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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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汉夫是我国外交史上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曾任新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解放前，章汉夫在党的指派下，曾两次南下广东，到香港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第一次到香港工作的时间是1931年3月至1932年1月。期间，他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代理书记。第二次到香港工作的时间是在抗战胜利后，即1946年10月至1948年9月。第二次到港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兼报纸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商报》社长，领导《群众》周刊在香港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参与了秘密营救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竭力做好统战工作。
一、南下广东担任白色恐怖下的省委书记
1931年农历新年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章汉夫从苏联回国。在国外探索与奋斗了5年的章汉夫，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播种者和实践者，他的心情显得格外兴奋。章汉夫先是秘密回到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机构接上了关系。很快，中共中央就任命章汉夫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接到任命后，章汉夫立刻坐船到达了两广省委机关所在地香港赴任。当时与他一起同赴香港从事党的工作的人还有蔡和森的夫人徐守贞，为掩护章汉夫的身份，他们二人在赴港途中扮作了夫妻。3月下旬章汉夫到达香港，到港后，他立刻开始了配合李富春进行省委机关的重建工作。
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斗争异常残酷，共产党人的处境非常险恶。两广省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省委机关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193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妇委书记江惠芳和省委交通员莫叔宝先后被捕叛变。1月14日至18日。省委书记卢永炽等50多人也先后被国民党机关秘密逮捕，卢永炽随后也叛变，接着，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电台等10多个机关以及中央驻港特科机关、香港市委也相继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缺乏问题马上凸显出来，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为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分别于1月16日和22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增派干部来广东工作。李富春还提出：“来的同志最好是广东人，最好是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真能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真能艰苦工作的同志。”章汉夫正是这种情况下来到两广省委，来到香港工作的。章汉夫抵港后，先是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并使用谢启泰原名。当时省委其他常委还有杨捷芳、徐德、邓拔奇等人。章汉夫在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不久，李富春被中央调到上海负责军委工作。5月，蔡和森到香港接任两广省委书记，同时中央还把赴广东、江西边区任红七军军委书记的李硕勋也调到广东省委，留在香港，担任省委军委书记。但蔡和森担任省委书记一个月，李硕勋担任省委军委书记两个月，就先后不幸落入敌人魔掌，惨遭杀害了。
蔡和森被捕后，两广省委虽然陷入困境，但是以章汉夫为首的省委立刻组织了营救，照常开展省委日常秘密工作，丝毫没有退却的迹象。在采取一系列营救措施的同时，章汉夫曾报告中央：“射兄（即蔡和森）6月10日被捕（在海关机关内），但详细经过，到今天还未调查清楚。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滉等5人。省委机关有4个（人）动摇。现在已进行营救，并缩小机关，加紧秘密工作。”蔡和森牺牲后，中央鉴于干部极其缺乏，虽然章汉夫（谢启泰）初来乍到，对两广省委的工作还在熟悉中，但组织还是非常信任章汉夫，决定两广临时省委由谢启泰（即章汉夫）代理书记（随后任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李硕勋仍然担任省委军委书记，潘洪波任组织部部长。但是不久，两广省委再次遭受打击，李硕勋也不幸被捕了，章汉夫在中央的指示下，积极进行了营救，但为时已晚，敌人很快在海南将硕勋杀害了，事情已无法挽回。蔡和森、李硕勋牺牲后，徐德被调往上海，袁策夷也去了东江革命根据地工作，两广省委只剩下章汉夫几个人了，章汉夫为此曾向中央报告说，那时省委就“只有启泰一人，后加上实生（即罗登贤，当时任南方局书记）算有了两个人，加派一人来粤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工作的干部很少，但以章汉夫为首的两广省委仍然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发动、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两广省委发出《中共两广省委通告（第六号）》，要求各地加紧开展反帝工作，在东江、琼崖苏区，“应在党及团领导下，组织‘九·一八’事变委员会，有计划地领导反帝工作；在香港、广州、澳门、惠阳等地，应建立反帝大同盟，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出版壁报和刊物”。9月22日，章汉夫再次签发《中共两广省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轰击东三省群众武装占领城市宣言》。作为宣传部部长，章汉夫还亲自起草发表了《中共两广省委宣传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炮轰东三省工农群众宣传大纲》，揭露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阴谋，阐明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号召各界行动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沈阳失陷后，广东各界群众悲愤不已。章汉夫立即组织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在全省各地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游行集会、发表通电以及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决定。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起来后，章汉夫和同志们仍然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叛徒盯梢。1931年12月28日，章汉夫准备去九龙办事，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娱乐戏院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时被捕。被捕后，他用了王嗣同的假名，在接受敌人审问时，章汉夫从容不迫，振振有词，敌人一时无法抓到把柄。后来组织上积极设法营救，而章汉夫的姑父（时任中国银行经理）也不断通过关系搭救章汉夫。由于审问不出结果，港方无奈，最后给了章汉夫一张香港政府驱逐出境十年的命令。1932年1月，章汉夫坐船离开了香港，回到上海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章汉夫（左）与陈毅等人
以章汉夫为首的两广省委在广州等地从事的抗日宣传工作和发起的群众性抗日救亡，使广东省民众经受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为粤港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同时章汉夫也从组织群众运动中获取了未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经验。
二、建立香港文化宣传据点，主编香港版《群众》周刊
1946年10月，章汉夫在新中国成立前第二次来到香港，这次主要任务是主编《群众》周刊香港版。根据周恩来指示，章汉夫与许涤新、乔冠华、龚澎等转移到香港工作。章汉夫等人随即启程赴港。为安全起见，章汉夫和另一位同志为一批，林默涵（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同志为另一批，分别搭乘英美外商客轮，离开上海去香港。为了避开特务的注意，章汉夫穿着中式长袍，化装成银行董事，因为他很胖，颇有大老板的派头，身后跟着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做秘书，煞有介事地赴港上任。地下党组织还特意在半夜里用小汽车将他们送到黄浦江边，再转小艇，最后才上英商客轮的。经过七天七夜，他们终于顺利到达香港。阔别十多年后，章汉夫思绪万千，回想十多年前自己被押送出境，如今又回到这个地方，同样是开展革命工作，但这次是以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工作，他要在这里开辟党的对外宣传阵地，这次可以理直气壮地和港英当局打交道，他心中对在香港的工作充满了期待。
为什么中共要在香港开辟一个文化宣传阵地和增派章汉夫等干部到香港工作？这与当时的时局有很大关系，一是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掀起反共浪潮，许多内地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纷纷避居香港。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在香港的活动，开展统战工作，以团结争取这批著名人士。二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共产党以半公开形式在香港从事活动，包括建立工作机构、设立秘密电台、人员居住、出版报刊等等，从而为党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三是1946年后内战的阴霾显现，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反映解放区和解放战争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开展城市工作，以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四是章汉夫等干部在办报、宣传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并有驻港工作经历，能充分掌握分寸，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基于上述因素考虑，中央于是派章汉夫等干部来香港主办《群众》周刊，后来还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
1946年10月29日，周恩来致电党中央并转方方、尹林平并香港工委，告称，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章汉夫等负责。并任命章汉夫为中共粤港工委书记。1946年冬，章汉夫达到香港后，还担任粤港工委书记兼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员。6月，香港分局将粤港工委改称香港工委，书记由章汉夫担任，香港工委下设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工委，许涤新为书记的财经委，乔冠华为书记的外事委，冯乃超、邵荃麟为书记的文化工委，章汉夫还兼任报纸工委的书记，同时明确章汉夫对外的公开工作是办《群众》周刊。
在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期间，他与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常委夏衍、许涤新、乔冠华一起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一份重要的工作就是担任《群众》周刊的主编，主持该杂志香港版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在主编《群众》周刊的过程中，章汉夫主要主持或参与了以下几项工作。
章汉夫主持了在香港申请出版《群众》周刊的筹备工作。当时与章汉夫同住一室的卢杰曾撰文回忆道：“在香港，第一次申请出版《群众》未获批准。后来有一天，章汉夫对我说，香港当局现在对我们有些松动，准备办第二次出版申请。后来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了2000元港币押金，章汉夫就将他自己、林默涵和卢杰改了名字，向港英当局办理了《群众》香港版的登记手续。第二次申请获得了批准。填表时，章汉夫改名为章翰，是督印人兼主编，并在政治面貌一栏写上了‘中共党员’四个字，这是他对外用的公开身份。”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在中共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各位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群众》香港版于1947年1月30日创刊。社址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33号2楼10座，平时日常刊务由林默涵、廖沫沙、黎澍、范剑雄等负责。在章汉夫这位党内经验丰富的文化宣传工作者的主持下，《群众》周刊香港版继续保持着原有的优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章汉夫通过各种关系为香港版《群众》周刊“储蓄”了阵容强大的作者群，旗帜鲜明地确定香港版《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章汉夫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影响，为《群众》周刊拉来了一大批撰稿者和作者。许多文化巨子和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曾先后在该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高岗、陆定一、廖承志、郭沫若、乔冠华、夏衍、胡绳、冯文彬、沙千里、千家驹、茅盾、翦伯赞、金仲华等人。在章汉夫的主持下，《群众》周刊香港版与上海版的方针一致，其内容主要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报道、评论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战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黑暗统治。其具体设置的栏目有：“社论”、“中共重要文告”、“专论”、“解放区报道”、“随笔”、“群众邮箱”、“国内外通讯”等。《群众》周刊是党的理论刊物，前期登载长篇文章多，于是有读者来信说这些文章太长又深奥，还说刊物的内容不够活泼多样。于是章汉夫动脑子想办法改进刊物的版面和内容，他在同夏衍商量后，决定开辟一个《茶亭杂话》专栏，请夏衍撰写一些介乎杂文和政论之间的随笔，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据有关资料记载，《群众》周刊每期的发行量约3400份，其中三分之一在内地发行。解放前夕，广东各级党组织正是从《群众》周刊中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领会党的方针政策，为日后开展土改工作和城市接管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在章汉夫等人的努力下，《群众》周刊与《华商报》《正报》一起，均为中共在香港的主要宣传喉舌，被称为“二大一小”（《华商报》为大报，《群众》为大刊，《正报》为小报）。三份报刊互相配合，彼此策应，共同推动香港乃至华南地区这一时期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
章汉夫除了参加每期的编辑工作和编务会议外，他还经常动手撰写卷首社论、发表国际时事述评。主要稿件都是他和林默涵等人亲自动手撰写，他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宣传国际、国内形势，以坚定侨胞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章汉夫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每次看完清样，回到住处时，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三、重视统战工作，参与秘密营救爱国民主进步人士
在港工作期间，作为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除了办报办刊之外，还非常重视做统战方面的工作。在做好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方面，章汉夫可谓是不遗余力，不仅利用各种机会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宣传党的政策，而且经常性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所谓“第三势力”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章汉夫还积极参与秘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进步人士，是运送工作专门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文化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离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办报之余，章汉夫经常利用工作关系同当时在港避难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爱国进步人士、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保持联系和交往，同他们交心，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述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同时聆听他们的反映、意见和要求，使他们了解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1948年，中央发出邀请，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回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李济深在接到中共的邀请之初，思想上顾虑重重，而且遇到了一些来自国民党等的外界障碍，因此他不愿意马上北上。章汉夫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与香港工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做其思想工作。很快，李济深便打消了各种顾虑，响应中共的号召，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秘密来到了解放区。
为了揭露和批判美蒋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以方方、章汉夫为首的中共香港分局根据党的政策和中央有关指示，积极组织民主人士对所谓“第三势力”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章汉夫等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人在《群众》和《华商报》积极发表批判文章，以帮助爱国民主人士打掉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章汉夫在1948年1月29日出版的《群众》上发表了《大公报的“中间路线”》一文，文章写道：“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利用‘中间路线’，替蒋介石拉些捧场的或者殉葬的人，……要他们不要对蒋介石太失望，不要对中共抱希望。”文章指出：鼓吹“中间路线”的实质就是“这样一个替蒋介石挣得喘息、分化中间力量的阴谋”。经过章汉夫等人在媒体上的宣传、解释，文化民主人士抛弃了对“中间路线”即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思想得到稳定，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的信心和认同感大大增加。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要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热烈欢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去，参加新政协会议。广大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对此热烈响应。为配合对新形势的宣传，号召广大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章汉夫先后在《群众》上发表了《论旧政协和新政协》《历史的转折点》两篇专论，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去的渴望。
为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安全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一场敦刻尔克式的“文化大营救”在香港秘密地展开了。章汉夫参加了运送工作专门领导小组的工作，由于他已经接到要去解放区汇报工作的通知，因此他既是领导小组成员，又是被运送的成员之一。他主要参与一些研究和决策会议，同时帮忙做些征求意见和动员工作，在他的动员下，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同意北上赴解放区工作。1948年9月13日，章汉夫陪同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一行十余人，乘船秘密离港北上。章汉夫离港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由夏衍接任，廖沫沙担任报纸委员会书记，香港版《群众》周刊一直出版到1949年10月20日，完成了历史使命。
建国前章汉夫两次到香港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予的任务。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