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铸成汉族的奴性

儒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铸成汉族的奴性

  中国光彩徐近皓

【内容提要】认真研究汉族形成于汉王朝以后的中国历史上那些改朝换代规律性，就会发现“尊孔崇儒”是每一个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开端，儒家的儒学成为“儒教”以后就是扼杀人才、培养奴才、实施国家社会“逆淘汰”的不二法门。所以，二十一世纪以儒学专家成为“长江学者”、祭孔尊孔的甚嚣尘上，甚至于要搞“儒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家社会主义”，那么儒家皇帝崇拜与奴才文化信仰必然的酝酿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倒退，新时代社会主义被儒学扭曲的结果就是又一个满清王朝的重蹈覆辙。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复兴传统文化切记不可以从“孔孟之道”的儒学开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努力一定是要批判“孔孟之道”克己复礼那种奴才思想。

         现在人们能够看得到的“儒学”，都是东汉王朝皇帝召集御用文人制造的“白虎通义”表达的东西，是一种存心在于“蓄意替皇帝利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当中孔子复古思想为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专门杜撰”，是一种“皇家定制文化”，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民间自然生长出来一种思想文化。这种心怀鬼胎打造出来的“统治中国人”之帝王权术“儒术”，是别有用心的产物，理所当然的就是帝王将相的宠物狗，故意培育出来愚弄中国人民和产生“愚民政策”的。所以，儒文化和道文化的最大区别是：儒文化立足于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奴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强化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无条件的依附性地位。道文化与之相反，主张无拘无束，自然率真的生活。如果中华文化的源头道文化是正题，后来居上的异治文化的鼻祖儒文化就是反题。道文化在本质上是自治文化，强调人生来就是自由自在的，与自然是一体的和不受约束的。因此，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也许大家不会同意，儒家文化是主张逆来顺受奴性异治文化的鼻祖，而奴性源自于麻木和服从。既不尊重别人的生命权利，也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利。满清入关时制造的“杨州十日”惨案和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就是明证。

   凡是“孔孟之道”蔚然成风的地方，说假话的“为天地立心”之类“大话、套话”就成为骗死人没商量的“高、大、上”招牌菜，使得虚伪的中国人面对暴力只能是唯唯诺诺，丧失了战斗力。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中国人即是死到临头，也要作“顺民”呢？扬州惨案时，近五十名中国青壮年男子在路上遇到了一名清兵，清兵喝一声：“蛮子来！蛮子来！”，众人便乖乖地跟着清兵走，没一人逃跑或反抗。走到刑场，清兵喝道：“跪！”，呼啦啦全部跪倒，还是无一人逃跑或反抗。然后排着队伸出自己的头颅去让人家砍，竟然麻木到如此程度，既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别人的生命，难道这就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据史料记载，清兵攻陷扬州后，“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葡伏，引颈受刀”。在抗日战争中，离杨州不远的南京被日军攻陷时，五万多名国军作了俘虏，其间也混有不少穿着士兵服装的团长师长们。日本人在甄别战俘的身份时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众手皆指向自己的团长师长们，结果指人的和被指的都被处死。并且这五万多名国军战俘，在只有近百名日军的看管下押往燕子矶屠杀的路上，不要说反抗，就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最后指人者也并没因“有立功表现”而免死。这种无耻的出卖自己长官的奴性行为，真是与汉奸无异。

 想想看，为什么“孔孟之道”两千多年来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改朝换代逻辑呢？为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能够一直大行其道呢？为什么仁义道德不能改朝换代呢？真理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对于暴力屠杀的“信仰约束力”呢？根本原因就是“儒学孔孟之道”本身自欺欺人，以骗局欺哄中华民族，表面上推崇“孔孟之道”的皇帝和儒家没有一个人愿意身体力行的做到仁义道德，就像苏联贪官污吏自己心底里就压根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还要让人民大众接受他们的特权愚弄，只能是到头来没有一个人相信“孔孟之道”及其近代史上的苏联模式杂交品种。正是如此，“孔孟之道”两千多年毒害的中国人即使是死到临头了，也要作顺民和汉奸。为了讨好日本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长官。既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别人的生命，这如何不叫人心寒？这难道是号称受儒家文化数千年教育下的“礼仪之邦”的国民吗？还有，据一名台湾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也不懂，五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两千人去屠杀。两千人，像猪一样任凭五个人屠杀。多么可怕的事啊！虽然那五个人有枪，也有刀，但那两千人并没有被捆着，完全可以动手反抗，可是他们没有！据某个幸存者口述，他曾怂恿其他人一起冲上去，可惜回应他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都知到两千人肯拼命一定能赢，但第一个冲上去的一定会死。所以大家都聪明地独善其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再看看揭露南京大屠杀内幕的才女，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文章当中说随着她对“南京大屠杀”细节研究的深入，其困惑也越来越深，终于不能自拔。最后，她竟以在车中用手枪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又有谁知道，她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形式，来抗议国人“怒其不争”的奴性行为。张纯如在自杀前对身边的亲友说：“在采访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这远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可以作贱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程度。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同胞的奴性”。懦夫与英雄的区别是：懦夫害怕牺牲，所以宁可屈从，也不想改变命运。英雄不怕牺牲，所以敢于抗争，最终创造了历史;庸人与伟人的区别也同样如此。要知道，奴性是汉奸顺民的基础，奴性越深，汉奸越多。对外献媚，对内残忍。外战如羊，内战如狼。因为奴性来源于麻木与服从，以及对自己和对他人生命权利的漠视和不尊重。但我想要问的是：国人的奴性，难道不是中国人数千年听从儒家的教诲，逆来顺受，无论何时都要当顺民的结果吗？所以我们对外柔而对内刚。内战时都是英雄，外战时都是狗熊！

             因此，应该提醒全世界的华人华裔：我们在隆重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时候，除了“国耻”和“警戒后世”之外，又有谁会想起才女张纯如用生命之笔蘸着血泪，对自己的同胞们写下的这句话呢？谁又会意识到，正是饱受儒家文化教育下的十恶不赦的奴性顺民精神，使我们成为懦弱而可耻的“汉奸遍地”的国家。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的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认贼作父的汉奸“伪军”比日本“皇军”还要多，达到惊人的210多万大军，创下了世界纪录。所以，我突然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讲，战争是血祭，是人类为自己的过错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这方面，有很多人对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与今天的日本人作比较后，很难将很有教养、彬彬有礼的现代日本人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联系在一起；一个是野兽，一个是君子。其实大可不必纠结这一问题，道理很简单：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可以将一个正常的人变为君子，但也可以将一个正常的人变为野兽，你我他概莫能外。

         这方面，曾国藩就是典型，满口仁义道德，杀人放火白骨如山，外号就是“曾剃头”，屠杀中国人的臭名昭著刽子手，却是被誉为蒋介石崇拜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儒家”，被今天的“新儒家”顶礼膜拜。事实上，曾国藩是满清王朝的第一“汉奸”，在有能力推翻满清王朝的情况下，故意心甘情愿的匍匐在满清皇帝的脚底下磕头，替满清皇帝与上海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勾结“洋人”残酷镇压“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中国人。倘若曾国藩与太平军、小刀会“合兵一处推翻满清王朝”，应该是恢复汉族管理中国的基本格局大好时机。

中国光彩集团副总裁徐群贵教授

201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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