视为楚国人）反戈一击，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对楚国君王的不满后，释放效应自然就在蓝尹斖身上产生效用了。

所以，这两个外部因素与蓝尹斖本人聪明而自私的人格特性（内部因素）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这一起“弃君不顾，独善其家”的恶性事件。

既然释放效应如此有效，那么，蓝尹斖的恶劣示范是不是也会对以子期为首的众大夫造成影响呢？他们会不会也以蓝尹斖为榜样，群起效仿，扔下丢魂丧魄、权威尽失的楚昭王呢？

心理感悟：墙必自倾而后众人推之。

开心阅读05 忽闻夜半磨刀声

蓝尹斖当然会对斗辛等人造成影响。但对楚昭王来说，幸运的是，释放效应并没有大规模蔓延。相反，蓝尹斖的恶言劣行不但没有令斗辛等群起效仿，反而激发了另一种心理机制。在这一心理机制的作用下，斗辛等人更加坚定了舍己为国、忠君护主的拳拳之心。

发挥作用的正是优越隔离效应。

在大多数的情境下，人们会刻意避免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或者受别人嘲笑的人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在地位或形象上拥有优越感的人们，会想方设法设立某种意识上的边界，来与外部建立区隔，以更好地保持自己的优越感。这就是优越隔离。

蓝尹斖的行为已经击穿了君臣伦理底线，虽然比伍子胥的惊世骇俗程度要小得多，但在当时的世代，也算是无耻之举了。斗辛等人为了护主，已经抛弃了一切，从而也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感。为了维护这种道德感和此前行为的一致性，他们必须在内心和蓝尹斖划清界限，将其隔离在外。所以，他们非但没有被释放效应击中，反而在内心涌起了加倍的忠贞不贰。

这倒是楚昭王始料不及的。不过他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新的打击还将接踵而至。

斗辛在渡口等候良久，才等来一艘渔船。但他们的财物都已被洗劫一空，斗辛只好脱下身上多少还值点钱的衣服，作为报酬，才与渔夫达成协议。

渔船靠岸，楚昭王和季芈等一起上船，来至斗辛的封地郧邑。此前，为应对吴国之敌，斗辛和三弟斗巢都赶往郢都效力，郧邑则交给二弟斗怀镇守。

斗怀听说楚王驾临，马上出迎。斗辛吩咐他立即给楚昭王准备一顿丰盛的膳食，聊作补偿。

斗怀备好膳食，亲自为楚昭王送上。斗辛侍立一旁，只见斗怀不断地直视楚昭王，上下打量。这个行为很反常，斗辛顿时心中起疑。

虽然当时已经是春秋末期，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在年月变迁后已经日渐涣散。但作为臣下，这样毫不掩饰地盯着君上，仍然是极不礼貌的行为。《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正是推崇周公原意而提出的要求。而此刻斗怀的行为显然属于“非礼”之列。

外在的不礼貌源自内在的不尊重。斗辛知道这个兄弟素来行事冲动，担心他可能图谋不轨。当晚，他亲自和三弟斗巢一起侍奉楚昭王就寝，寸步不离。

待到夜半时分，斗辛突然听到了磨刀霍霍的声音，在静寂的夜里，分外刺耳。斗辛大惊，急忙开门前去查看。只见夜半磨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弟斗怀。

斗辛见斗怀手执利刃，满脸怒气，忙低声喝问道：“兄弟，你半夜磨刀，到底想干什么？”

斗怀毫不掩饰地说：“我要杀了楚王！”

斗辛又惊又怒，道：“你怎么会起这等忤逆之心？”

斗怀冷冷地回答道：“当年父亲（斗成然）忠心为国，但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而将父亲诛杀。楚平王杀了我的父亲，我今天就杀了他的儿子，为父亲报仇，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楚昭王的命运好不悲惨！正可谓一个蓝尹斖驾船离去了，又一个蓝尹斖冒出来了。而这个人比蓝尹斖更可怕，简直就是一个翻版的伍子胥。

也就是说，由伍子胥引发的释放效应又多了一名追随者！那么，为什么斗怀会和蓝尹斖一样，不再承认楚昭王的权威，甚至要杀之而后快呢？

首先当然是出于伍子胥的示范作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地位高的人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穆伦等人曾经观察过24000名行人如何通过路口。他们发现，在无干预的情况下，乱穿马路的基本比率为25%。如果实验者派出的同谋者以遵守交通规则的形象出现时，行人乱穿马路的比率下降到了17%。而当另一个故意乱穿马路的同谋者在场时，这个比率就遽然上升到了44%。同时，他们还观察到，如果不乱穿马路的人衣着整齐高雅，对于其他人的示范作用就更大。这是因为，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一个人的衣着代表了他的社会地位。

伍子胥目前在吴国的地位至高无上，显然是一个勿庸置疑的权威人物。他的作为，对于蓝尹斖和斗怀当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其次，蓝尹斖和斗怀在受到伍子胥的示范影响时，都是处于个体的状态。而斗辛、斗巢、子期、王孙繇于、钟建等人则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已经选择了忠君爱国的群体，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更倾向于固守先前的抉择。群体的抵抗力量比个体更强，由此，他们也更不容易模仿伍子胥的行为。

斗辛一听到斗怀的回答，当即怒喝道：“国君就像天一样，上天要降祸于人，人难道还敢向上天寻仇？！”（“君犹天也，天降祸于人，人敢仇乎？”）

这句话鲜明地揭示了斗辛对于君王权威性的认知（将其等同于上天），但斗怀并不买账，说：“王在国则为君，今失国则为仇也！”

权威的场所性在斗怀的认知中再一次出现。离开了庙，就不再是菩萨。斗怀先用这一层意思来反驳兄长“君犹天也”的论调。随后，他又用另一条普遍的社会准则——互惠原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提出“见仇不杀，非人也”的强烈诉求，倒也不是毫无道理。

那么，这一场“天人大战”，到底谁能说服谁呢？

斗辛闻言大怒，指着斗怀暴喝道：“如果你今天胆敢有弑君之意，我先杀了你！”

在面对面的说服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言辞本身的凌厉程度，附加于其上的表情、语气、手势等肢体语言往往更能一锤定音。换言之，自信的表达方式是达致说服的有效因素。而强悍的表达是自信的表达的最高等级形式，也是最具效力的形式。

所谓强悍的表达方式，是指在说服时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姿态，营造出一种压迫感极强的情境，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强悍的表达方式往往伴随着盛气凌人的肢体语言。

父亲早已过世，斗辛身为长兄，自然具有家庭中的权威。他又是郧邑的真正主人，这里正是发挥权威的最佳场所，再加上他不容置疑的强悍表达，顿时震住了斗怀。

斗怀悻悻然收起利刃，恨恨而去。显然，斗辛并没有真正说服他。但如果刚才斗辛稍有迟疑，恐怕连这个说服效果也达不到。

室内的楚昭王身处异地，本来就没能酣然入睡，早已被门外的叱喝争吵之声惊醒。斗氏兄弟的对话，他一字不落地听在耳内，在内心中掀起了汹涌的波澜。

他先在成臼渡口被蓝尹斖冠以“亡国之君”的名号，又在郧邑被斗怀视为“失国之仇”，这已经大大削弱了“孙叔敖预言”带来的美妙感觉。境遇已经是这样的糟糕，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是国祚绵远，还是亡国就在眼前？

两种处于极端对立的可能性给楚昭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此时此刻，楚昭王还没有时间来细细考量，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斗怀的存在，让楚昭王感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感。楚昭王决定，不在郧邑久留，而是要另寻避祸之地。

斗辛也担心兄弟会做出忤逆之举，于是和众人商议去何处避难。

此刻的境况是，楚国本土虽大，但已经难觅安全之地。而楚国曾经拥有的诸多属国，也因为先前的令尹囊瓦贪得无厌而借机背叛。众人左思右想，最后子期提议，自己的家臣炉金如今在位于楚国北方的随国受到重用，多少能帮上点忙，而随国距离郧邑也并不太远，不如就去随国。但众人又随即想到，随国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如果伍子胥挥兵相向，无异于螳臂当车，还是不能确保安全。

但事已至此，也做不了什么长远打算，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楚国逃亡的君臣们，就这样踏上了前往随国的道路。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双方士气及实力对比等因素来看，楚国和楚王确实已经危在旦夕，亡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蓝尹斖虽然无耻，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作为一个聪明人所作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与“孙叔敖预言”相比，“蓝尹斖预言”更可能成为即将到来的事实。

心理感悟：如果不能借势服人，就要学会造势服人。

开心阅读06 落单的人有担当

楚昭王一行仓皇来至随国。宗主国的君王大驾光临，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随国君臣上下却高兴不起来。

原因是明摆着的。吴国兵锋正锐，以随国微薄之力，毫无还手之能。从随国的基本利益出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将楚昭王拒之门外。但这样做，又大违基本的伦理道德。在一片纠结中，随国还是收留了楚昭王一众，但态度始终并不那么坚定。

不过，不管如何，楚昭王总算是有了一个喘息之地。

再说楚昭王的庶兄子西正在鲁洑江把守，他听说郢都被吴军攻破，昭王出逃、下落不明后，立即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

子西竟然在脾泻这个地方自立为楚王！他穿上了楚王专用的服饰，出入乘坐楚王专用的轿子，完全是一派楚国之王的做派！

子西安的到底是什么心？

难道他是要在兄弟危难之际趁火打劫，过一把当楚王的瘾？这样的景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罕见。多少父子兄弟，为了这个至尊之位，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但子西应该不至于如此。

子西的情况与吴国的公子季札很相似。公子季札也是在有机会成为吴王时主动放弃。如果子西想当楚国之王，早在十年前就有机会了。当时楚平王托命令尹囊瓦，让其扶立太子珍为王。但囊瓦出于一己私利考虑，有意更立子西为王。只要子西点个头，楚王之位就是他的。但子西却毫不犹豫，断然拒绝。太子珍这才得以继位，也就是现今的楚昭王。

那么，为什么子西又会在十年后山河破碎的不堪局面下自立为王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旁观者效应的缘故。

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请纽约大学心理学专业的72名学生参与一项实验。实验者告诉每个参与者，他们将被编排进不同的小组参加一项关于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这些小组的组成人数分为2人、3人或6人不等。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公开个人问题可能带来的尴尬，所有的参与者都被安排在单独的隔间里，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通过对讲机，按照事先排好的次序进行。但事实上，不管参与者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小组，他听到的都是实验者事先用录音机录好的声音。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个男生，他坦率“说”出了在纽约适应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自己在处于较大压力时，经常会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了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的声音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变得前后不连贯，结结巴巴，呼吸急促。随即，参与者们听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呼救声：“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快死了……啊呀……救救我……啊呀……”然后，在剧烈喘息后，声音归于沉寂。

结果，在2人组的参与者（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和患有癫痫病的那个男生谈话）中，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那些6人组中的参与者（认为还有其他4个人也听到了癫痫患者的呼救声）中，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显然，过多的在场者会抑制单个个体的责任意识。所谓旁观者效应，就是指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在场者往往以为一定会有其他在场者会承担起施以援手的重任，当大家都这样认为时，所有的在场者都成了旁观者，从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担责者与旁观者的人数成反比。旁观人数越多，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就越小。

子西所遇到的正是没有其他旁观者的情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子西的自我意识中，当时已经没有人可以力扛时艰，挽楚国于既倒了。所以，在没有旁观者的时候，子西“舍我其谁”，勇敢地站了出来，独自承担起为整个楚国保留一点希望之火的重任。

在国都沦陷、君王出逃的荒乱中，如果子西不立即竖起这面楚王犹在的大旗，昭示楚国犹存的希望，整个楚国很快就会人心涣散，从而真的走向无可挽回的覆灭之路。

子西在关键时刻能够有这样的决断力，除了“无人旁观”的现实促动，还和他的个人品性密切相关。从子西当年为了维护父王和整个楚国的尊严，决然拒绝了囊瓦的劝进之举（囊瓦以太子珍之母来路不正为由劝子西取而代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以家国利益为重，恪守道德规范的君子。也只有这样的君子，才会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不顾个人毁誉，以铮铮铁骨、浓浓热血，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

说实话，君子最忌讳的行为就是逾越界限，争权夺利。比如，吴国的公子季札数次让位而赢得千载传颂的淡泊美名。而子西这样做，看上去却正好和季札的行为背道而驰。尽管他绝非觊觎楚王之位，但无论如何，这个举动总是大违君子之道的“僭越之举”，难免给人留下足可诟病的口实。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与公子季札所谓的“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相比，子西的“不顾毁誉，勇于担当”更值得推崇与景仰。子西为楚国的牺牲与付出，也应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传颂。

我们还可以拿子西和楚昭王做一番对比。

这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楚昭王能够登上君王宝座，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母亲。而子西没能成为楚王，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母亲。

楚昭王的母亲孟嬴，是楚平王的王后。而子西的母亲不过是楚平王的侧妃。立嫡不立庶，母亲地位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个人不同的命运。但是，从两个人的气度、才略以及对家国重任的担当来看，子西显然远胜楚昭王。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当初囊瓦的建议被子西接受，或者子西被楚平王选中当继承人，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形。

如果是子西当楚王，他更有可能亲君子、远小人。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子，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社会类别化法则。那么，楚国的政治也就不可能贪腐恶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从而国内民心不失，国外属国悦服。再加上子西出众的才干，这样的楚国，当然会呈现出一幅蒸蒸日上的景象。如果这是真的，即便阖闾雄才大略，伍子胥厉兵秣马，要攻破楚国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假设。而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只承认既定的事实。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推动方向。楚昭王和子西母亲之间的不同，通过一种神秘莫测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国当前的前行方向。

子西在脾泻自立为楚王后，果然大大安抚了楚人之心。楚国的残将败兵，不堪忍受吴军淫乱暴行的郢都百姓，其他各地的惶恐之众，纷纷投奔脾泻而来。脾泻就这样成为了楚国新的政治中心。

但子西并未停留于此，他一方面聚拢楚国人心，另一方面还是积极打探楚昭王的下落。很快，他打探到了楚昭王已经在随国落脚的消息。

子西毫不犹豫，立即撤销了自己的楚王名号，率领部属前往随国，与楚昭王共渡难关。这一路上，他广为昭告楚昭王的所在，让楚国百姓安心。楚昭王见了子西，又是感动，又是惭愧，内心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子西这样做，还是出自他的君子本性。子西根本不眷恋这个所谓的楚王之位，一旦有了楚昭王的确切消息，当然是要立即放弃自己的僭号的。而他广为宣告楚昭王下落的目的，和当初自立为王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要为楚国保留一脉国祚。只要君王还在，这个国家就不能被视为亡国。无可否认，这是其行为的正面意义所在。

纵观子西一直以来的行为，堪称整个“心理吴越”三部曲所涉及的吴楚越三国中的第一完美君子！无论是品格，还是行事，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不足。在他的高风亮节面前，不但楚昭王无地自容，就连公子季札也是黯然失色。让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完美君子喝彩吧，让我们在悠悠千载后，牢牢记住他的光辉名字！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子西广为昭告楚昭王的下落确实稳定了楚国的人心，但也给楚昭王，从而也给整个楚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当然来自楚国的头号大敌伍子胥。

在强烈的报仇意念的驱动下，伍子胥已经摧毁了楚国的宗庙，凌辱了楚国的妇女，鞭笞了楚平王的尸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已经足可抵偿楚国当年加之于伍家的深仇大恨了呢？

我们知道，发泄愤怒，反而会让人更加愤怒。如果没有强烈的外力阻扰，伍子胥是不会停下复仇的步伐的。他正在为楚昭王的逃脱懊丧不已，念兹在兹的就是要抓住楚昭王，让他“子偿父债”。

子西的这一番公告，正好让伍子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信息。而伍子胥在另一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下，内心已经变得更加残酷无情，无法抑制。

那么，楚昭王在随国这个弹丸之地还能安寝无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