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者炮轰：大陆新儒教是一种现代政治怪胎，体现了极权主义

 

 

 

腾讯儒学邹城讯 （宿译丹）2016年11月12日，由邹城市人民政府、中国孟子研究院、中国孟子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研讨会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成功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泰山学者梁涛，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清华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任剑涛，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室主任赵法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学理论研究室主任赵广明，以及来自各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儒学、哲学和政治学知名学者、儒学爱好者和新闻媒体等，共5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与会学者合影

 

本次会议主题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分为四个部分：1、儒学何为：内圣与外王；2、域外借镜：道德与政治；3、承继与超越：港台新儒学的方向；4、迷惘与歧出：大陆新儒教批判。研讨会正式开始。从这一安排中可以看到会议组织者的基本理念和良苦用心。

 

第一场讨论“儒学何为：内圣外王”由梁涛教授主持，他认为儒学既有内圣的一面，也有外王的一面，这源于孔子对仁、礼问题的重视，仁与礼的问题构成儒学的基本问题。从儒学的发展来看，必定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所以简单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对立是不可取的，未来大陆新儒学的发展应是建构起内圣与外王统一的儒家学说。但是梁涛教授强调，内圣、外王是有区别的，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其所涉及的实际是道德与政治的问题。道德培养人的德性，塑造独立人格，故以性善论为基础，而政治处理的是社会的公正、正义，是人的权益问题，往往以自然人性论为依据。对道德与政治不加区分，便会出现以道德代替政治，或以政治解决道德的问题，这种弊端在以往儒学史中是一直存在着的。梁涛教授还通过对孟子、荀子人性论的重新诠释，提出了重构大陆新儒学的思路和方案。

 

学者梁涛发言

 

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郭沂的发言涉及四个方面。首先，他对“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等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儒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所谓“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等都从属于儒学这个整体。其次，他对儒学和儒教作了区分，认为儒学是一种学术思想体系、哲学体系；而儒教是一种宗教形态。只有继承、弘扬和发展儒学的学者才有可能被称为新儒家。第三，他对儒教和以敬天法祖为主体的华教作了区分，认为前者应该和道教同时产生，形成于汉代；后者形成于远古，是中国古代的主体宗教和国教。最后，他认为心性是儒学的根蒂，再探心性，是重建儒学的根本途径。

 

学者郭沂发言

 

任锋指出：“中国本自拥有一个宪制演进传统。儒家对于习俗、惯例、共识、礼法的重视，正是发挥其培育宪制规则之功。儒家对于政治——文明变迁的认知，强调因承损益、保守维新，珍视涵育文教、政制于一体的礼治视野，为权力安顿和规范提供了一个正当而有效的框架。以三代典范与诸子为轴，保守宪制传统注重理解儒道与法家的复杂互动，在现代则须接受共和洗礼。”

 

学者任锋发言

 

韩星教授在讨论中指出“儒学的核心结构是内圣外王。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侧重外王，或侧重内圣，但是内圣外王之道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儒学全面复兴的过程中，还应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结构重建当代新儒学。只有这样才可能重建圆满的新儒学体系”。

 

学者韩星发言

 

针对专家以上的发言，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儒家思想史中解决内圣学与外王学的关系问题上的尝试进行了回顾，通过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试图从先儒的思想中发掘出有益于在当代社会中沟通内圣外王的智慧。

 

第二组论坛主题为“域外借镜：道德与政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宗教学理论研究室主任赵广明主持，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储建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兴分别发言，上海交通大学凯原讲席教授高全喜发来视频发言。

 

林安梧先生从“心性修养”和“社会公义”的角度对儒家“内圣”、“外王”的哲学进行了反思。“心性修养”指向“内圣”，“社会公义”指向“外王”，他认为“心性修养”不必为“社会公义”的先决条件，反而“社会公义”可能成为“心性修养”的基础，而这样的基础恰恰使“心性修养”显得更为平坦自然，并且人人都可为。

 

学者林安梧发言

 

储建国教授提出，“民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被当作舶来品。然而，如果透过概念的框框，去品味其背后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这个东西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古代先哲清晰地表达了这种传统，它在权力来源、权力授予和权力运用上有着与一般民主相同的含义，但有一个不同于现代民主的关键性的特征，那就是强调“仁”在民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离开了“仁”，民主生活就有可能堕落为野蛮的动物生活。为了突现这个特征，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民主称为“仁护民主”。可见，中国自古就有“民主”的传统。

 

学者储建国发言

 

赵广明重点论述了德性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德性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德性关乎内在自由，是自律；政治关乎外在自由。外在自由的实现需要法权的强制，而这种强制应该基于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及其自然关系。”

 

学者赵广明发言

 

康子兴做了题为《亚当·斯密的“立法者”科学》的发言，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然围绕财富、分工等经济问题展开，但其核心却是“正义”。重商主义时代无异于经济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列强对海洋和殖民地的争夺，对殖民地的奴役与屠杀便是其战国特性最激烈的体现。斯密究其根由，发现世界市场上争霸的诸侯实为绑架了国家意志的商人。在国内，商人与其他阶层，尤其是劳动者亦处在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下。斯密著述《国富论》的用心，既是为英国立法，劝勉主权者驯服资本，恢复正义；也是为时代立法，期待欧洲走出战国时代，重塑帝国之未来。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理解斯密的用心，就必须要理解其正义理论和道德哲学。

 

学者康子兴发言

 

高全喜教授因在美国访问，没能参加这次会议，但发来“寻求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公约数”的视频发言，主要讲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于中国的文脉传统或者儒家传统，要用历史或文明演进论的眼光来看待，这应该是一个“活”的传统，要经过古今之变。高全喜教授不赞成用后现代的、持续革命激进主义思想来抵制文明演进论的思想，也不赞成极端保守主义、泥古主义极右思想。其次，当今是一个制度转型的大时刻，健康的儒家应该考虑这种动力机制是在广大的人民，应该在社会和人民之中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儒家一直有民本思想传统，民本转化为民权，这是需要理论转型的。第三点，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儒家思想秉持的是和平主义的、化敌为有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这是适合整个现代社会法制、国际法的基础价值诉求的。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与国际法思想是有着内在切合点的。反对自我设敌、处处制造敌人的激进思潮。

 

高全喜教授认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在当今一片的嘈杂之声中，开辟出一种纯正的正道之音。在混乱而嚣张的思想境况下，在古今中西交会的时间点中，确立正道之声，抵御嚣张的国家主义，尤其是左翼思潮，以及与反动的泥古主义这两种思想的合流。

 

在发言之后进行的讨论中，学者们从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中关于德性与政治的探讨出发，分析了西方哲学、政治学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处理，以及其对于儒家在融贯内圣学与外王学上的可资借鉴之处。赵广明强调“目前国内很多学者推崇赋予国家道德使命，甚至提倡以道德为政治的根基，一定要警惕这些观点对于自由权利的现实副作用”。

 

下午2时，研讨会在孟子书院继续进行。第三组论坛主题为“承继与超越：港台新儒学的道路”，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主持，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迎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刘乐恒、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郭萍分别发言。

 

任剑涛教授在会上做题为《为“现代”儒学定位：“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取向与学理贡献》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现代新儒学要应对的问题就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之际，如何让儒学的延续具有现代特征，这是现代新儒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关于儒学的现代性的问题，大致有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是反现代的。第二种立场是反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新儒学，认为现代新儒学的观点还是不够现代化。第三种立场是混淆传统与现代。认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很久之前就实现了，战国秦汉就有建立现代国家的经验和记录。在今天的语境下，后两种立场即反现代的新儒学或混淆传统与现代的新儒学所趋向于权力的筹划，要么是没有良心，要么就是知识判断有误。任剑涛反对将政治与学术道义混为一谈，他认为内圣外王的问题必定要经历罗马式的分裂，那就是，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谁要想开出或转出，那就是一场现代迷梦。

 

学者任剑涛发言

 

赵寻在其《孟子：儒学普世主义的可能与基础》为题的发言中指出，孟子以对“圣王”的剥离所形成的新的“圣人”观念，所开辟的“恻隐之心为仁（之端）”的新仁学，不仅使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的启示，获得了“为仁之不容己”的主体性原则的保证，而且，孟子“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的“仁义内在”理路，也使在“仁者，人也”的自觉中成为主体的人，在自由的实践中，获得了仁义的定向，避免了“自由vs道德”的现代性困境。因而，他认为，“自由儒学”是当下儒学的应有之意和必然发展。为了论证其构想，他首先比较了原在汉唐政治思想中心议题如井田、辟雍、封禅、巡守、明堂制度在宋明儒学中的消失，以及起而代之的公田、义庄、义塾建设，农商并重观念，乡规民约的普及村民自治实践，雇佣兵制度等，然后指出：这与中国早期现代社会的出现有着内在的联系。他继而指出这与孟子以五亩私宅为基础的农商养植，老安少怀的社会设计，养民教民、以七十里之国而文明化成天下的论述，是完全一致性的；但宋儒对孟子的重新发现，则不仅与当时的情景固然有关，更与孟子“为仁之不容己”的自由主体原则，因应了十世纪以来种族与宗教、国家与政府、权利与道德、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分化。两宋作为中国文明巅峰的成就，与其政治思想的选择与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这是孟子在今天仍有的价值和启示。故而在一开始，赵寻也对近年一些以政治儒学为名，在儒学内部发起的针对孟子与宋明儒学的否定，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这一儒学“国家主义”（statism）思潮的产生，除了环境，主因即是他们对现代“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性质和要求明显的无知。

 

学者赵寻发言

 

刘乐恒论述了现代新儒家从“内圣开外王”到“内圣转外王”的转变，他认为“内圣转外王”较之“内圣开外王”更能完整地保存儒家作为整全性的理性学说的特色，而又不必像“内圣开外王”一样“伤筋动骨”。这可以很好的解除儒家在政治哲学思想上的焦虑，同时也更能够与其他文化与宗教一起，凝聚共识，促进保障个体基本权利等相关制度的建立。

 

学者刘乐恒发言

 

陈迎年讲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指出现代儒家有一个理论共识，即坚持内圣外王架构，坚持古今中西对话，勾连“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一共识在今天依然深刻和重要。其次，他强调现代新儒家的建设道路是纵横交错、相互支撑、不能还原的两条，即一条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下贯之路，一条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上升之路。第三，他认为对现代新儒家的误解主要源于将其双向道路仅仅理解为下贯之路或者上升之路，从而进退失据。最后，他希望大陆新儒家既能着眼于下贯之路“与”上升之路的“交叉点”，又可划分界限各行其道，让道德归道德，政治归政治。

 

学者陈迎年发言

 

郭萍以《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及可能出路》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的发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从解决问题的积极意义上讲，20世纪现代新儒学比当前的大陆新儒教更具理论参照价值。第二，现代新儒学也存在理论缺陷，因其“老内圣”与“新外王”断裂的诟病，导致了其无法解决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因此还要超越现代新儒学。第三，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出路：初步提出了关于“自由儒学”的理论构想。其主旨就是以仁爱为大本大源，确立个体的绝对主体性，进而以个体自由的根本价值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

 

学者郭萍发言

 

在之后进行的讨论中，学者们探讨了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由儒家原有内圣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理论进路的利与弊，对于港台新儒家面对现代社会转型对儒学所做出的理论创新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第四组论坛主题为：“迷惘与歧出：大陆新儒教批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儒教室主任赵法生主持，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中国民航大学人文学院蒋孝军、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杨生照分别发言。赵法生主任指出了蒋庆政治儒学的三大误区，包括蒋庆对于孔孟思想的误读，对公羊学说的推崇等，是对于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的演变缺乏基本认知的结果。赵法生还批判了蒋庆对现代新儒家的误解，以及对于大陆新儒学发展的误导，认为蒋庆给现代新儒家扣上了所谓“四个极端”的帽子，其实，真正充满极端精神的是蒋庆的政治儒学本身。他以断章取义的态度对待儒家思想本身，字里行间充满二元对立观念：说孔子的思想重心是礼而不是仁，是将仁与礼对立；把孔子的人性论曲解为性恶论，是将孔子对于人本身善性的肯定和对于人性中恶的方面的揭示相对立；割裂儒家一向强调的心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将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对立起来。

 

学者赵法生发言

 

黄玉顺教授做了题为《“新儒教”的本质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的发言，主要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新儒教”的政治特征，2、“新儒教”不是真正的儒家传统，3、儒家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并对“新儒教”的政治特征做了具体论述。认为“新儒教”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新儒教并非儒家的传统，也不是中国的传统，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政治怪胎，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极权主义。拿“贤能政治”来说，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前现代社会下的贤能政治，选择官员的标准不是出身、社会地位等，而是他们的才能。还有一种是现代性的贤能政治，他是民主政治下的制度安排。而新儒教有意无意的混淆这两种政治贤能，试图用古代话语的“贤能政治”来为“极权主义”张目。另一个特征是“国家主义”，这是“极权主义”的必然产物，“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就必然会走向“帝国主义”。这是很危险的。

 

学者黄玉顺发言

 

蒋孝军做《传统教化观念的变革与歧出》的发言，明代以来，中国教化观念存在几个有益的改革方向，这些改革或许不大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就实现，从儒学发展的千秋大业来说，这些方向无疑是要坚守的，尽管可能会不断有很大的外力阻挠以及在思想观念层面存在着巨大转型需要面对。第一、平民化与人文化。平民化与人文化应该说在孔夫子时代就是一种鲜活的传统，第二、教化的互助化、自治化和制度化。儒家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互助、自治的市民力量，人们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中守望相助、相互扶持，同时也互相促进、互相勉励。第三、教化与政治权力保持各自应有的独立和距离。第四、对其他宗教思想持接纳态度，不排除儒学宗教化的方向。儒家的发展路径向来是多元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时代，更应该要有海纳百川的信心。今天无疑存在着一些歧出。这些歧出主要在于两方面，第一、一些人对现代普适观念缺乏理解，导致把一些过往陈迹当成不变的真理；第二、一些读书依然对“得君行道”的帝制儒学有期待，从而主张一些虚妄且错误的主张。

 

学者蒋孝军发言

 

杨生照认为：随着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势冲击，与此相联系，实现儒学及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即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近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学者的主要思想工作，也是当代儒学研究和重建所应有的基本视域。

 

学者杨生照发言

 

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固有的文化有一种文化情怀，这是非常正常且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不能从这种文化情怀出发引出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尤其是对于现代性价值的相对主义态度。在我看来，现代性价值和现代化道路可以概括为“一”与“多”的关系，即：现代性价值是“一”，它就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优先等价值观念；现代化道路则是与各个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特色相关。

 

所以，儒学要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就必须对其固有的那种强调义务、责任、群体优先的价值观念做出调整转换，引入和接纳现代性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优先的价值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儒学的核心观念“仁爱”或“仁义”出发，从中阐释出一套自由、权利的观念，而这种阐释其实就是儒学在当代的一种重建。

 

在发言之后进行的讨论中，学者们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一称号不应被限定为主张所谓“政治儒学”的蒋庆等人，因为他们不仅不是大陆新儒学的主流，也遮蔽了大陆新儒家的多元化生态，他们的主张实质上是一种“新儒教”。学者们普遍认为，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不可能分离，儒学应该在内圣学与外王学即仁与礼这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创新性发展，才可能在当今社会焕发出喷涌不息的勃勃生机。

 

会议的最后，梁涛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认为本次会议达成几点共识：1、儒学的基本内容是内圣与外王，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重是未来大陆新儒学发展的方向。但心性与政治属于不同的领域，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应对二者做适当的区分，在差异中寻求二者的联系和结合。2、从梁漱溟、熊十力第一代新儒家到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第二代港台新儒家，他们将儒学的恒常价值与科学、民主的普世价值相结合，这一基本路向仍是应该继承的。但他们面对新外王与老内圣，并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也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儒家的礼学传统缺乏信心，这也是导致其没有完成儒学转型的原因所在，故对于港台新儒学在继承的基础上还应该有所超越。3、当前的大陆新儒教是儒学发展中的逆流和歧出，其在现实和政治中的表现值得关注和警惕。

 

针对与会学者提出的“自由儒学”的说法，梁涛提出，“如果自由儒学可以成立，那么它是一本，还是二本？是以仁义为本，还是以自由为本？仁义与自由是一体之两面，还是主次、从属关系？”赵广明、赵寻等认为可以用自由来解释仁义，认为自由儒学是儒学发展在当下的应有之意与必然。自由应是道德的根据，也应是仁义之根据，儒家的精神是可以与自由相通的，自由与仁义相结合，使仁义更坚实了，坚不可摧！而任锋、储建国等学者则提出儒学可以吸收自由，但应坚持以仁义为本。没有仁，生命和自由只是某种存在，而不具有意义的存在。梁涛认为关于仁义与自由的问题，新儒家学者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从内圣、外王的不同层面，从人性论、礼法论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做出思考和探讨。为此明年上半年准备再召开一次“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与启示”学术研讨会，既是对本次会议议题的深化，同时也对自由、权利、平等等价值理念与儒学的结合做出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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