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元冲
邵元冲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他一生反共，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但他爱国，坚决抗日。西安事变前夕，他因事去西安面见蒋介石，不料，却正赶上西安事变，当夜，杨虎城的部队包围国民党中央大员住处（西京招待所）后，邵元冲在慌乱中翻墙逃跑时被打伤，后送到医院不治而死。
一、坚决追随孙中山
邵元冲（1890~1936）是浙江绍兴人，自幼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勤奋刻苦。16岁那年，邵元冲考入浙江高等学堂，与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报界名人邵飘萍成为同学，并且情谊很深。1909年，邵元冲考得法官职，被分配到江苏镇江当审判庭长。可是他不想当清朝的官，于次年毅然辞职，东渡日本，到日本振武学校留学。这期间，他拜见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投入了反清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邵元冲受同盟会总部派遣，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他奉命任《民国新闻》总主笔，宣传共和。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各党派组成国民党，总部在北京，上海设立交通部，邵元冲任上海交通部评议员、编辑部主任。
二次革命爆发时，邵元冲奉孙中山之命，与张继赴江西，动员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获得成功。随后，邵元冲随李烈钧自上海抵江西湖口，担任国民党长江各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佐助总司令李烈钧起草文告、部署兵力。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流亡日本。但不久又被孙中山派回国内，任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他到杭州后与夏尔屿等密议在浙江举兵反袁，因事泄，未成。
邵元冲避居上海，参加陈其美主事的长江流域反袁斗争，开始与蒋介石结识。1915年12月5日，邵元冲参与了陈其美发动的肇和舰起义，这次起义由于事前准备不足，起义没有成功。事后，法租界巡捕数人前来搜查，陈其美、蒋介石和邵元冲等听到动静，立即机警地从楼上翻窗从屋顶逃走，躲到蒲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蒋介石的住处。这次历险，大大加深了邵元冲和蒋介石的情谊。不久，他们就结拜为异姓兄弟。
1917年7月，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高举“护法”旗帜，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出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邵元冲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政府总司令部代理秘书长、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兼代行秘书长事，直接佐理孙中山，这时，蒋介石仅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且他还留居在上海，并不到广州就职。直到1918年3月，孙才派蒋去汕头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可见，这时孙中山对邵元冲的信任超过了蒋介石。
▲1918年5月28日，孙中山离广州抵梅县时，与前来迎接的谢逸桥、谢良牧等合影
由于桂系军阀在广州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孙中山于1918年5月辞大元帅职离穗赴沪。随后，邵元冲也辞职去欧美考察。后又决定在美国学习深造，研究美国劳工问题。1924年5月，邵元冲回国到达广州，不久他就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聘为总司令部秘书长，协助处理重要事宜。这时，蒋介石已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并与夫人陈洁如在广州安了家。独身的邵元冲常常受蒋的邀请同餐，假日亦同游风景名胜，两人促膝谈心经夜不歇。蒋介石对于自已没有进入中央委员流露出不满情绪，邵元冲则温语相劝，鼓励他把军校办好。蒋邀请邵担任军校政治教官。不久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猝然离粤，邵即继任代理政治部主任。
1924年8月22日，邵元冲突然请假去上海。原来，邵元冲自回国后，即暗暗打听他苦苦思恋12载，天各一方近8年的张默君，当他得知张默君仍独守闺房、现在南京任第一女子师范校长时，即以寄赠近著《美国劳工状况》一书投石问路。张接书与信后喜出望外，立即赋诗相答。并且两人相约于8月底在上海见面，邵即排除一切职务去约会。经过长夜深叙，双方海誓山盟，即于9月19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婚礼，于右任做证婚人。这年邵元冲已34岁，而张默君则比他还要大点。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直系军阀统治。11月，孙中山为促进全国早日统一，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启程北上，邵元冲奉命随行。途中，孙中山肝病复发。到北京后虽经精心治疗，但不见好转，愈来愈重，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邵元冲是在孙逝世前一天签署遗嘱的9名证明人之一，列于宋子文、孙科、戴恩赛之后。
二、一生反对共产党
邵元冲虽然十分崇敬孙中山，但是他对孙中山晚年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非常不满。早在1924年6月18日，张继、谢持和邓泽如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书》，说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言论行动，皆不忠于本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孙中山对他们这种言行当即进行了严厉批评。后来又把坚持错误的冯自由开除出党。这以后，他们有所收敛。孙中山去世后，这些人又加剧活动起来，邹鲁、谢持、叶楚伧、林森、邵元冲等人认为，要稳固国民党的基础，必须采取反共措施。经过一番谋划，11月14日，邹鲁、谢持、林森、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等人在北京西山香云旅社，连日举行会议，商讨各项议案，还定名为“四中全会”之筹备会。但是有些人对戴季陶和邵元冲的反共态度，心里还有怀疑。19日，冯自由派出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一伙20余人，气势汹汹地赶到西山，将戴季陶挟掖而去，邵元冲亦遭到围殴。邵在惊恐之余，离开西山进城避入亲戚家，22日与邹鲁、谢持、叶楚伧等人商定会议诸案后，即于23日西山会议开张之日离京返沪。西山会议号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声言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还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共产派李大钊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邵元冲虽未正式参加西山会议，但所有议案在会前他都参与了策划和制定。
12月13日，西山会议分子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邵元冲被推为组织部长。邵一时十分活跃，还劝戴季陶不能就此脱离政治和党务，仍应继续负起责来。他还起草通电，说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不存在。
邵元冲在北京和上海参与西山会议派种种活动，在广州蒋介石是非常不满的。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不同意西山会议派的反共立场，而是觉得他们的一些做法过激，连广州的中央党部都不承认了。何况这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根基还不稳，还需要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为西山会议告同志》的通电，指责西山会议的言论和行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是争意气，闹分裂，“明知之而故陷之，欲不谓之反革命，不可得”。其实这是一种表面文章，他对西山会议派的所作所为内心还是赞成的，12月，蒋介石还给邵元冲写信，促他早日到广州来，但邵元冲回信表示拒绝。
邵元冲积极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受到国民党的严肃处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决定将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邵元冲与林森等共12人由大会书面提出警告“责其改正”。还责令邵元冲停止主持上海伪中央的职务，否则除名。但邵元冲等人置若罔闻，继续在上海活动。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邵元冲又与蒋介石和好。他与蒋介石及张静江、吴稚晖、孙科、叶楚伧等人经过多次密商，炮制了“整理党务”案，在3月15至22日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先后提出获得通过，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党员在中央、省、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部长等。在这次会议上，张静江被推举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邵元冲任青年部长，完全控制了中央党部，而将共产党员排除在外。
1927年3月26日，即“四一二”大屠杀前夕，邵元冲到上海会见蒋介石，并与蒋等人日夜密议“清党”反共诸事。直到4月9日一切策划停当后，邵才离上海去南京。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一天，在南京发出密令，要求“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4月14日，邵元冲与蒋梦麟去杭州“清党”，他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浙江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
“清党”过后，邵元冲出任杭州市长。他雄心勃勃，规划市政，想在杭州干出一番事业。不料，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邵元冲失去后台，他担心时局不稳，军队会抢掠银行，便擅自将杭州市政府各局的事业费移存往上海。此事传开后，他受多方指责，不得不于8月27日辞去在浙江的党政各职。
二次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宣称“军政时期”结束，恢复实行五院制，分别执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权力。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被胡汉民聘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参予法规的制订和审议。
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后，很快就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擅自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胡非常不满。1931年初，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受到胡的抵制，蒋非常气愤。2月28日，蒋以宴请胡共进晚餐为名，将胡约到司令部，两人见面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一怒之下，将胡软禁起来。第二天，蒋介石即宣布胡汉民辞立法院院长职，改任邵元冲为立法院代院长。
此时，邵元冲的心里很矛盾。因为这几年他与胡汉民共事，私交变深，这时候被蒋介石推上台，他觉得对不起胡汉民，但再三推辞蒋介石又不允，他只得经常去探望被囚禁的胡汉民，取得胡的谅解。当然，对蒋介石软禁胡汉民的做法，邵元冲内心是不满的，在探望胡时亦有流露。这一情况为蒋侦悉，邵于4月25日去探视时即被守卫者阻于门外，说是蒋的命令，邵愤恨不已。直至6月1日，蒋介石想拉胡汉民出山，以缓和广州非常会议的反对，才允许邵元冲去探望。
三、一贯主张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邵元冲在南京的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后来的四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
邵元冲自1931年底被推举为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后，他直接主管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等宣传舆论机构，当时宣传舆论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而蒋介石、汪精卫一味对日本妥协退让。邵元冲对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甚为不满，因而他在对日态度的宣传上与蒋、汪时有违背，蒋、汪认为他对报刊宣传的管理不够得力。
1933年元旦夜，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随后进兵热河，侵占承德，攻击长城各口，企图突破长城而南下。邵元冲闻知这些情况后于3月5日离开南京北上，到北平后的第三天（即1月15日）他就冒着大寒风雪奔赴喜峰口前线劳军。宋哲元向邵报告说，11日深夜，我军将日军全部旅团包围，尽数斩决，计6000余人，获步枪4000余支，陆炮18门，坦克车7辆，这是在我方武器万不如人，而不得已以白刃作战，实施奇袭，取得的胜利。邵听了大为感动，又至火线营地观察、慰问，深为抗日将士的苦战精神所感动。
邵元冲立即向蒋介石提出增兵抗击日军，但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红军，根本不打算调兵北上增援长城抗战。邵元冲见进言无效，在北平只住了十几天就回了南京。
此后，邵元冲又多次向蒋介石陈述抗击日本的政见，5月间还去南昌，与在那里督战“剿共”的蒋介石晤谈三次，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在这一时期，邵元冲主持中央宣传工作，常与蒋、汪的意见不同。汪精卫不时指责报纸有抗日救亡的言辞。蒋介石则先后下令封闭《民生报》，禁止《益世报》，停邮《时事新报》《晨报》等。邵十分不满，几次以辞卸宣传委员会主任一职相抵抗。蒋介石还嫌邵元冲控制新闻检查所不力，下令将负责检查新闻的人员拘捕查办，还要将新闻检查所划归国防会议辖管，置于军政统制之下。邵忍无可忍，多次与蒋发生冲突。
1933年9月，日本提出“和协外交”，鼓吹“中日亲善”，大讲“敦友睦邻之道”。邵元冲认为，日本侵华野心不死，不应信其谎言。在1935年1月30日的一次会上他向蒋介石、汪精卫当面提出：对日外交应有“最低之限变与最后之决心”。最重要的是要充实国防力量，而不对日本抱什么幻想，要准备应战。在一次中政会上，邵元冲对于汪精卫提出的禁止各种抗日组织以及停止排日活动和检查日货的议案，公开表示反对，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不久，汪精卫又应日方无理要求，欲将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之史实完全删去，邵元冲拒不执行。
邵元冲与蒋介石、汪精卫在对日政策上的分歧日益激化，他不愿意做“中日亲善”的应声虫，于1935年2月辞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一职，随即离京他去。这时，日本在迫使蒋汪同意签订“何梅协定”后，又策动华北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欲在华北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邵元冲忧心忡忡，感叹日本“侵扰无已，今日不下决心，尚有生有余地耶？”当殷汝耕在日本的扶植下，宣布在冀东22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时，邵元冲惊呼：“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在蒋介石50寿辰之际，邵元冲打破常规，给蒋介石赠送了一首诗和一副对联，意思都是希望蒋介石收复国土。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带领他的一些文臣武将来到了西安，他此行的目的是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红军。此时，邵元冲因有事要与蒋介石相商也赶往西安。不料，12月12日凌晨突然爆发西安事变，邵元冲与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中央大员在西京招待所被包围。邵元冲不明事变真相，在心慌意乱之中突然跳窗，企图越墙逃跑，被十七路军士兵开枪打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终年46岁。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